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柳永和朱熹的文化人格可以从他们对功名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上进行比较。
  柳永屡试不第，表面佯狂，骨子里却放不下功名利禄，曾多次寻找机会干谒权贵以求引荐，可以说，柳永是北宋创作干谒词第一人也是最多的一个。据《后山诗话》记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骩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变闻之，作宫词号“醉蓬莱”，因内官达后宫，且求其助。仁宗闻而觉之，自是不复歌其词矣。会改京官，乃以无行黜之。后改名永，仕至屯田员外郎。”②为得到赏识和重用，柳永可谓费尽心机，不仅向内官请求援引，也曾干谒当朝宰相晏殊，不料被晏殊数落了几句，说他没有作为官员应有的文化品格，只好尴尬地无言而退。柳永很多词“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真实地再现了北宋繁华富庶的盛世图景，但不可否认一些作品有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之嫌。如《玉楼春》有三首写皇家庆典，皆是谀美应景之作。柳永还有意创作了不少投献之作，如《送征衣》《御街行》（燔柴烟断星河曙）、《永遇乐》（薰风解愠），据薛瑞生《乐章集校注》考证，都是为宋仁宗祝寿而作。又有《早梅芳》词是投献给杭州知府孙沔的，《一寸金》（井络天开）为投献益州太守蒋堂所作，《永遇乐》（天阁英游）为投献苏州太守而作，大都刻意歌颂主人的事功人品，含蓄地表达了希望主人纳贤好客、提携自己的愿望。这些应酬文字都暴露了柳永强烈的功名意识、摆脱低微社会地位的渴望。及第被黜，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打击，既愤愤不平，又不失时机到处干谒请托，进而形成依附人格和从众心理，随俗浮沉，足见其人格的矛盾性。
  但柳永毕竟不同于功名利禄之徒，干谒求官主要是为了实现他少年时代的儒家理想，作为文人他还是有一定的操守。他不时在词中表达对这种奔波竞走生涯的冷静反思和厌恶：“九衢尘里，衣冠冒炎暑。”①黄氏在《蓼园词评》里评说：“趋炎附热、势利薰灼、狗苟蝇营之辈，可以‘九衢尘里，衣冠冒炎暑’二语尽之。耆卿好为词曲，未第时，已传播四方……是耆卿虽才士，想亦不喜奔竞者，故所言若此。此词实令触热者读之，如冷水浇背矣。意不过为‘衣冠冒炎暑’五字下针砭，而凌空结撰，成一篇奇文。”②在经受上层社会的冷眼、饱受羁旅奔波之苦后，柳永清醒地认识到“名缰利锁”对生命的剥离，思想上还有作为文人独立的人格和自尊，但传统和现实的压力迫使他无法割舍功名，因此柳永的人格是矛盾的。
  由于柳永长期困顿科场、流连情场，景祐元年（1034年）50岁进士及第后，至多只做了屯田员外郎这类小官，终其一生无政绩可考。柳永只是北宋盛世一个风流才子的典型，在政治、学术上几乎无所建树。
  与柳永人格的游离不同，朱熹具有一种顺境退守、逆境进取的道学性格，难进易退，不肯唱颂歌，却专好唱丧曲，天生有一副逞强好辩的性格。
  这种狷介刚直的道学性格首先表现在对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上。南宋衰微之际，统治者战和不定，由于隆兴北伐的失败，朝廷笼罩着苟安主和退守的氛围。朱熹一变多年来上状辞免的态度，慨然入京奏事，总结北伐失败的原因，指出当时国家根本之忧不在边境而在庙堂，对奸邪误国、近习小人的结党弄权进行严厉的批评。历经人世忧患的朱熹称得上是封建衰世以倡道救世为己任的匡世之才，他的三大政治主张是由安民—治官—正君构成的更革弊政体系，施仁政、宽民力、打击贪官近习和要皇帝正心诚意的政治思想，无疑是对大病沉疴的南宋社会所下的一贴救世良方。朱熹不断地犯颜直谏，其庚子封事、延和奏事对皇帝赵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戊申封事洋洋万余言：“可以称得上南渡以来第一篇奏疏文字，是朱熹生平对南宋社会的一次登峰造极的全面解剖，也是理学家用正心诚意之学解决社会迫切现实问题的著名的范例。……在愤激慷慨与理智冷静交织的陈词中，搏动着哲人的明智博大与庸人的昏聩渺小，帝王放臣的忠肝披露与道学铮骨的桀骜犯上，衰世大厦将倾的忧焚如火与拯民水火的真诚呼喊。”①“这些放肆无忌的攻击是需要有极大的近于迂气的胆量的。”②
  朱熹是强毅威严、雷厉风行的治才，更是体恤民情、拯民水火的仁者。朱熹一生出仕的时间并不长，却不断在现实中实践理学拯人心、挽世道的力量。综观朱熹一生政绩，他治世刚决，敢于向腐败的官僚制度开刀，打击豪强、贪官、滑吏向来不手软，有着非凡的政绩。朱熹不仅有“法治”一手，还有“礼治”、“文治”的一手，不愧为革除弊政的改革家。由于各种邪恶势力的阻挠，朱熹的改革大都付之东流，但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移风易俗、振厉士风、震慑贪官酷吏的成效，表现出一代儒宗直面现实、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
  昏君、庸相、叛臣、近习权幸、主和派，构成南宋小朝廷反道学的政治核心，对朱熹等道学家频频施以残酷的打击，但朱熹铮铮傲骨，从未屈服。他一次次触怒最高统治者，一次次被迫请辞归隐于武夷山。归隐后朱熹毫不退缩，不断反思和批判封建文化，埋头铸造理学之剑。垂暮之年，朱熹被新君赵扩召请入都成为帝王师，入侍经筵仅四十六日，因提出防止帝王独断与近习预权之法，招致这位表面上从善如流、有志行道的“贤君”的憎恶，赵扩借助外戚与近习剪除道学清议势力，将朱熹打入伪籍并斥为逆党之魁。晚年的朱熹在文化专制的炼狱中备受煎熬，但精神上没有停止求索，转而投入《楚辞集注》和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新的探索中，将世上疮痍化为笔底波澜，最终怀着“吾道不孤”的信念在党禁的阴影中去世。“这也许是他那个苟安腐朽的封建衰世社会在他身上逆反塑造出来的一种特殊进取心态和性格。”③
  朱熹的道学性格还表现在对自己思想进行自我反省、在论辩中不断辨析兼取他人思想的怀疑与求实精神。朱熹一生孜孜不倦同形形色色的人与学派进行无休止的讲学论战，其理学思想是在与各种不同论见不断论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论战成了进行传统反思和现实批判的独特方式。著名的有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白鹿洞之会、与浙东学派的角逐、与陈亮等人的义利王霸之辩、与陆九渊的太极论战等，每一次论战都给朱熹思想上带来一次升华，先后完成了对生平学问的三次总结，建立了离经叛道的新经学体系和人本主义的四书学体系，最终集理学之大成。这种特殊的人格就是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学人格，是一种体道弘道的崇高人格。
  有意味的是，柳永作为传统儒学的叛臣逆子，却经常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朱熹作为克己自律的旷世大儒，却屡屡犯颜直谏，时时不忘革除弊政，极力挽救封建衰世。二人皆触及最高统治者敏感的神经而不被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