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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十分重视童蒙教化的独特作用。他将编撰蒙书作为其实现童蒙教化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通过教材编撰，使他的教化理念“物化”为童蒙教化的规范文本；另一方面，藉由蒙书的使用与推广使理学教化普及化和民间化，从而推动社会秩序的重建。下文将以朱熹蒙书《小学》为例进行分析。
  一、从《小学》看朱熹童蒙教化的使命
  （一）《小学》的要目
  《小学》全书六卷，分内外两篇。内篇有四个纲目，分别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两部分：一是嘉言，二是善行。内篇以选录先秦史迹、孔孟之言和《列女传》《内则》《曲礼》《学记》《王制》《尚书》《周礼》《弟子职》《乐记》《少仪》等儒家经书为主，重在说理，为全书之正篇。外篇是贤德之士的嘉言善行，重在实证，为全书之附篇。
  内篇中的“立教”卷主要是对父母、塾师等施教者而言，大都选自孔孟之言和《礼记》等篇，阐述古之教化内容和方式方法。“明伦”卷分以“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交”五目，详细阐发“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原则。“敬身”卷分为“心术之要”、“威仪之则”、“衣服之制”、“饮食之节”，对童蒙个人内在修养进行了规范。“稽古”卷是内篇中的实例故事，主要记载先秦时圣人贤者已行之迹。
  外篇的“嘉言”卷从“广立教”、“广明伦”和“广敬身”三目，采摭汉以后包括诸多宋代贤者的良言以明训童蒙，不仅告知童蒙该如何做，也告诉教化童蒙的方式方法。“善行”卷从“实立教”、“实明伦”、“实敬身”三目，广泛列举古之贤人志士躬身践履的事例，为童蒙积极以身力行提供范例，从“嘉言”到“善行”，也体现了朱熹的知行相须、致知力行的理念。
  《小学》一书最重要的部分乃是内篇中的明伦和敬身。而在这二者之中，则又以明伦更为重要。①立教的目的是为了明伦，敬身也是为了明伦。“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嘉言”和“善行”六卷，构成了一个逻辑严谨的教化体系。前三篇从施教者如何立教到学习者如何修己外达，形成了一个理论解释框架，后三篇紧扣立教、明伦和敬身主旨，着重以具体例证来说明义理。这样的编排逻辑，体现了古人为学之序，凸显了理性与情感的结合、认知与践履的结合、抽象与具体的结合的重要作用，使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化为人伦日用的言行规范，开创了严密的童蒙教化内容体系，由此逐步拉开理学伦理在民间的普及化序幕。
  （二）《小学》的价值诉求
  关于《小学》一书之撰作，朱熹在《小学原序》中说到：“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今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读者往往直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无古今之异者，固示始不可行也。今颇搜辑以为此书，授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②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编撰《小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针对当时启蒙教化典籍不全、无适宜教材可用的情况，致力于为童蒙教化提供读本，对儒家教化作个补缺，以便继圣贤遗志及三代之风，用圣人教人之“定本”，教童蒙正心、敬身、明伦，以摆脱利欲纷争、价值观混乱、道丧学绝的局面。正如朱熹本人所云：“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书，那个是做人的样子。”③另一方面，朱熹鉴于儒家四书、五经的义理精深、古奥，不利于知性未开的儿童学习，故而在教化内容选取、类目编排和体例上下足了功夫，以切合童蒙教化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小学》的教化对象不仅仅是童蒙，还包括需要弥补学识的成年人，童蒙父母、教师等人。当一些“磋过”小学教育的成人向朱熹请教时，他建议读《小学》，以“补填前日欠缺”，从而“栽种后来根株”。
  《小学》书中为童蒙、学习者划定了伦理道德规范的边界，也为教育者指明了启蒙的要目和方法。由此可见，朱熹编撰《小学》的价值诉求与使命一方面在于教化童蒙，另一方面体现了朱熹力求扩大教化的社会基础，普及他的义理学说的意图。《小学》起着教化奠基的作用，明儒施璜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曾说：“《五经》以《四书》为阶梯，《四书》以《近思录》为阶梯，《近思录》以《小学》为阶梯，此《小学》一书所以为万世养正之全书，培大学之基本也。”①这样，《小学》一书成为通往儒学大典的奠基之作，还往往被封建知识阶层视作一部可随时检照性理修养的律己宝册。朱熹本人也曾言：“修身大法，《小学》书尽备矣。”②
  二、朱熹童蒙教化的行动
  （一）事：朱熹童蒙教化行动的逻辑起点
  朱熹集《小学》书，就是“使学者得以先正其操履行”，让学习者在具体的事务性道德实践中培养节操，修身正心，养成圣人之基。朱熹说：“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③“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④并认为，“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在教化内容选择上应“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①可见，在朱熹看来，童蒙教化即在于授以礼、乐、射、书、数之文，践行心术之要、威仪之则、衣服之制、饮食之节的内涵，通过对伦理道德规范的效仿和反复训练，从而为“大学”进行格物致知的道德践行创造良好的道德心理基础。
  以“事”为逻辑起点，也体现了宋代儒学的时代转向，即从精英伦理走向大众伦理，从静态的儒学走向动态的儒学的转向，也有如陈来先生所言的从“作为哲学的儒学”向“作为文化的儒学”的转向。儒学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思想存在，而且是社会化、制度化、世俗化的整合的文化形态存在。吾淳先生甚至认为：“直至宋代，中国社会的伦理始以真正基层伦理亦即家族或宗族伦理的形式出现，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②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③影响着时代的进程，把精神、思想层面的理学伦理转化为文化、生活层面的行动规则，从本体论的抽象思辨转化为方法论的具体操作，形成一套生活型伦理教化行为体系。
