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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学说“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教育、法律、文艺等诸多领域，后人将他及其门下弟子的学说统称为朱子学。朱熹一生关怀政治，力主恢复大义；关注民生，主张为政以德；致力创办书院精舍，授徒讲学；重视经典注疏诠释，著书立说；融儒、释、道三家思想，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形成了宏大而又精密的价值体系。朱子学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的主体思想，它的传播对东亚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凝聚了中国社会乃至东亚世界的价值共识。
  一、修养观
  儒家文化讲求修身之道，“内圣外王”是其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内圣”即身心的自我修炼以完善理想人格，“外王”则是道德的躬行践履以成就圣贤功业。孔子所讲的“修己以安人”便是“内圣外王”这一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修己”即成就“内圣”之功，通过个人身心修养以提高心灵素质、道德素养，强调道德人格的提升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终极体验以及对于社会价值创造的源流意义。“安人”便是践履“外王”之道，主张个体人格完善之后应该推己及人，通过待人接物、孝悌齐家、兼济天下等具体社会实践活动，将自我内在的人格力量外化于世俗社会的价值创造之中，通过个人的道德践履和人格感化来促进人际整体和谐与社会长足发展。
  儒家关于修身之道的探讨是以人性论为基点展开论述的。孔子首开对人性问题的讨论，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性在降生之初大抵相近，只是在成长过程中因周围环境的浸染而发生变化。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仁、义、礼、智是天赋予人的良知良能，人要通过后天的修养对固有的善性加以存养和扩充。宋儒则从理气之辨出发探讨人性，张载主张气本论，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思想。二程从“性即理也”这一命题出发，认为人禀理以为性，完全符合社会法则与自然原则，人性未有不善。
  朱熹吸收了孟子的“性善论”，特别是批判地继承了张载和二程关于人性的论断，以“理气”关系为中心来阐发其人性论思想。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气并存，万物禀受天地之气成形体，禀受天地之理成本性。禀理之性为“天命之性”，即本然之性，禀气之性为“气质之性”，即气禀之性，气质之性是天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化形态，人性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①由于性是理在人物中的体现，理的纯然善性也就决定了性的纯然本善，人具有先天的善的品质，现实生活中人有善恶之分、贤愚之别是由于气禀不同所造成的。既然人性本善，天生都禀赋着仁义礼智这些天然的善性，具备做仁人圣贤的本然之性，只是由于气禀的昏浊遮蔽了人善的本质，结果呈现出恶的现象，因此需要加强后天的修养以存养和扩充人性中本源的善，同时还要去蔽明善，变化气质。
  在朱熹之前，儒家关于修身问题有很多经典的论述。《大学》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明确提出修身为本的思想。《中庸》主张“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认为修身是为政的基础，是贯彻道和仁的前提。孔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提倡内在修己并博施济众，追求仁的境界。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发挥以仁义为核心的修身观，认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主张内心修养向往仁爱，行中正仁义之道，这是个体心灵上安身立命之所在。朱熹认为修身应该遵循古人之道，这是一条行之有效之道。他集毕生精力理致力于《四书》的注疏与诠释，对《大学》中的基本内容以及核心价值作了精微的诠释和简明的概括。
  朱熹把《大学》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称为“三纲领”，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八条目”，围绕着对“三纲八目”的阐释表达了其修身思想。他解释到：“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①修身以上的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为“明明德”之事，属于道德修养范畴。由于人天生禀赋着聪慧敏达，只是气禀的昏浊遮蔽了智的善性，这就需要靠学习修身去拨正气质之偏，拂拭物欲之蔽以达到诚然自明的状态。齐家以下的治国、平天下为“亲民”之事，属于外在事功范畴，意指在明德之后要以诚待人，以仁爱民，个体之善应该推己及人，扩充到天下万民。至善则是“明明德”的内在修身和“亲民”的外在事功的完美结合，是个体人格修养的理想境界，修身是实现修己而安人，是内圣而外王的关键。
  至于修养的工夫或方法，朱熹发展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观点，其中，涵养意指培养德性本原，致知意指省察事物之理。他曾用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作比喻，认为两者之间不可偏废其一，应该齐头并进，即德性修养与学问取得之间是全面均衡、兼容并包的。他提出了“居敬穷理”的工夫修养论，“居敬”意指贯通内之存养、外之省察，属德性修养方法，“穷理”意指达到外之格物、内之致知，属知识学问工夫。
