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我国古代以实物形式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历史悠久，其中备受推崇的是“朱子社仓法”。它充分体现出朱熹的社会保障思想。朱子社仓法规定平年贷放收息，不断积累资金。这种用息米自身发展，荒年赈济灾民，保护生产力，进行再生产，在中国救荒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但它同任何事物一样，朱熹的社仓法也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理由是贷放收息，“舒聚敛之余谋”，对农民进行榨取，有失“忠厚恳恻之意”。朱熹不拘泥儒家传统的义利观，认为如果平年不贷放使之生息，就不可能积累仓米，何谈救灾。同时，平年不贷放，会使仓“粟久储速腐，惠既狭而将不久也”①。朱熹通过社仓米的贷放收息，使之增值，积累雄厚的基金，增强抗灾自救能力。从另一方面说，它又可以用积累的息米赈给无偿还能力的孤老残幼，起到扶贫之作用。朱熹在《邵武军光泽县社仓记》中说：“夫市里之间民无盖藏，每及春夏之交，则常籴贵而食艰也。又病夫中下之家，当产子者力不能举，而至或弃杀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则无所于归，而或死于道路也。方以其事就邑之隐君子李君吕而谋焉。”②这种从大处着想的救灾扶贫思想是很可贵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社仓法的实施，不仅减轻了封建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改变了受灾民众单纯依靠国家拨谷救济的思想，有效地培养了农民自我保障意识。它还找到了一种以民间力量为主，兴办一种互助性质备荒仓储的办法。开耀乡实行社仓法十余年，除建仓房三间和归还所借常平米外，尚有余粮三千一百石。当时，开耀乡有人口约二千人，而能有三千多石粮食作为社仓基金，就当时而言，应该说水平是相当高了。朱熹在《常州宜兴县社仓记》中说：“始予居建之崇安，尝以民饥，请于郡守徐公嚞，得米六百斛以贷，而因以为社仓。今几三十年矣，其积至五千斛，而岁敛散之里中，遂无凶年。”③三十年不到，开耀乡五夫社仓有基金五千斛粮食。这已充分说明，开耀乡五夫社仓已经超过常规赈恤范围，向全面社会保障前进了一步，它是我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新发展。
  朱熹创办社仓，极力推行社仓法，其目的是发挥其社会稳定机制作用，“惠活鳏寡，塞祸乱源”④。朱熹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具有忧国忧民思想。他为了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和自身利益，对于因天灾人祸引发的农民频繁起义闹事深感忧惧。据统计，两宋三百余年，共出现大小农民起义闹事四万多起。他为之作记的建阳县长滩社仓，就是在“绍兴某年，岁适大侵，奸民处处群聚，饮博啸呼，若将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①的情况下，由“里之名士”魏元履呈请常平使者主动创办的，目的是“下结人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缓和社会矛盾，防止农民流亡或暴动，维护社会稳定。
  淳熙八年（1181年），浙东蝗旱，朱熹提醒孝宗皇帝说：“臣恐所当忧者不止于饥殍，而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②朱熹想通过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社仓法，达到救灾扶贫的作用，使黎明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当然，朱熹这一思想，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封建专制社会，只能在一定时期起到一些良好作用，不可能根本解决社会稳定问题。
  综上所述，朱熹的社会保障思想是通过社仓法实现的，而社仓法是在创办社仓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制定出来的，并吸取古代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的有益成果，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在中国古代以实物形式的社会保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