  “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④这种基于孩童认知规律的教以“眼前事”的教化原则，使得儒家行为伦理规范和孝亲敬长等道德观念在童蒙世界中获得了合理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从而增强其主动履行儒家道德伦理规范的可能性和自觉性，也使日用人伦“敬”的情感在童蒙中油然生发。“夫《小学》大旨，前贤论之甚详，余括其要而言之，不离乎‘敬’之一字。”⑤“持敬”被朱熹视为心性修养的根本工夫，是体认与践行天理的最基本的方法论，是“圣门第一义”。这样，“事”与“敬”二者即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即由“事”生“敬”，并“持敬”从“事”，童蒙感怀自主自律的畏谨之心，在洒扫应对进退之“事”中，养成专一、笃定的人生态度，居敬持志，涵养义理。
  （二）学、教：童蒙教化的两个行动面向
  《小学》“立教”开篇即引用《中庸》中子思的话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则天明，遵圣法，述此篇，俾为师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学。”①“学”与“教”，被朱熹摆在了重要的位置。朱熹认为人性是由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共同构成的。天命之性是本然之性，现实的人性只是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必须通过气质之性来实现。变化气质的主要途径就是教化，而教化即是一个由学和教构成的一个双向性的活动。
  “学”才能变化气质，彰显人性中的天命之性。“修道之谓教”，朱熹等理学家认为：有学而无教，就能知其性与天道的人，那是圣人，大凡世人都需通过学来修齐治平。教，就是使世人“学其学焉者”的实践行动。“教”的广泛性，在南宋时代，使得理学家十分关注教化的普及性问题。②《小学》专辟一卷“立教”，在“稽古”、“嘉言”、“善行”三卷也分别设置“立教”、“广立教”、“实立教”，讨论童蒙教化原理与行动，让施教者懂得教化之道，教化之则。
  在“学”与“教”的双向行动中，朱熹认识到童蒙知性未开，所以在编撰《小学》中非常重视考虑童蒙的认知特点、能力和兴趣。朱熹在与其弟子刘清之探讨《小学》编撰问题的书信中，曾书云：“文章尤不可泛，如《离骚》忠洁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经一篇已自多了。《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涩难读，恐非启蒙之具。却是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③又引用程颐的话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④
  从《小学》编撰形式来看，其所集古圣格言至论，均为只言片语，短小简约。清雍正帝胤禛评价《小学》说：“其言约，其理该。”⑤而且，《小学》每一语录皆相对独立，并列呈现。这样的编排不仅符合蒙幼抽象逻辑思维未完成性的特点，便于其接受、学习与记诵。而且，由于当时塾师水平参差不齐，如此的语言表达和逻辑结构处理，也降低了塾师等施教者讲授的难度，有利于《小学》在各阶层中的传播。
  三、朱熹童蒙教化的载体
  （一）诗、礼、乐：童蒙教化的方式载体
  《小学》辑孔子言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①诗、礼、乐是教化的基础，兴、立、成是个体从初始立身到教化影响他人的过程。在“稽古”卷中，朱熹引用孔子教育自己的孩子学诗、礼的典故来教化后人。他认为学《诗》，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学《礼》则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故能立。关于乐教，《小学》一书也多处辑录了《乐记》的相关言论，在“立教”卷中记载了舜曾令夔（舜臣名）去典乐以教化子民的典故。习于乐有以存养其善心，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
  在这三者教化之中，朱熹更强调的是礼对童蒙的教化作用。他对周敦颐《通书》中的“礼，理也；乐，和也……故礼先而乐后”的观点表示赞同，将“‘礼’作为象征三代治道合一的最佳范畴”。②朱熹认为有了礼的立才有社会的和谐，乐才获得存在的基础。
  朱熹重视礼对童蒙的教化意义，亦出于礼的独特本质。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说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礼即事即理”的理论建构，使“礼”成为天理在现实人伦关系里的“着实处”。通过“由理入礼”的过渡，使天理化为具体可“事”的仪礼规范，用以教化童蒙，从而“由礼明理”，藉以《小学》通俗化、浅近化的转换，实现理学伦理精神的现世普及和民间渗透。故而，《小学》全书，论礼之处，不胜枚举，有家礼、宗族礼、饮酒礼、君
  ①《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7页。
  ②梁君：《由思想而行动——南宋理学家伦理实践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51页。
  臣礼、亲友礼、士相见礼等。所辑六卷，离不开“礼”的布施。明人伦、广立教、稽先古、集嘉言、推善行，亦在于建立“礼”的教化理论体系与道德实践指南。《小学》因此也既被视作启蒙读物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二）家庭、学校、社会：童蒙教化的空间载体
  宋代“右文”的文教政策、发达的教育事业以及社会发展的切实需要，为朱熹童蒙教化的渗透与普及提供了良好的外围环境，从而建立层次分明的教化体系。
  1．家庭教化
  朱熹从5岁至14岁时是受业于家中的，并在其父亲朱松过世后，深受“武夷三先生”家庭式的开化启蒙。因此，朱熹十分重视家庭、家族教化对孩童成长的影响。在“明伦”中，朱熹从侍奉父母、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衣着打扮、卫生清洁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要求。构筑了一道立身修身、谨尊孝悌的人伦道德之基。
