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在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浙江等地，凡其履迹所至，皆有讲学活动。在福建创建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竹林精舍，在江西修建白鹿洞书院，在湖南修复岳麓书院，并登坛讲学。朱熹始终把“家居讲学、接引后来”视为有益之事。同安县学讲学、南康知军讲学、武夷精舍讲学、竹林精舍讲学，无疑是其讲学的里程碑。在武夷山下寒泉精舍、武夷精舍与竹林精舍讲学为期较长，则是其讲学生涯中的黄金期。
  宋代教育机构，既有传统的各级官办学校，也有民间的各类私立学校。
  官方无力支持办学，便不得不开放政策让社会力量办学。由于异族长期雄踞北方，强悍的金兵不断南下征伐、侵扰，南宋军民不断奋起抵抗，尖锐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在与北方金国长期作战、对峙的局势下，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下，民疲国衰，南宋的官学随着政治混乱、战事连绵、财政日困和统治者无暇顾及而日渐衰落。各级官学虽未中辍，且在宋孝宗统治的乾道、淳熙年间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已经不能有效承担起培养大批人才的重任。一些在官场失意的中小官吏和散居民间的有德有识之士，或利用已有书院旧址，或选择山林僻静处，筑庐设院，招纳生徒，切磋学问，传播文化。这样一来，私人开办和讲学的书院便承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朱熹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创办学校、大力开展教学活动，成为最具影响力、最为后世景仰的教育大家。朱熹孜孜不倦地讲学，其授徒近50年，诲人不倦，培养了大批人才。门人中有来自福建、江西、安徽、浙江、江苏、湖南、四川、广东等地，至今有姓名可考的482人，多位知名者载入《宋史》，门人与私淑中有官职的占142人，从事教育活动的人也不在少数。受学群体中，不乏祖孙三代、兄弟、翁婿、师友众人同时或先后向学者。①
  朱熹对仅教人“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的错误做法提出严肃批评，要求遵照古代设教育人的模式，“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②努力培养道德人才。北宋统治者在打败割据势力，基本统一国家之后，在治国策略上作了重大改变，由原来的重视“武功”转向“文治”。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太宗明确指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由此，确立“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随之出现重视科举，重用士人的局面。于是，有庆历、熙宁和崇宁的三次兴学热潮，全国各地广办学校，而且帝王尊孔崇儒，提倡佛道，使北宋教育进入繁盛时期。帝王尊孔崇儒又提倡佛老，美名曰以孔释老三者“迹异心同”，以此来统辖人们的头脑，使得北宋大力提倡文治教育的结果是偏离了“文德致治”的轨道，使士人、儒者、官员、军人的头脑浸淫着不思作为的思想，形成了士大夫集团贪图享乐的思想。到了歌舞升平的徽宗朝后期，北方强虏挥鞭南下，铁蹄所及，如入无人之境，顿使一个王朝土崩瓦
  解。在朱熹看来，靖康之变的发生，是政权内部腐败所造成的，从而无法抗击外来势力侵略，一失于国策，二失于德育，三失于民心。
  宋代官学服务于科举仕进，重文不重德。朱熹抨击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为目的的官方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病，反对学校只一味强调学生的应举“及第”，而忽略了道德的培养与才能的提高。认为，这种缺少德育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进入政府机构，绝大多数不堪任用，甚至反成世累。朱熹是科举的受益者，对门人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是一概阻挠。如古田林用中于乾道四年（1168年）六月参加在福州举行的秋试，他作诗“不用叮咛防曲学”①送之，希望门生不要忘记此前所从事的“为己之学”，以求步入正道。
  总之，朱熹读《孝经》《语》《孟》《六经》之书，学尧舜周孔之道，知三代两汉以来治乱得失之故，讲明仁义礼乐、天理人欲之辨，遵守国家之条法，长期从事教学活动，以道德修养来塑造人格，形成内容丰富的教育思想，值得后人深入研究、挖掘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