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为什么自称儒学正宗的朱熹，在法律方面却明显地吸收了法家传统，表现出儒法相融的特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朱熹的体系里，存天理，灭人欲，正君心，平天下，只靠道德教化是难以达到的。儒家思想以性善作为人性论的基调，本身就是充满乐观的理想道德主义见解。孟子以“不忍人之心”确立了抽象性善论，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①并以善之本心来确证孔子的仁学，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的本心就是向善的，是愿意学习、接受教化的。基于道德教化的自信，法律在儒家看来，只有叨陪末座之地位。
  法家以性恶为出发点，人“皆挟自为心”，这种自私自利、趋利避害的本性可以利用，可以用赏罚来引导。推行重刑密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理想主义总是在现实面前显得笨拙。宋代儒学深刻认识到利益对人的影响非“何必曰利”能解决。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正是看到过分贪欲给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要求抑制人的非分之念。朱熹的人性分等理论最为典型。依据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理论，朱熹将人性按气禀的厚薄分为最厚、厚、薄、最薄，最薄的人存有为恶之心，包含有贪污、趋势、淫、懒、私、骄等等弱点；已然承认人有天生劣性，不可教化。
  为何分等？正是因为早期儒家教化观过于理想和自信而在现实中走入困境。教化的功能并非像宣传的那样强大。孟子提出的人人皆可为尧、舜，这么高的道德标准是可以修习的，但现实是非人人皆可为舜、尧，有些人是不可教化的。分等可以走出教化困境。不同等内的人，就可以施以不同统治手段。如朱熹对四类人提出“德、礼、政、刑”来对待，“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齐之”。②这样朱熹成功完成刑、教并举的理论论证。正是原始儒家性善论的理想性，教化不力的现实性，导致其吸收法家理论。
  朱熹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命之性，是至善的道理，把儒家伦理观发展到极端化，也必然要求有极端之手段，来维护这些极端伦理价值。有人说，中国古代国策是外儒内法。但是，事实是有宋以降，已然是儒法并行，至少法家传统并没有躲躲藏藏。儒家正统温情的面纱从宋代开始已不复存在了。
  朱熹对法家思想的吸纳，其实是儒家教化理论过分理想的先天不足，在现实困境求得发展的重整改变，也是维护儒家纲常的保障。而这些纲常在内忧外患的宋代又是如此迫切需要，因此朱熹毫不遮掩地宣扬法家观点也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