  在朱熹的工夫修养方法中，他特别强调“敬”的重要性，把“居敬”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讲：“‘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②朱熹认为，“敬”是圣门第一义，是身心修养、知识学问的核心，“居敬”就是要求人们在为学或修养时要常怀一颗敬畏之心，保持专心谨慎的态度，做到心意集中而不胡思乱想，心无旁骛而不受任何外物的干扰。对于“穷理”，朱熹在《大学章句》解释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可见，朱熹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智慧与聪颖，有求知的欲望和本能，人心的知识要想达到无所不尽，就必须经过即物穷理的学问工夫，通过格物去穷索宇宙万物之理，探究一切事物的本源以达到知识的不断完备。
  朱熹主张“居敬”与“穷理”在德性修养和学问工夫方面的重要性，同时又强调两者之间是统一的整体，反对将两者割裂开来。他认为：“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①主张居敬与穷理两者兼顾，要把居敬涵养贯穿到格物穷理之中，达到两者之间同时并进，互相发明。正所谓：“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两项都不相离。才见成两处，便不得。”②换句话说，穷理是洞察，居敬是静养，虽为两种工夫，两种方法，但穷理中有居敬，居敬中有穷理，强调个人在修养过程中既重视尊德性，即道德的涵养，又重道问学，即经典的研究，达到居两者之间内外交养、相辅相成、自我体验、自我操持的道德修养境界。
  二、知行观
  在身心修养问题上，朱熹特别注重躬行践履，即通过日用伦常间的操持与笃行，把人格修养和读书求学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面。他讲：“须修身齐家以下，乃可谓之笃行耳。日用之间，且更力加持守，而体察事理，勿使虚度光阴，乃是为学表里之实。近至浙中，见学者工夫议论多靠一边，殊可虑耳。”③主张读书修身需要落实到笃行上面，通过落实到具体的践履和行动上去体察事理，而切记空谈讽诵，将其束之高阁，脱离行动。朱熹又讲：“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④在他看来，知识的获取，学问的积累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上面，否则就没有实际意义，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存储，缺乏明确认识的行动往往会陷入盲目的状态。这就是说，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是知，身体上的践履属于行，知与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统一体。
  朱熹强调：“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⑤知与行如同人之两腿，只有统一协调、一齐用力，才能把路走好。对于每个人而言，读书做学问抑或道德修养过程中，都要坚持知行并济、协调统一，既要注重对知识的获取，又要勤于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只有这样才会使自己获得更丰富的知识，使所获取的知识更加接近真理。这是因为，知识的获取和积累是开展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向导，而具体的实践活动反过来又会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拓展。朱熹用人的眼睛和脚做比喻，对知行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讲：“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①这就是说，人若离开眼睛光靠脚走路就会迷失方向，有了眼睛有了方向感没有双腿照样寸步难行。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的知行观大体上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内容，即知先行后、行重于知、行知互发。
  首先，就知行先后来说，朱熹主张先知后行。他认为，个人在为学或修身养性时要先通过格物穷理获取丰富的知识积累，然后以所掌握的知识为指导去开展具体的践履行动，这样才能做出符合规范的行为来。“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②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的教育都是教人先获取知识，通晓义理，然后以此引导践履，去施展自身的抱负，如果缺乏理论指导就盲目实践，便如同盲人行路一般，容易误入歧途，甚至濒临危险境地。更进一步地说，人在有知识、懂义理之后有一股行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既知则自然行得，不待勉强，却是知字上重。”③在通晓义理之后的践履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即所谓的知明行笃，而且这种行为是符合普遍的自然法则和伦理道德的。
