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政为民,立教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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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7460
颗粒名称: 一、从政为民,立教厉俗
分类号: B244.75
页数: 4
页码: 61-64
摘要: 朱熹是南宋时期的儒家大学者,他的思想体系中强调了抗金和富民强国以养兵备战的重要性。他主张兴文教、抑武事,并在官场上恪守公道正义,认为这是培养良好社会风气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在教育方面,朱熹重视培养人才和传授知识,尤其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他提出了许多教育改革措施,并在多地担任过教职,对当时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朱熹还强调了明理灭欲的道德要求,特别指向士大夫阶层,要求他们约束自己的欲望,遵循伦理道德规范。这些主张在南宋时期被强化,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政治教育 教育改革 朱熹

内容

朱熹是在“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下成长起来的儒家大学者。他主张抗金,强调富民强国以养兵备战,终身不忘收复中原失地。入仕后,一心为公,深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首肯。故其有言:“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③这是朱熹为官的自白,也是其在官宦生涯中恪守的准则。
  朱熹于绍兴年间(1153—1157)在福建同安担任县主簿,主要协助县令管理簿书、赋税等事务,即掌管出纳官物,销注簿书。同时,兼管县学事,参与学校管理,介入教学活动。他把搞好教育事业视为重要使命,故在教书讲学上甚有作为,为日后长期从事教育、培养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人评价曰:“莅职勤敏,纤细必亲。郡县长吏事倚以决,苟利于民,虽劳无惮。职兼学事,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年方逾冠,闻其风者,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①
  朱熹于淳熙六年四月至八年闰三月(1179—1181)在江西南康任知军。这期间,重农桑,兴水利,抗旱魃,修荒政,济民生,有政绩。特别是整顿军学,修复白鹿洞书院,定教规,聘名师,招生员,置学田,聚图书,登坛讲学兴教化,大大推动书院发展,成为典范被载入史册。朱熹于淳熙八年十二月至次年九月(1181—1182)在提举浙东任上,虽然忙于抗旱救灾活动,但也两次出巡各地,雷厉风行地弹劾不作为、贪污腐化的地方官员,对整饬官吏,醇化士风,振奋民心起到表率作用。
  朱熹于绍熙元年四月至次年四月(1190—1191)在福建漳州任知州,其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朱熹在衰世中用于挽救人心世道的最佳措施,就是整顿学校教育、砥砺士风。他在佛老泛滥的漳州荒远之地整顿学校,目的在于振兴儒学、推广教化,把“笃意学校,力倡儒学”作为改革漳州“俗未知礼”的方略。由此,提出“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的办学方针,推动漳州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为后人所乐道。
  朱熹于绍熙五年五月至八月(1194年)在湖南潭州任知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百日时间甚短,且疾病伴之,却不忘教育事业,热心于改善州、县学的办学条件。特别是兴复岳麓书院,登台讲学,各地慕名来学者甚众,影响甚大。
  朱熹不仅在各地施教于民众,灌输正心诚意的理念,还冒死在奏章中提出“格君心之非”以“正君心”,要求限制皇权不使私欲膨胀,以端正治理天下的根本。朱熹常说:“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②朱熹批评宋高宗、秦桧推行与金议和的路线,又批评宋孝宗登基始有隆兴之北伐,因战前准备不足而败,再起与金和议之声。朱熹认为:“夫沮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咈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朱熹对吏部侍郎陈俊卿说:“熹尝谓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虽若迂缓而实易为力;救其末者,虽若切至而实难为功。是以昔之善论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则末之不治非所忧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论之,上则天心未豫而饥馑荐臻,下则民力已殚而赋敛方急,盗贼四起,人心动摇。将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为图回之术,则岂可以胜言哉?然语其大患之本,则固有在矣。盖讲和之计决而三纲颓、万事隳,独断之言进而主意骄于上,国是之说行而公论郁于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为是说者,苟不乘乎人主心术之蔽,则亦无自而入。此熹所以于前日之书不暇及他,而深以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明公。盖是三说者不破,则天下之事无可为之理,而君心不正,则是三说者又岂有可破之理哉?”朱熹不但自己要正君心,还鼓动立朝的正人君子一起来格君心之非以正君心。“早悟上心,以图天下之事。”①朱熹晚年有幸进入朝廷为宁宗侍讲,便抓住机会向皇帝讲《大学》的内容,灌输儒家正心诚意的修身与治国思想。
  朱熹要求人们学习儒家经典著作,把握儒家思想精髓,明辨是非善恶,放弃私欲,服从天理。朱熹认为,“天理”无非体现在宇宙事物之“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上。“所以然之故”,指的是事物之所以是这样的原因,主要体现为自然世界中的普遍规律与原则;而“所当然之则”,指的是事物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其主要体现为人类社会中所应当普遍遵循的伦理原则与规范。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并举通俗易懂的例子说:“如饮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熹的明理灭欲之道德要求,特别指向士大夫,要求以此约束官大位显权重者。朱熹的这些主张在南宋时期被强化,是有深刻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的。古往圣贤提倡限制人欲膨胀,适用于所有的人。人类不强调个人品德修养,不克制私欲膨胀,只以个人为中心,其言行危害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环境之实证,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不胜枚举。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阴暗面,皆属无节制的人欲所致之范畴。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的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对社会道德造成颠覆的今天,克制私欲可以为个人营造一种心灵的宁静,让人多一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社会责任感,以共同建设美好的和谐世界。

知识出处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精选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2008-2018年公开发表的朱子学研究论文37篇,按文章内容分成了朱子与理学、朱子与社会、朱子与教育、朱子与当代、朱子与东亚、朱子与闽台等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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