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宋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南迁，经济重心南移，促进了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大交流，加速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同时也促进了南宋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当社会经济生活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而又弊端日显、财政匮乏之际，朱熹不仅是一个会讲“正心诚意”而讳言功利的道学家，还针对时弊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哲学思想。
  一、合道义的财富观
  财富究竟是什么，财富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应该怎样对待财富等，都是需要进行哲学审视和解读的问题。对于财富，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都肯定个人对财富的欲望和追求，他们不认为财富和道德是相悖的，而主张追求财富是满足欲望的必要手段。孔子明确表示贫与贱是“人之所恶”，富与贵是“人之所欲”①。孟子也肯定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富，人之所欲”②，“人亦孰不欲富贵”③。他要求统治者在富国强兵的同时必须“制民之产”，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④。
  朱熹继承了孔孟的思想，同样认为财富是人人所需。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说道：“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①虽然朱熹肯定君子与小人对财富都有同样的诉求，但是，朱熹认为获取财富的手段必须符合道德的要求，即必须得之以道。朱熹道：“设言富若可求，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辞。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则安于义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②假设财富是可以追求的，即使去做贱役而求得它，也在所不辞。然而，财富、贫穷是命定的，不是去追求就能得到的，何必空取屈辱呢？虽然对财富有欲望是正当的，但是君子和小人对待财富和贫贱的态度却是不一样的：“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③富贵是人人所欲求的，贵贱是人人所厌恶的，但君子对于财富和贫贱所应持的态度和标准是道和仁。如果道就是道义或道德的话，那么，得到不当富贵，则应视之如浮云，就应安于贫贱。此是君子的重要品德。所以朱熹说：“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④君子在富贵与贫贱的取舍之间，要合乎仁的标准。
  朱熹还进一步提出了“民富”（个体富裕）与“君富”（国家富裕）的关系问题。他说：“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念也。”⑤“富其君者，夺民之财耳，而夫子犹恶之。况为土地之故而杀人，使其肝脑涂地，则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虽至于死，犹不足以容之也。”⑥“财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独上，须推与民共之。”⑦在朱熹看来，民的贫、富与君（即国家）的贫、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有百姓富裕、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富强；民富是君富的基础，百姓富足了，君（国家）也不会贫困。只能是水涨船高，民富而国强。如果，夺民之财而“富其君”，则犹如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朱熹肯定人们对财富的需求，但并不以此为主要动机。道德才是判断欲望与财富的标准，道德对于欲望和财富有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朱子在处理财富和道德的关系时，以道德为第一位，财富为第二位。朱熹说：“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①孟子以为为政要以仁义为先，而不能谈财利。《孟子·梁惠王》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而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②由于孟子反对财利，竟至忽视“辟草莱，任土地”③等生产活动，而宣扬“仁义”，被时人目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④朱子对此则表示赞同：“古时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夫岂故为是迂阔无用之谈，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实祸哉！……惟以苟为一切之计而已，是申商吴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国而自灭其身，国虽富其民必贫，兵虽强其国必病，利虽近其为害必远。”⑤在此可以看出朱熹虽然说过：“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⑥但并不完全反对“功利”，不去谋“利”，并不是不要“利”，而是要以伦理道德规范来制约财利等经济问题。如果人人都以逐“利”为先，则必亡国灭身。
  二、“足食之本在农”的生产观
  对于财富产生的根源，朱熹将其归结为劳动生产。同当时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相适应，朱熹提出了“足食之本在农”的经济主张。“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⑦朱熹认为“民”的生存和生产的根本在于“食”，即人人有饭吃，没有食物，则“民”将流离失所，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也就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因此，他强调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倅皆以劝农为职，每岁二月载酒出郊，延见父老，喻以课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①在农业社会，国家应该“务农重谷”，这是自然的道理或规律。为了保证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农业必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州县官吏应以劝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每年二月春耕之时，载酒出郊，奖励耕田。
  发展农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还有赖于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措施。朱熹在担任地方官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如提倡兴修水利、开垦荒田、保护耕牛等。朱熹在福建漳州任职期间，曾奖励开垦荒田。“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俵寄之扰，象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今来朝廷推行经界，向去产钱官米各有归着，自无俵寄之扰……有欲陈请荒田之人，即仰前来陈状。切待勘会给付，永为己业，仍依条制与免三年租税。”②如果有人愿意垦荒，可向官府报请。不仅开垦出来的田业为己业，而且可免三年的租税。朱熹看到：并不是荒田无人开垦，而是存在着实际问题，只有解决具体问题，鼓励开荒，才能使土地增多，粮食增产。朱熹对于农业生产之所以如此重视，一方面，他目睹南宋财政匮乏，不发展农业，不能恢复社会经济，也不能很好地抗金实现统一中原的宏伟誓愿；另一方面，只有注重农业生产，才能解决农民衣食问题，“使其妇子合哺鼓腹，无复饥冻流移之患”。③
  儒家历来重农轻商，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末。孟子首先骂商人为“贱丈夫”，荀子认为工商业不生产财富，要求减少其从业人数。西汉儒家贤良文学派使用重本轻末观点打击桑弘羊后，重本轻末终于成为一个传统经济教条和主要的封建经济政策。朱熹虽主张“足食之本在农”，“农事至重，人君不可以为缓而忽之”，国家应该“务农重谷”，强调此乃自然之理。但他并不主张不需要工商业活动，他认为人们的社会分工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天职：“况人在天地间，自农、商、工、贾等而上之，不知其几，皆其所当尽者……但必知所处之职，用天职之自然，而非出于人为。”①他反而肯定商业的存在和商业价值：“生意（经商）何尝息，本虽凋零，生意则长存。”②
  朱熹重农但不轻商的思想对后世有十分积极的影响，新安理学的一个著名口号就是：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故徽人有外出经商的传统。
  三、“俭奢适中”的消费观