  朱熹重视家庭教化，也与宋代家庭教化在童蒙教化中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相关联。如欧阳修“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而以获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寲然有声。”①又如，苏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②这些在私塾和家塾之外，由家长亲自担任教师的家传私学，对孩童的启蒙发挥着重要作用。
  朱熹也十分重视家训、家礼的教化价值，《小学》多处引用了《颜氏家训》《杨文公家训》以及诸葛武侯《戒子书》的内容进行教化。朱熹本人也作了《家训》，倡导家庭亲睦、人际和谐、重德修身。作为家训的延伸，族训、族规也广泛存在于宋朝社会。抚州金溪的陆九渊陆氏家族，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弟子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晨揖，击鼓三叠，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惰懒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又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定定定定。”①朱熹正是感受到这种家庭和家族内部规约的力量，故而不惜余力推广，亦采摘古礼之精要，借鉴司马光的《居家杂仪》，采用通俗化的语言汇编而成《家礼》一书，作为对宗族子弟日常行为的规范文本，借此为童蒙修身立命创造第一环境。
  2．学校教化
  宋代经过三次大规模兴学，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多性质、多类型的学校教化机构，从而呈现出“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②的景象。在童蒙教化机构建设方面，宋朝统治者将原属于中央一级的国子监小学推行到州县，大大推动了小学的发展。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下令，地方州县都可设置小学，“天下州县并置学校，州置教授二员，县亦置小学”。③
  北宋小学教化的兴盛延续至南宋。据南宋耐德翁的《都城纪胜·三教外地》记载：“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包含了诸王宫小学、宗学小学、内小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④
  宋代蓬勃发展的童蒙教化事业为《小学》中所倡导的教化使命起到了有效的传播作用。不仅如此，在这个文教兴昌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也不甘寂寞。朱熹重视后天教化对人的影响，认为教化除了能“变化气质”之外，还能改变社会风气。他欲以《小学》书作为启蒙教化的教材，并随着此书的推广和使用，对良善社会风化的形成起着补助作用。因而，朱熹也非常重视童蒙教化机构的建设。特别对义学（或义塾）、家塾、族塾、村塾、冬学在内的各种民间教化机构积极支持。朱熹从政期间，每到一处，总以明教化、正风俗为先务，积极兴办书院，规劝当地父老遣子入学。从政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⑤
  3．乡里教化
  朱熹非常重视将理学传播的空间由基于血缘之家族向基于地缘之乡里进行扩展，一方面为童蒙教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大环境，另一方面，将童蒙教化内容与思想进一步渗透与普及乡里，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乡里教化的推行主要依赖乡约、谕俗文、乡饮酒及堂会、民间话本及文艺活动、禁毁淫祠、旌表名贤等方式手段。
  朱熹尤其重视乡约民规的秩序整合力量。为此，他将乡约条目辑入其《小学》。他在答刘清之关于《小学》编撰问题时说：“末卷益以周、程、张子教人大略及《乡约》《杂仪》之类别为下篇。”①在书中引用了《吕氏乡约》，并曾编订《增损吕氏乡约》。朱熹希望借乡约民规，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在一定地域提倡和推广理学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劝善惩恶、广教化、敦风俗，使理学伦理得以在民间自发自觉地蔓延开来，营造出儒家理想世界里的和谐有序的乡风，从而为童蒙心性的发展提供一个理想的外部大环境，使“圣贤坯璞”得到更好的雕饰。
  （三）印本书：童蒙教化的传播载体
  教化思想与内容必须借助一定的技术和媒介来传播。宋朝雕版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使印本书取代了落后的手抄书，成为南宋教化传播系统的主要传播媒体，在传递空间和传播速度上大大推进。作为文献家和积极从事刻书的朱熹，充分利用了宋朝印刷业的发展来推广其启蒙教化文本。
  《小学》成书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这一时期，正是雕版印刷技术兴盛并广泛应用于文化领域的重要阶段，这就为《小学》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技术依托。宋代版印事业空前繁荣的一个表现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涌现了众多的刻书机构和个人。官刻、私刻交互分布，在宋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刻书出版网络。②在北宋雕印事业的基础之上，南宋版印技术得到广泛的普及和应用。朱熹晚年所生活的福建建阳，成为当时版印事业的核心区域之一，号称“图书之府”。①朱熹也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②张栻及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在地方做官时都刻印过不少精美的图书，③陆游曾说：“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④朱熹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推广和传播其所编撰的童蒙教化读本的。朱熹热衷于出版刻书，其刻本的种数达三十几种之多，闽、浙、赣、湘，宦迹所在，均有刻书，其中就包括《小学》。朱熹曾在武夷精舍刻印《小学》六卷，封面作“武夷精舍小学之书”，这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使用封面的图书。不仅如此，朱熹在建阳崇化书坊还拥有专门的刻书工场，即书库，由其婿刘学古、季子朱在打点，门人林择之担任部分发行工作。朱熹刻印书籍，除了传播其思想学说，也从中赚一点“文字钱”以弥补其俸禄之不足。⑤
