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严格执法是法家司法思想的基本主张。法家从一开始就提出平等要求，不分贵贱等级。韩非从“公道”出发，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法律原则。他认为，国家官吏的根本任务就是“公道”地执行法律，不分贵贱等级，对任何人都平等对待。他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①
  朱熹曾引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段话，“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诏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反映了对法律公平、公正的要求；而商鞅说过：“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②同时，朱熹主张赦小过，反对赎刑，只有罪当处鞭刑以下且情节轻微才可适用，反对没有限制适用赎刑，批判其不平等性。这证明了朱熹追求法律适用的平等要求，吸收了法家刑无等级的理念。儒家确立的森严的尊卑贵贱等级无处不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从汉高祖七年下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到《魏律》的“八议”制度，到北朝“官当”制度，到唐律，儒家的法律面前，生而不平等就是天经地义的。恤刑，就是汉代以来为权贵犯罪轻处的政策。朱熹反对将恤刑理解为宽恤之意：“若作宽恤，如被杀者不令偿命，死者何辜？”③反对随意出人罪。
  尧舜禹时“天下为公”，夏商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濒，莫非王臣”。朱熹继承“公天下”思想，认为法也不应当为一人之法，法是“天下之法”，含公道或公法之义，不是皇帝“一人之法”。皇帝既为天下人立法，也应与天下人同守法，“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④朱熹提出“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刑”，①为公不可有私意，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提出法律的稳定性、公信力的要求。虽然朱熹没有达到“一断于法”的程度，但是他在追求司法的稳定、公正、信用方面，都和法家的观点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