  在中外思想史上，消费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人们往往并不满足于对消费现象作经济学的数量分析与事实判断，而是要进一步对其作定性分析与道德评判。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消费观基本上可分为三种类型：过度节俭的消费观、适度消费观及过度消费观。人类历史上主张过度节俭或过度消费的不乏其人：前者如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人应该保持高尚道德，并努力抑制身体的欲望；中国古代墨家也持几近禁欲主义的“节俭”观。后者如中国古代的杨朱，认为“人生苦短”，应当“及时行乐”；英国重商主义者巴尔本·尼古拉斯说：“对一个国家来说，富人们都贪婪而不花费，就会像一场对外战争那样危险”，“时髦或者衣服的变化是伟大的促进者”。③
  朱熹则主张俭、奢都要合乎“中”，俭、奢都以“礼”为标准的消费观念。“礼贵得中，奢易则于文，俭戚则不及而质，二者皆未合礼。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④奢侈则容易过于华丽，节俭就会不及而显得简朴。“过”和“不及”都失掉中，“奢俭都失中”。⑤失中，就是不合礼。由此，可以得知朱熹的消费标准是“奢不违礼”，“俭不失中”。也就是说，朱熹的消费观是要按照等级（“礼”）的规定来消费。他认为不同的阶层应按不同的等级标准来享受，不应超越。
  根据朱熹奢不违礼，俭不失中的消费标准，他在《论语集注》中对于管仲的奢和僭礼作了评论：“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俭，故斥其奢以明其俭；或又疑其知礼，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①所以说管仲器量小，是因为他做了功业，“便包括不住，遂至于奢与犯礼。奢与犯礼便是那器小底影子”。②而“奢”往往与犯这“礼”相联系，譬如设屏于门，本来是“邦君”设置的，作为大夫的管仲也设置了，这既是奢又是僭礼，究其原因，“那奢底人便有骄傲底意思，须必至于过度僭上而后已”。③因此，反对尚奢，按照“礼”所规定的消费标准来享受，不奢不俭，达到“中”的标准，而不逾越，即是合乎“礼”。
  针对南宋统治者的挥霍无度，他反复强调：“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等于节用。”④当然“节用”并不是要求人们不用，“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岂能无”。⑤如何才能做到“节用”适“中”？朱熹提出了三项措施：一是要求统治者“正心”、“荒政”。“正心”要求统治者施仁于民，“存天理，灭人欲”，“荒政”是要求统治者宫省事禁，减免赋税，惠康小民。二是扫除朝廷上宫廷内外一切“浮费”和“冗费”。三是“汰浮食”、“去冗兵”，减少军费开支。
  对于个人的生活消费，朱熹主张安贫乐处。他在注释顏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时说：“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故夫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叹美之。”⑥处贫泰然，才不会知不足，以不足为足，就会“乐不足”，或称为“无不足”。朱熹说：“颜子之乐，非是自家有个道，至富至贵，只管把来弄后乐。见得这道理后，自然乐。故曰：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⑦这就是安贫乐处。
  由上可以看到，朱熹为我们提供了礼制等级模式：在生产发展不足的情况下，这种等级模式使得社会各阶层能够按自己的身份地位适度消费，正如荀子所言：“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⑧，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社会稳定作用。因此，如果剔除特定的制度内涵，那么这种适度消费的观念直至今日仍然不乏积极意义。但是，也应当注意到，在这种适度消费的特定内涵里，由于社会每一个阶层的消费都是由“礼”直至“道”安排好的，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难以承担违礼僭道的道德代价，因而朱熹的消费观在稳定社会的同时，也极大地阻碍了因渴望消费升级而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实际可能。
  作为哲学家而言，显然朱熹最终关心的不是财富的问题，而是有关“人性”的问题。从这样一种人性论哲学观点出发，只能产生精神第一和道义主义的经济思想，而不是物质取向和功利主义的经济思想。在朱熹的经济哲学思想中，仁义始终是第一位的，功利只能放在后面，经济目标如获利、财富等本身不能成为活动的目的。虽然主张发展生产，但认为这些都是仁义的结果，是施仁政的结果和表现，而不是施仁政、讲仁义的目的。
  （原刊于《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7期，2008年）

①《论语·里仁》。 ②《孟子·万章上》。 ③《孟子·公孙丑下》。 ④《孟子·梁惠王上》。 ①朱熹：《四书或问·论语或问》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论语集注·述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③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论语集注·里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④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论语集注·里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⑤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论语集注·颜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⑥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孟子集注·离娄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⑦《朱子语类》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①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论语集注·尧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②《孟子·梁惠王》。 ③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孟子集注·离娄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④司马迁：《史记·孟荀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⑤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送张仲隆序》。 ⑥《朱子语类》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⑦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九，《劝农文》。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〇〇，《劝农文》。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〇〇，《劝农文》。 ③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九，《劝农文》。 ①《朱子语类》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钱穆：《朱子新学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346页。 ③托马斯·孟、巴尔本·尼古拉斯、达德利·诺思：《贸易论（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1页。 ④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论语集注·八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⑤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论语集注·述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①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论语集注·八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②《朱子语类》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③《朱子语类》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④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论语集注》卷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⑤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论语集注》卷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⑥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论语集注·雍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⑦《朱子语类》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⑧《荀子·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