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考察朱子社仓法的基本内容有四点：其一，社仓设于乡里，官督民办。社仓分布于乡里，可就近赈济灾民，方便民众，克服了常平仓之不足。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明确指出：“……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鐍，遁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③社仓可以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社仓民办虽有因宜之便，但也不能完全脱离官府的支持和监督。《社仓事目》规定：一是社米的贷放、收回，事先须报经州县批准；二是贷放和收回时，县府须派“清官”到场监视，并携带仓子、斗子，用官斗平量；三是出纳完毕，社仓主持人须将收支数额报州县备案；四是贷放过程中如有徇私舞弊，许当场举报，由官府纠办。这些规定的目的：一是州县政府能够了解仓储及赈济情况，便于宏观调控；二是为了防止各种奸弊发生。这些都说明社仓具有浓厚的官督民办色彩。
  其二，社仓法规定贷放收息，自行积累资金。官办常平仓米的筹集，历代多采用征收义仓税办法解决。征收义仓税，无论是按田亩还是按户等，均侵害了地主官僚的利益，往往遭到他们的反对。再者，常平仓之粮食经常被官府移作他用，名不副实。《社仓事目》规定贷放收息的办法是：“每石量收息米二斗”，“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等到息增多，“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①夏借冬还，每石收息米二斗，利息并不算低，但比起出倍之息的高利贷，还是优惠得多。规定这样的利率主要是为了使仓米不断增值，以丰补歉，达到赈灾的目的。朱熹采用借常平米为本，用贷放收息，逐年积累的办法建立和发展社仓，效果良好。他在《辛丑延和奏札四》中说：“臣所居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系昨乾道四年，乡民艰食，本府给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与本乡居朝奉郎刘如愚共同赈贷。……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仓敖三间收贮，已将元米六百石纳还本府。其见管三千一百石，并是累年人户纳到息米。”②由于有了一笔社仓米作基金，加上管理得当，“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缺食”。③
  其三，社仓米灾年用于赈济，平年用以扶贫。常平仓米用于灾年赈济，平年不开仓，甚至坐视米霉烂也不贷放。朱熹创办的社仓则不然，他制定的《社仓事目》规定：“丰年如遇人户请贷，即开两仓。存留一仓。若遇饥歉，则开第三仓，专赈贷深山穷谷耕田之民，庶几丰荒赈贷有节。”④这种无论灾年、平年均行贷放，平年放贷收息，灾年减息、免息。灾年用以保障饥民必需的生活，保护生产力；平年在“新陈未接之际”贷放，赈给深山穷谷耕田之民，解决农民春夏荒之困难。这样做既可使“死米”变“活米”，发挥其扶植生产，增强抗灾能力的作用，又可使贫苦农民免遭高利贷剥削。同时，它还可使仓米年年更新，不至霉烂变质。
  其四，社仓依靠乡官、士人管理。在“有治人无治法”的封建社会，一般的规章制度是无足轻重的，关键在执行制度的人。如果没有清廉公正、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再好的社仓法也不能自行发挥作用。为了解决社仓的管理问题，朱熹提出“责付出等人户主执敛散”的主张，并在开耀乡五夫里社仓付诸实施。所谓“出等人户”，即指乡官（为有官阶无官职的“寄禄官”，如朝奉郎刘如愚等）、士人（为编入“士籍”的人，也称举子、举人）或辞官致仕的乡绅。
  在朱熹看来，依靠乡官、士人主持社仓，较之单纯依靠社首、保正长利多弊少。从政治上讲，宋儒崇尚理学，大多数人有忧国忧民思想；从道德修养方面讲，宋代士大夫以“讲道德，说仁义”相标榜，都想借机为自己树立一个“有义行”的好名声，加上他们家庭富有，不会借主持社仓的机会营私舞弊，贪图蝇头小利。另外，这些乡官、士人在地方有一定威望，有一定组织号召力，为乡民所畏服；同时，他们与地方官府有一定联系，办事方便等等，这也是社首、保正长所不能比拟的。
  此外，经营管理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借出容易收回难。“财入民手，虽贫民不能妄用；及其取也，虽富民不免后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社仓事目》规定：借贷社仓米必须由社具状结保，不具保者不贷；贷户如拖欠不还或者逃亡，由具保户“均备纳足”。这项规定可以起到贷户自我约束、互相监督，共同负责的作用，使贷出之米能及时如数还仓，不致发生“仓廪空匮，难以为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