南平市图书馆

（一）事：朱熹童蒙教化行动的逻辑起点
  朱熹集《小学》书，就是“使学者得以先正其操履行”，让学习者在具体的事务性道德实践中培养节操，修身正心，养成圣人之基。朱熹说：“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③“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④并认为，“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在教化内容选择上应“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①可见，在朱熹看来，童蒙教化即在于授以礼、乐、射、书、数之文，践行心术之要、威仪之则、衣服之制、饮食之节的内涵，通过对伦理道德规范的效仿和反复训练，从而为“大学”进行格物致知的道德践行创造良好的道德心理基础。
  以“事”为逻辑起点，也体现了宋代儒学的时代转向，即从精英伦理走向大众伦理，从静态的儒学走向动态的儒学的转向，也有如陈来先生所言的从“作为哲学的儒学”向“作为文化的儒学”的转向。儒学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思想存在，而且是社会化、制度化、世俗化的整合的文化形态存在。吾淳先生甚至认为：“直至宋代，中国社会的伦理始以真正基层伦理亦即家族或宗族伦理的形式出现，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②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③影响着时代的进程，把精神、思想层面的理学伦理转化为文化、生活层面的行动规则，从本体论的抽象思辨转化为方法论的具体操作，形成一套生活型伦理教化行为体系。
  “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④这种基于孩童认知规律的教以“眼前事”的教化原则，使得儒家行为伦理规范和孝亲敬长等道德观念在童蒙世界中获得了合理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从而增强其主动履行儒家道德伦理规范的可能性和自觉性，也使日用人伦“敬”的情感在童蒙中油然生发。“夫《小学》大旨，前贤论之甚详，余括其要而言之，不离乎‘敬’之一字。”⑤“持敬”被朱熹视为心性修养的根本工夫，是体认与践行天理的最基本的方法论，是“圣门第一义”。这样，“事”与“敬”二者即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即由“事”生“敬”，并“持敬”从“事”，童蒙感怀自主自律的畏谨之心，在洒扫应对进退之“事”中，养成专一、笃定的人生态度，居敬持志，涵养义理。
  （二）学、教：童蒙教化的两个行动面向
  《小学》“立教”开篇即引用《中庸》中子思的话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则天明，遵圣法，述此篇，俾为师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学。”①“学”与“教”，被朱熹摆在了重要的位置。朱熹认为人性是由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共同构成的。天命之性是本然之性，现实的人性只是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必须通过气质之性来实现。变化气质的主要途径就是教化，而教化即是一个由学和教构成的一个双向性的活动。
  “学”才能变化气质，彰显人性中的天命之性。“修道之谓教”，朱熹等理学家认为：有学而无教，就能知其性与天道的人，那是圣人，大凡世人都需通过学来修齐治平。教，就是使世人“学其学焉者”的实践行动。“教”的广泛性，在南宋时代，使得理学家十分关注教化的普及性问题。②《小学》专辟一卷“立教”，在“稽古”、“嘉言”、“善行”三卷也分别设置“立教”、“广立教”、“实立教”，讨论童蒙教化原理与行动，让施教者懂得教化之道，教化之则。
  在“学”与“教”的双向行动中，朱熹认识到童蒙知性未开，所以在编撰《小学》中非常重视考虑童蒙的认知特点、能力和兴趣。朱熹在与其弟子刘清之探讨《小学》编撰问题的书信中，曾书云：“文章尤不可泛，如《离骚》忠洁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经一篇已自多了。《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涩难读，恐非启蒙之具。却是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③又引用程颐的话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④
  从《小学》编撰形式来看，其所集古圣格言至论，均为只言片语，短小简约。清雍正帝胤禛评价《小学》说：“其言约，其理该。”⑤而且，《小学》每一语录皆相对独立，并列呈现。这样的编排不仅符合蒙幼抽象逻辑思维未完成性的特点，便于其接受、学习与记诵。而且，由于当时塾师水平参差不齐，如此的语言表达和逻辑结构处理，也降低了塾师等施教者讲授的难度，有利于《小学》在各阶层中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