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幔亭之风”是在以武夷山独特的自然与文化为背景，以朱熹的美育思想为指导，以朱熹与弟子们的美育实践为基础的前提下形成的。它具有美育价值目标的明确性、美育方法的多样性、美育精神体验的愉悦性等特征。
  （一）美育价值目标的明确性
  成为圣贤向来是朱熹与弟子们追求的人格道德理想。朱熹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①要成为圣贤就必须加强人生修养，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子解释说：“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②又说：“于其所未通者必知学以通之，而其学也则亦无不达矣，所谓学而知之，大贤也”；③“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④可见，“圣贤”是可学的，可遵循先后之序，轻重之伦，涵养而成。孟子认为人格美有六个由低到高的境界即善、信、美、大、圣、神。朱熹解释说：“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诚善于身谓信；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可谓美；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则德业之盛而不可加矣谓大；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谓圣；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谓神。”⑤因此，圣人具备大而能化之、从容中道的人格特征。朱熹“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⑥于是竭其精力，以圣贤之事为己任。
  朱熹“幔亭之风”是他浙东辞官归来，在政治现实中四处碰壁后的另一种更深远的进取，更坚定了其志于道的人生追求。他在《感春赋》中道：“披尘编以三复兮，悟往哲之明训”，⑦即反映了他想通过讲经宣道救世的愿望。他在答陈亮的信中说：“此生本不拟为时用，中间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归。
  自近事而言则为废斥。自初心而言则可谓爱得我所矣。”①其所钟爱的武夷精舍因与尘世相对疏离，“凡出入乎此者，非渔艇不济”，②山林相对于廛市来说，本有的空间距离能让朱熹与学生们天然地获得一种心理上的疏离与精神上的超越感，更有利于圣贤理想的实现。正如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所说，朱熹“自辟（武夷）精舍，令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少世纷，与二三子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问学中，非必耽玩山水之胜”。③所以朱熹说：“至乐在襟怀，山水非所娱。”④他与生徒们游娱的目的即在于养成圣贤胸怀。
  （二）美育方法的多样性
  “幔亭之风”美育采取的是“艺教”、“诗教”、“山水之教”、劳动等手段。
  首先，“艺教”。也就是艺术教育，以此提高人们对美的理解和感受，培养对艺术的创造力和表现力。朱熹对“游于艺”的理解是：“游者，玩物适情之谓也。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物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焉。”⑤朱熹在声乐、器乐、书法等艺术修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武夷精舍朱熹“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萧洒啸咏”；⑥朱熹的《九曲棹歌》就是他谱写的适于武夷九曲溪行船时所唱之歌，唱和者多达二十余家；朱熹《精舍》诗云：“琴书四十载，几作山中客”，⑦可见他一生与琴相伴；武夷山现存朱熹摩崖题刻（不计碑刻、匾额及后人撷朱熹诗作、遗墨补刻）尚有13方。⑧这些都可反映朱熹对艺术教育的重视。
  其次，“诗教”。也就是利用诗歌进行审美教育。朱熹特别重视诗教，他说：“诗，可以兴，感发志意；可以观，考见得失；可以群，和而不同；可以怨，怨而不怒。近之事父，远之事君，人伦之道，诗无不备。通过诗又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其绪余又足以增长见识。”①除了《诗经》外，据门人吴寿昌说：“先生每爱诵屈原《楚辞》、孔明《出师表》、渊明《归去来并诗》、并杜子美数诗而已。”②朱熹与生徒们还热衷于写诗，相互唱酬，留下了许多情景并茂且富有哲理的诗文。朱熹的《武夷精舍杂咏》组诗，士友们酬和者不少。
