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财富究竟是什么，财富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应该怎样对待财富等，都是需要进行哲学审视和解读的问题。对于财富，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都肯定个人对财富的欲望和追求，他们不认为财富和道德是相悖的，而主张追求财富是满足欲望的必要手段。孔子明确表示贫与贱是“人之所恶”，富与贵是“人之所欲”①。孟子也肯定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富，人之所欲”②，“人亦孰不欲富贵”③。他要求统治者在富国强兵的同时必须“制民之产”，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④。
  朱熹继承了孔孟的思想，同样认为财富是人人所需。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说道：“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①虽然朱熹肯定君子与小人对财富都有同样的诉求，但是，朱熹认为获取财富的手段必须符合道德的要求，即必须得之以道。朱熹道：“设言富若可求，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辞。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则安于义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②假设财富是可以追求的，即使去做贱役而求得它，也在所不辞。然而，财富、贫穷是命定的，不是去追求就能得到的，何必空取屈辱呢？虽然对财富有欲望是正当的，但是君子和小人对待财富和贫贱的态度却是不一样的：“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③富贵是人人所欲求的，贵贱是人人所厌恶的，但君子对于财富和贫贱所应持的态度和标准是道和仁。如果道就是道义或道德的话，那么，得到不当富贵，则应视之如浮云，就应安于贫贱。此是君子的重要品德。所以朱熹说：“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④君子在富贵与贫贱的取舍之间，要合乎仁的标准。
  朱熹还进一步提出了“民富”（个体富裕）与“君富”（国家富裕）的关系问题。他说：“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念也。”⑤“富其君者，夺民之财耳，而夫子犹恶之。况为土地之故而杀人，使其肝脑涂地，则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虽至于死，犹不足以容之也。”⑥“财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独上，须推与民共之。”⑦在朱熹看来，民的贫、富与君（即国家）的贫、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有百姓富裕、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富强；民富是君富的基础，百姓富足了，君（国家）也不会贫困。只能是水涨船高，民富而国强。如果，夺民之财而“富其君”，则犹如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朱熹肯定人们对财富的需求，但并不以此为主要动机。道德才是判断欲望与财富的标准，道德对于欲望和财富有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朱子在处理财富和道德的关系时，以道德为第一位，财富为第二位。朱熹说：“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①孟子以为为政要以仁义为先，而不能谈财利。《孟子·梁惠王》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而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②由于孟子反对财利，竟至忽视“辟草莱，任土地”③等生产活动，而宣扬“仁义”，被时人目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④朱子对此则表示赞同：“古时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夫岂故为是迂阔无用之谈，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实祸哉！……惟以苟为一切之计而已，是申商吴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国而自灭其身，国虽富其民必贫，兵虽强其国必病，利虽近其为害必远。”⑤在此可以看出朱熹虽然说过：“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⑥但并不完全反对“功利”，不去谋“利”，并不是不要“利”，而是要以伦理道德规范来制约财利等经济问题。如果人人都以逐“利”为先，则必亡国灭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