  其次，就知行轻重而言，朱熹主张行重于知。他在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时，把《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治学之序，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④认为穷理是基础，而笃行却是关键，知识的储备和义理的通晓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具体的践履，如果知理而不行，那么知变无价值无意义，知也就不等于真知，依然还是无知。“既致知，又须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与不知同。”⑤强调读书获取知识是始，践行书本知识是终，个人要把所获取的知识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面。朱熹认为，知虽易，行却难，即所谓的知易行难，“虽要致知，然不可恃。《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①相对于知识的获取而言，具体的实践行动更难，获取一定知识掌握一门学说也许短时间可以做到，但是要将这些知识和学说进行传播和践行就需要持之以恒的工夫了。同时，对于所掌握的知识所通晓的学说是否为真知灼见还需要靠具体的实践来检验。“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②要把具体的社会践履作为检验知识的标准和尺度，因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
  第三，知与行虽有先后轻重之别，但两者之间互相依赖，不可偏离，即行知互发。朱熹认为：“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③在这里，力行不仅指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也指个人的身心和道德的修养问题，知行并进互发主要是指穷理和涵养的关系，旨在说明人不仅要注重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理论问题探讨和研究，更要注重日常生活中勤于修身养性，提高品格。穷理和涵养，即知与行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般，不仅相互依赖，不可分离，而且互相包含，并进互发。探求知识真理与修养身心品格作为成就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两大因素，这就要求个人要通过读书穷理以获取知识，求得真知，同时也要密切关系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涵养，只有两者之间并进互发，才能保证人往真善两个方向发展。
  三、生态观
  朱子学不仅关注社会人际间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法则，同时也注重探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善于以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原则去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对待自然的道德态度以及行为规范，建构其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理”作为朱子哲学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是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理”之于人类社会指道德原则，于宇宙世界则指自然规则，道德原则实际上是宇宙普遍法则在人类社会的特殊表现而已。与探讨社会道德原则一样，朱熹通过对“理”的阐发来思考天地间的生态伦理原则，说明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处理自然的道德规范。他把“理”纳入了自然界的范畴，认为“理”是天地万物之本源：“熹窃谓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①人与自然界万事万物一般，都禀赋着天理，都遵循宇宙间的普遍法则即自然之理。
  在朱熹看来，天地宇宙间亘古亘今，生生不穷，自然界本身具有内在生命力，生生之理就是生命更新之理、生命创造之理，这种普遍原则或者永恒规律不以任何意志而改变。“谓如一树，春荣夏敷，至秋乃实，至冬乃成。方其自小而大，各有生意。到冬时，疑若树无生意矣，不知却自收敛在下。每实各具生理，便见生生不穷之意。”②天地之理运行片刻不息，自然界万物生生不息，源源不绝，即使在秋冬时节，草木可能因为天气的肃杀看似飘落凋零，但是生理生气常在。天道流行，发育万物是自然界的永恒法则，人类诞生于天地宇宙间，人的性情也是从自然界中的“生理”、“生意”所禀赋和熏染的，与天之道体发育流行息息相关。同时，朱熹认为，自然界的生理和生气是天地之大德，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既是生的表现，也是仁的体现。正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③天地万物之所以能永恒地焕发生机就因为天地万物也有心，天地万物之心落在人的身上变成的人心，由于天地之心是粹然的，所以人心也就是至善的，它的本质是仁，表现为爱。朱熹强调：“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人得之遂为人之心，物得之遂为物之心，草木禽兽得之遂为草木禽兽之心，只是一个天地之心尔。”④人对于天地万物应该将心比心，善存一颗仁爱之心，通过对仁爱万物来体现人之本然的善性，使人与自然共融共生、和谐共存。总而言之，天地、万物与人是一个生命整体，天人内外都是合一的，天人共事一理，万物各具一心，人与自然本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自然界的生生之理可以内化为人类的道德自觉和情感体验，同时，人类也可以从自然界中探寻生命意向和生活启示。