  再者，“山水之教”。就是利用自然山水之美进行的环境熏育。武夷山是世界罕见的自然美地带，其山势磅礴雄深，九曲溪贯穿其间。两岸峰岩、丹崖翠壁，林立环拥，神剜鬼刻。山中猿鸟吟啸，竹柏丛蔚，昏旦晦明异侯，四季草木敷华，是返归自然，脱俗绝尘的理想场所。武夷名胜有山可游，有九曲溪可泛舟，“其深处可泳”。③朱熹说：“那个满山清黄碧绿，无非这太极”；④“鸢飞鱼跃，道体随处发见。”⑤只有接近大自然，才能发现这些美。所以，韩元吉说：“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则游焉。淳熙十年（1183年），元晦既辞使节于江东，遂赋祠官之禄，则又曰：‘吾今营其地，果尽有山中之乐矣。’盖其游益数，留必数日，盖山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⑥
  最后，以劳动创造美。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朱熹带领学生们于九曲溪之五曲隐屏峰下建成武夷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茅草，仅得数亩，面势幽清，奇石佳木，拱揖映带，若阴相而遗我者。使弟子辈具畚锸、集瓦木，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⑦朱熹阻却友人福建安抚使赵汝愚为其谋划用官钱、官役营建武夷精舍的打算。他在致答赵汝愚信中说：“此是私家斋舍，不当思烦官司。”⑧这些无不体现朱熹与门徒实干的精神，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创造了美。”精舍建成后，“始来居之四方士友来者甚众，莫不叹其佳胜”。⑨
  （三）美育精神体验的愉悦性
  儒家道德境界中强调的自由精神以自得其乐为根本特色。追求自由、快乐也就成了朱熹的美育思维模式。朱熹常常引古为喻，强调“古者教必以乐”。①“幔亭之风”所产生的快乐有“读书之乐乐无穷、读书之乐乐融陶”②的求知之乐；有师徒士友之间相互唱酬交心之乐；有欣赏奇异山水、悠游林泉的审美体验之乐；有由于崇高的道德人格战胜了外在的恶劣环境带来的精神自由的快乐；还有悟道后对“理”豁然贯通时带有超经验意味美感的快乐。朱熹说：“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③在山水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惟有保持脱俗的审美心态，方能真正领略宇宙生机。朱熹说：“洗心咏太素，讯景窥灵诠。”④他认为旅游者通过洗尽心中的俗念，歌咏天地，观察自然景物，可以窥见大自然神秘的真理。从而达到“悠然与神谋”⑤的大彻大悟。他说：“凡天地万物之理，皆具足于吾身，则乐莫大焉。”⑥
  朱熹与门人士友们在武夷精舍的游息是自由快乐的。朱熹在给陈亮的诗中说：“武夷九曲之中比缚得小屋三数间可以游息，春间尝一到，留止旬余。溪山回合，云烟开敛，旦暮万状，信非人境也。”⑦这里的有“隐求室”可以栖息；有“止宿寮”以延宾友；有“石门坞”以俟学者之群居；有“观善斋”以便学者相观而善；有“寒栖馆”以居道流；有钓矶可垂钓；有茶灶可烹茶；有渔艇可捕鱼；有晚对亭、铁笛亭可赏景等等。⑧自由而趣味地生活始终是人类最绚烂的不变梦想。曹诗图认为：“诗意地栖居是旅游的理想追求，其实质是人对生命自由和谐的追求；旅游的本质则是人对生命自由和谐的追求或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旅游的层次高低（如俗游、雅游、神游）也是根据‘身心自由体验’的程度划分的。自由是旅游的内在本质，旅游是自由的实践形式。‘自由’对于旅游而言具有本源性、本然性、规定性的意义。”①朱熹说过，武夷精舍夏天过热，冬天过冷，这两个季节并不适合居住。因此，他与弟子们在武夷精舍的周期性游息就是一种“诗意栖居”，是一种“身心自由”的旅游生活体验。它使平淡的生活被审美地“点化”了，从而赋予人生以新的意义。
  山水可以“比德”，就是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可以象征、比附人的道德情操，能引起旅游者精神上的共鸣和感应，思想上的净化与升华。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就在“智者”、“仁者”与自然山水之间“找到了某种样态上、特性上的沟通或联结点，而构成了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今人李泽厚在其《论语今读》中认为：“‘乐山’、‘乐水’是一种‘人的自然化’；‘人的自然化’使人恢复和发展被社会或群体所扭曲、损伤的人的各种自然素质和能力，使自己的身体、心灵与整个自然融为一体，尽管有时它只可能是短时间的，但对体验生命本身极具意义。”②这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体验。朱熹自号武夷精舍的“仁智堂主”，他在《仁智堂》中道：“吾惭仁智心，偶自爱山水”，表达的正是一种“仁智涵一心，肆乐寄山水”的情怀。③虽然武夷精舍物质生活非常贫乏，师生平时吃的是粗陋的“脱粟饭”，到茄子成熟时，便“用姜醯浸三四枚共食”，④但与体道的精神之乐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乐”的最高境界即是悦志悦神，达到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天人合一”境界。“乐”境的达成能感人心灵，改变其性情，满足其精神，易使人从容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