  由于朱熹作为一代大儒的身份和社会影响，《小学》一书问世之后，备受推崇，知名的文人学者纷纷给它作笺释注解，官家、私人不断刻印，版本之多，印制之精工，凌驾乎一切蒙书之上。⑥这样，在南宋开明的文教政策、兴盛的学校教育以及朝廷大力推行图书传播的背景下，由于朱熹个人的刊刻和极力推广，以及刻书出版的群体规模效应的影响，《小学》一书得以流行于社会各个领域。私塾、乡校、官学都把《小学》奉为启蒙经典教材，上至朝廷下至士林，无不推崇。不仅在南宋，后世也广为流传，并呈现出多种刻本，有元刻本、明刻本等，甚至被传播到日本、韩国等国家。例如在韩国，世宗曾亲命宫廷铸字刻印《小学》定本，以广流布。⑦在朝鲜，甚至把《小学》作为殉葬品，足可见《小学》的深远影响。
  四、结语
  通过对《小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童蒙教化体系内在包含了价值目的、内容选择、实践逻辑、教化和传播载体等要素，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有机整体。朱熹把童蒙教化看作是“圣功”，为此，他整合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教化主体和空间系统，为儿童启蒙创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同时，朱熹通过编撰蒙书、归纳读书法、由理入礼等方式手段精心组织和利用教化中介系统，为教化者、童蒙提供了一套理学伦理框架下的实践指南、制度规范与行为准则。
  （原刊于《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

①《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1页。 ②《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3页。 ③《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1页。 ①《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2～383页。 ②《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8页。 ③《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4页。 ④《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5页。 ①《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3页。 ②吾淳：《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主要关于儒家伦理可能性问题的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6页。 ③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12页。 ④《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1页。 ⑤《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①《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5页。 ②梁君：《由思想而行动——南宋理学家伦理实践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64页。 ③《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0页。 ④《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4页。 ⑤《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1页。 ①《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75页。 ②《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801页。 ①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4页。 ②《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04页。 ③乔卫平：《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 ④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8页。 ⑤苗春德：《宋代教育》，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00～411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48页。 ②于兆军：《版印传媒与两宋文学的传播及嬗变》，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1页。 ①于兆军：《版印传媒与两宋文学的传播及嬗变》，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58页。 ②朱熹：《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45页。 ③朱熹：《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④陆游：《跋历代陵名》，《陆游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232页。 ⑤方彦寿：《朱熹刻书事迹考》，《福建学刊》1995年第1期，第75～77页。 ⑥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42页。 ⑦《小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