  朱熹从理本论的角度肯定了“万物一理”的说法，同时他又提出：“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①认为宇宙万物禀赋天理而成就其性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具体规律和个别现象是无差别的，普遍的原则体现在具体事物上的的规范和性质也是不同的。在此之前，张载曾提出“民胞物与”来说明天地之性是人与物的共同本源，意指人要普爱众生，泛爱万物，蕴含着人类应该保护自然生态的价值理念。二程则提出“理一分殊”来说明仁爱对于不同对象在具体实施应该有所差别，以区别于墨子兼爱之说，反对墨家爱无差等的观点。朱熹在此基础上，对“民胞物与”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提出：“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其所资以为体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为性者，皆天地之帅也。”②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人与物本出同源，皆为同辈，在本质上是平等的，示意人要普爱众生，泛爱万物。但是，人与自然万物所禀之气有偏正明暗之分——在体上有偏正之殊，在性上有明暗之异。朱熹认为：“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③说明万物皆是理同而气异，作为本原的天理只有一个，只是表现在不同事物上具有差异性，说明宇宙万物具有独立存在的生命价值，自然界有着各自不同的运转规律和存在方式。
  通过对“民胞物与”这一思想的阐发，朱熹认为，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情感关怀应该推及至自然界一切有生命的物体，由亲亲、爱民扩展到爱物，由人际道德上升到生态道德。他讲到：“惟人也，得其形气之正，是以其心最灵，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体于并生之中，又为同类而最贵焉。”④由于气禀的关系，人得天地形气之正，为天地间最为尊贵者，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应该尊重自然，对自然负责，给予自然界以尊重和爱护。但是人与自然之间并非爱无差等，爱人与爱物应该有所不同，也就是要根据自然界的特殊性，给予合理的对待，使之各顺其性，各得其宜。朱熹认为：“惟吾与也，故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有情无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于外也。”①人与自然本为和谐共处，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类不仅要对天地万物一视同仁，同时也要根据它们之间的不同特性而给予真诚合理的对待。人类在处理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要认识自然之理，尊重自然规律，根据其特性合理地加以开发利用，不能任凭主观意向，任凭个人欲私对自然界肆意掠夺，妄加索取，对自然界造成破坏，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四、民本观
  儒家文化倡导积极入世，追求修身齐家，致君尧舜，具有关爱民生的传统，历来重视民生问题的探讨，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尚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的“民水君舟”主张，都认为百姓的利益、民心的向背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朱熹十九岁进士及第，二十岁授左迪功郎，从此走上仕途。曾先后担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江西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知福建漳州、知湖南潭州等地方官九年，并且做过短期的朝廷侍讲官。虽然从政生涯时间不长，但在为官期间，他申敕令、惩奸吏、恤民生、施德化，始终关怀政治民生，积极践行仁政道路，改变社会不良风气，治绩显赫。
  朱熹不仅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忠实践行者，同时在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注释以及其他言论著作中，提出了大量有关爱民、重民、教民、富民的观点和举措。他主张“王道以得民心为本”，指出：“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②认为田野民夫在身份上尽管是至微至贱，但是谁能够得获取民心，得到他们的拥戴，就能够夺取天下，充分说明了民为重，得民心者得天下。朱熹继承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论断，指出：“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①他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基，社稷也是为人民而设立的，统治者想要稳固国家政权，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施行仁政，以诚待人，以德服人，博取民心。《孟子》中讲尧禅位于舜的典故时提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朱熹指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②认为舜获取统治天下的资格是天命所赋予的，而非尧授予的，而天命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民众意向的集中体现。
  既然民为国之本，那么统治者应该如何获取民心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呢？
