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柳永和朱熹皆有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学背景，少年时皆颖悟好学，在理智上都信奉修齐治平、积极济世的儒家思想。但柳永的儒家思想更多世俗功利色彩，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原始儒学已经蜕化为士人藉以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成为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柳永也未脱樊篱，少年时即作《劝学文》自勉：“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①其内心深处一直有无法割舍的仕宦情结，代表了封建社会一般读书人的普遍愿望。
  青年时代的柳永离开家乡来到汴京，立刻被繁华的都市文化所吸引，接受了新兴市民阶层的享乐思想，“日与獧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②并很快投入艳情词创作，成为风靡词坛的都市流行歌词作者。柳永在歌坛上赢得了无限风光，却也为以后的仕途埋下了隐患，第一次进士考试即被仁宗以“薄于操行”之由而黜落。世俗功利欲望受挫后必然产生强烈的逆反，自视甚高的柳永《鹤冲天》高唱：“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自称“奉旨填词”的白衣卿相，走向正统文化的对立面。“白衣卿相”一词足见柳永思想深处的矛盾：既不甘作一介平民久居人下，渴望高官厚禄，又怨恨统治者埋没人才而自甘堕落。作为负气带性之人的一种反抗，柳永更加放纵地投身于绮罗香泽、声色享乐之中，走向及时行乐和玩味感官刺激的享乐主义。从此，在他的处世心态和人生哲学里，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的儒家积极入世精神消退成为潜在的思想，而彰显一种佯狂、玩世不恭的叛逆行径，一种非中庸的极端形态，通过自我堕落，以对通行价值观的挑战姿态来表现其对生存状态的不满，成为徘徊于正统文化之外的边缘人。
  柳永将生命的砝码移向了男女私情，更无顾忌地投入词的创作，表现出潇洒自如的生命格调。与儒者比较，文人注重生命情调，词人更重感性经验，尤其是情感体验，成为其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词更适于表现人性的真实存在，充满世俗生活气息，本来就志短情长，“不再以紧张的政治观念或者沉重的理性原则压抑自我的生命自由和感性享乐。”①词放弃传统写作模式对于道德和教化的守护，抒写的是感性生命的忧伤与欢乐，甚至可以写正统文学不宜言说的男女色欲之大防。柳永为世所诟病皆因其“好为俳体，词多媟黩”②。柳词重感性，沉醉于感官的放纵和欲望的满足中，展现的是真实、活泼的人性，带有明显的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倾向。
  柳永的人生态度和词作具有明显的离经叛道性质，带有追求个人适意和精神自由而反社会、反权威、反主流价值的倾向，统治者发现传统儒家道德戒律在柳永身上已失去约束力，进而有可能使儒家那一套的纲常名教失去维系社会稳定的力量，因此封建统治阶层和士大夫将柳永作为“小有才而无德”的鉴戒，视之为传统道德的破坏者而深恶痛绝。可以说柳永是风流才子的典型，是正统儒家的叛臣逆子，具有有悖于士大夫传统文化品格的另类人格。
  不同于柳永的追求感官享乐和爱情体验，儒者追求道德理想。朱熹对文学也很在行，但自命二程道学传人、追求德性圆满自足的儒者立场，常使他有感于作文害道，认为诗人的生活多崇尚感觉，作诗须有情感体验，难免流为人欲之私，因此放弃了当文人的念头，立志做读书穷理的儒者。从朱熹开始文人与儒者之间逐渐形成很深的夙怨：“文人多视理学家为迂阔不通人情的腐儒，泥古不化而空谈性理；儒者多认为文人是不拘礼节的轻薄之士，难免有蔑视权威而犯上作乱之嫌。”③在以醇儒自居的理学家看来，一切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理性规范的言行都属于“玩物丧志”的表现，朱熹就曾批评欧阳修、苏轼等人：“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作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④朱熹对柳永只字未提，或许是不屑一顾，因为朱熹是极力反对时文俗曲的，而柳永艳情词是典型的时文俗曲。而朱熹的老师刘子翬对柳永却评价极高：“屯田词，考功诗，白水之白钟此奇。钩章棘句凌万象，逸兴高情俱一时”⑤认为柳永是武夷山后生俊秀效仿的榜样。刘子翬是诗人中的理学家，其理学思想既有家学渊源，也有对名重一时的胡安国、杨时等理学家的师承，可见在刘子翬理学家和文人并非决然对立无法相融。朱熹参与了《屏山集》祖本的校编，还撰写了《屏山集原跋》，不可能不知其师对柳永的评价，之所以不作评价大概出于朱熹向来对吟诗作词的矛盾心理，或许是出于对其师刘子翬的尊重。
  朱熹一生清贫，过着晦居山林的淡泊生活，清心寡欲，甘于读书穷理和思想改造之苦，探求圣人之道，执着地把“立德”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立身严谨，其言行举止不仅有不苟言笑、严于律己的严肃，也有嫉恶如仇、正义凛然的庄重。朱熹弟子黄榦在《朱子行状》中说，朱熹常常终日俨然，端坐一室，晚睡早起，连走路都是整步徐行，“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事事表现出整齐严肃的态度，生活近乎刻板。朱熹在为自己画像作的《写照铭》这样形容自己：“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力于始，遂共终。操有要，保无穷。”他确实做到了立身端正、自我检点、坚持操守，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晚年曾亲自抄录程颐所言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的“四箴”贴在墙上，作为修身养性的座右铭。
  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反对亲近女色，怕溺于情而伤害义理。《宿梅溪胡氏客馆观壁间题诗自警》诗云：“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从奏劾风流贪官唐仲友一案中可以看出朱熹对人欲泛滥的深恶痛绝和对端人正士品行和良好社会风化的崇尚。他是从事道德教化的布道者，贯穿朱子一生的正心诚意之说、知行统一精神和体现他教育思想的《朱子家书》、白鹿洞书院学规等，无不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精髓。
  作为以“醇儒”自居的理学家，朱熹具有强烈的道学忧患意识，于南宋社会危机中发现了封建社会的精神危机和思想危机，认为国家的衰落、政治的腐败与社会人心的道德堕落和信仰危机紧密相连，所以将二程理学作为拯救南宋衰败的精神力量，试图通过振兴儒学教育来改变世道人心。朱熹为弘扬儒家失落的实践理性，深入到文化思想的深层结构，由传统儒学注重纲常伦理的政教意蕴转移到如何做人的心性修养上，建立起一种实践的儒家仁学，使传统儒学成为士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内在道德需求，把儒学作为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据，要人畏天命、畏圣人之言，注重操持涵养心性，以培养严肃整齐的道德人格。他的五经学和四书学标志儒学思辨化历史进程的完成，树立了为适应大一统王权政治需要的儒家正统学说的思想权威。“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①，是要有赖于内在的道德自律和养心存性。严肃、庄重的理性精神使朱熹具有持敬、克己工夫，于内始终保持道德的自律，于外事事都要符合理的法度和规范，往往克制自我情感欲望而入世苦行，因此必然带有否定自我、压抑个性的倾向。
  柳永和朱熹，一个是薄于操行的风流浪子，一个是克己自律的道学家；一个偏重感性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超越，易流于浅薄轻浮，一个偏重于严肃、庄重的理性反思，易流于艰奥深沉；一个代表了人类文化中满足欲望的享乐要求，一个代表了克制欲望的道德要求。他们的矛盾，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两种对立的典型文化人格，也反映了人类文化内部的深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