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家德主刑辅，是与轻刑主张相联系的，轻刑、恤刑正是儒家“仁”在法制领域的体现。既然德刑传统关系被推翻，那么朱熹推崇重刑也就不足为怪了。
  南宋司法领域普遍存在重罪轻罚现象，朱熹就说当时“凡罪之当杀者，必多为可出之途，以候奏裁，则率多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②他说：“今人说轻刑者，只见所犯之人为可悯，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是知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计也。”③朱熹认为宽刑导致罪犯逍遥法外，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以宽为本的结果必然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④
  小罪大刑，重刑禁奸。法律要以严为本，对重罪犯要严惩，甚至有必要恢复肉刑，提出认为徒流之法不足以防治不够死罪的犯罪。他提出“墨、劓、剕、宫、大肆五等，肉刑之常法也”，赎宥政策是不适用肉刑的。在这样的言论里，我们看到法家重刑论似曾相识燕归来。
  重刑论是法家一贯推行的思想，在宋以前与儒家轻刑思想针锋相对。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朱熹已彻底放弃儒家轻刑主张，推崇重刑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