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法律思想对南宋及后来统治者和知识分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熹对法律价值的观点，首先影响了最高统治者的法律观念，宋代有不少统治者对法律制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徐道邻先生认为，“宋朝的皇帝，懂法律和尊重法律的，比中国任何其他的朝代都多。”①终宋之世，除了作为基本法律的《宋刑统》之外，编纂的综合性法典共约有二十七部，在历代王朝中名列前茅。除了综合性法典，其他重要的法律渊源还包括刑法统类、敕式、令式、条法事类等等。不但朝廷编敕，而且“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②。两宋时期“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③
  朱熹对南宋和明清两代法律制度体系完善、发展方向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朱元璋身体力行于后世的“明刑弼教”思想，则完全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政策提供思想理论依据，重农抑商，惩治贪官，打击豪阀，严刑峻法。
  朱熹重刑主张，使宋代及后来的刑罚表现出开始加重的趋势。刑法加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刑罚种类变得更为残酷，最明显的例子是《庆元条法事类》中将凌迟纳入法定刑，还有本意减轻刑罚但由于滥用造成实际上刑法加重的刺配和重杖处死。第二方面是量刑的加重。最能证明宋代量刑加重的事实是宋代的盗贼重法、重法地法等特别法规的适用。其他的证据还有刺配的泛滥，以及宋代将窃盗罪的量刑上限提高到死刑。
  虽然这些变化不能完全归于朱熹的法律观点的影响，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巩固统治的需要，也是形成这些变化的实际环境。但是，朱熹及之后的儒家学者思想，与法家的融合已是必须和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