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中外思想史上，消费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人们往往并不满足于对消费现象作经济学的数量分析与事实判断，而是要进一步对其作定性分析与道德评判。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消费观基本上可分为三种类型：过度节俭的消费观、适度消费观及过度消费观。人类历史上主张过度节俭或过度消费的不乏其人：前者如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人应该保持高尚道德，并努力抑制身体的欲望；中国古代墨家也持几近禁欲主义的“节俭”观。后者如中国古代的杨朱，认为“人生苦短”，应当“及时行乐”；英国重商主义者巴尔本·尼古拉斯说：“对一个国家来说，富人们都贪婪而不花费，就会像一场对外战争那样危险”，“时髦或者衣服的变化是伟大的促进者”。③
  朱熹则主张俭、奢都要合乎“中”，俭、奢都以“礼”为标准的消费观念。“礼贵得中，奢易则于文，俭戚则不及而质，二者皆未合礼。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④奢侈则容易过于华丽，节俭就会不及而显得简朴。“过”和“不及”都失掉中，“奢俭都失中”。⑤失中，就是不合礼。由此，可以得知朱熹的消费标准是“奢不违礼”，“俭不失中”。也就是说，朱熹的消费观是要按照等级（“礼”）的规定来消费。他认为不同的阶层应按不同的等级标准来享受，不应超越。
  根据朱熹奢不违礼，俭不失中的消费标准，他在《论语集注》中对于管仲的奢和僭礼作了评论：“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俭，故斥其奢以明其俭；或又疑其知礼，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①所以说管仲器量小，是因为他做了功业，“便包括不住，遂至于奢与犯礼。奢与犯礼便是那器小底影子”。②而“奢”往往与犯这“礼”相联系，譬如设屏于门，本来是“邦君”设置的，作为大夫的管仲也设置了，这既是奢又是僭礼，究其原因，“那奢底人便有骄傲底意思，须必至于过度僭上而后已”。③因此，反对尚奢，按照“礼”所规定的消费标准来享受，不奢不俭，达到“中”的标准，而不逾越，即是合乎“礼”。
  针对南宋统治者的挥霍无度，他反复强调：“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等于节用。”④当然“节用”并不是要求人们不用，“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岂能无”。⑤如何才能做到“节用”适“中”？朱熹提出了三项措施：一是要求统治者“正心”、“荒政”。“正心”要求统治者施仁于民，“存天理，灭人欲”，“荒政”是要求统治者宫省事禁，减免赋税，惠康小民。二是扫除朝廷上宫廷内外一切“浮费”和“冗费”。三是“汰浮食”、“去冗兵”，减少军费开支。
  对于个人的生活消费，朱熹主张安贫乐处。他在注释顏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时说：“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故夫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叹美之。”⑥处贫泰然，才不会知不足，以不足为足，就会“乐不足”，或称为“无不足”。朱熹说：“颜子之乐，非是自家有个道，至富至贵，只管把来弄后乐。见得这道理后，自然乐。故曰：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⑦这就是安贫乐处。
  由上可以看到，朱熹为我们提供了礼制等级模式：在生产发展不足的情况下，这种等级模式使得社会各阶层能够按自己的身份地位适度消费，正如荀子所言：“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⑧，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社会稳定作用。因此，如果剔除特定的制度内涵，那么这种适度消费的观念直至今日仍然不乏积极意义。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在这种适度消费的特定内涵里，由于社会每一个阶层的消费都是由“礼”直至“道”安排好的，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难以承担违礼僭道的道德代价，因而朱熹的消费观在稳定社会的同时，也极大地阻碍了因渴望消费升级而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实际可能。
  作为哲学家而言，显然朱熹最终关心的不是财富的问题，而是有关“人性”的问题。从这样一种人性论哲学观点出发，只能产生精神第一和道义主义的经济思想，而不是物质取向和功利主义的经济思想。在朱熹的经济哲学思想中，仁义始终是第一位的，功利只能放在后面，经济目标如获利、财富等本身不能成为活动的目的。虽然主张发展生产，但认为这些都是仁义的结果，是施仁政的结果和表现，而不是施仁政、讲仁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