  首先是要爱民如子，与民同乐。《大学》提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朱熹认为：“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之如父母矣。”③作为统治者应该爱民如子，与民众同忧同乐，厉害相通，这样民众就会如孝顺父母般敬爱他，能够如此般得民心，得百姓的拥护，政权稳固就不在话下了。朱熹讲：“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④当四海升平，天下富庶之时，君主不至于独陷贫困，当天下无道，民生凋敝之时，君主绝不能独享奢华，意为统治者应该用心思考如何与老百姓同心同德，同甘共苦。他认为，历史上统治者丧失政权很大的原因是由于自身的穷奢极欲，早成百姓民不聊生，揭竿而反。朱熹讲：“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然使之不以其时，则力本者不获自尽，虽有爱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泽矣。”⑤统治者想要获取民心，取得百姓的拥护，要将百姓视如己出，为民父母，想百姓之所想，为百姓谋福利，让恩泽惠及百姓。
  其次是要为民制产，施行仁政。《孟子·梁惠王》中讲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对此朱熹注释到：“饮食宫室所以养生，祭祀棺椁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无者。今皆有以资之，则人无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为本，故以此为王道之始。”①他认为，老百姓最迫切的需求就是活着能安居乐业，死后能入土为安，统治者要促进生产，发展经济，使百姓生无缺憾，死无顾虑的话，这是得民心，实行仁政的开端。中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保障百姓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朱熹强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②因此，他每为官一任，治理一方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问题，大力兴修水利，保护耕牛，开垦荒地，使百姓耕者有其田，让百姓有恒产有恒心。同时，他提倡轻徭薄赋，节用爱人，主张减轻赋税以体恤民生，强调：“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③认为适当的赋税作为统治者维持行政开支和政权运转是必要的，但反对过重的赋税，主张废除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在行政费用支出上要节流节约，杜绝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
  第三，要教化民众，淳化风俗。朱熹认为，让百姓耕者有其田，生活有恒产是治理社会民生的起点，在物质生活得以保障之后还要注重对民众进行教化，使其自觉遵守家庭以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淳化社会风俗，净化社会风气，整饬社会秩序。他引用荀悦的话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④认为推行道德教化可以从根本上革除革除人们的为恶之心改变个人品行，提高个人修养。朱熹主张为政以德，讲求德礼教化，德即是对万物心存善念，对弱者心怀同情，礼则是睦邻友好，与人为善良好社会风俗。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是“不待黜陟刑赏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⑤认为治理社会不能单凭刑罚震慑百姓，单靠刑罚百姓只会身服而心不服，貌合而神离。社会治理本质问题是治人心，应该通过道德教化、道德感化对百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导树立向善、为善的社会价值观，使整个社会秩序向着良性发展，百姓自然就会如众星拱月般对统治者加以追随和拥护。
  （原刊于《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第33卷第5期，2015年10月）

①《朱子语类》卷四。 ①《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②《朱子语类》卷一二。 ①《朱子语类》卷九。 ②《朱子语类》卷九。 ③《朱子文集》卷五一，《答黄子耕》。 ④《朱子文集》卷五九，《答曹元可书》。 ⑤《朱子语类》卷一四。 ①《朱子语类》卷九。 ②《朱子文集》卷五四，《答郭希吕》。 ③《朱子语类》卷一八。 ④《朱子文集》卷七四，《白鹿洞书院揭示》。 ⑤《朱子语类》卷一一五。 ①《朱子语类》卷一三。 ②《朱子语类》卷一五。 ③《朱子语类》卷九。 ①《延平答问》。 ②《朱子语类》卷六九。 ③《朱子文集》卷六七，《仁说》。 ④《朱子语类》卷一。 ①《朱子文集》卷七〇，《读大纪》。 ②《西铭解》。 ③《朱子文集》卷四六。 ④《西铭解》。 ①《西铭解》。 ②《四书章句集注》。 ①《四书章句集注》。 ②《四书章句集注》。 ③《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④《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 ⑤《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 ①《四书章句集注》。 ②《朱子文集》卷九九，《劝农文》。 ③《朱子文集》卷一一，《庚子应诏封事》。 ④《朱子语类》卷一〇八。 ⑤《朱子文集》卷一二，《己酉拟上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