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理”是朱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本体存在，因而又被称之“天理”。天就是自然界。那么“天理”是一个纯粹形而上的哲学理念，还是有具体内容呢？如果有，它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在朱子看来就是自然界生生不息的生命法则即“生理”，其高度哲理化的道德哲学和人生哲学都源此而生。
  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将“六经之首”和“大道之源”的《周易》作为直接的理论源头，这自然是因为在经学史上享有独尊地位的《周易》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易传》不仅明确提出“生生之谓易”①，“天地之大德曰生”②的命题，而且提出“三才之道”③和“顺天应人”④的思想。可见，《周易》不是一部纯粹形而上的哲学著作，生态哲学才是其精髓。如果说《周易》是一部讲变化的哲学著作，如所谓的“易有三义”，即变易、简易、不易，那也是讲生命变化之道的哲学著作。
  蒙培元先生说：“‘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⑤蒙先生所说的“生”有生成论、生命哲学和生态哲学三层含义，但其核心和实质仍然是生态哲学，而且是广义的生态哲学。《周易》开启了中国生态哲学的源头，从此“生”的哲学就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如道家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⑥，儒家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⑦，佛教所谓“众生平等”和“普渡众生”⑧等，都是“生”的哲学的生动体现。
  《易传》之“生”的学说是理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周敦颐的“万物化生”⑨，张载的“乾坤父母”说⑩以及“天地之心以生为本”⑪，程颐的“心者生道也”，程颢的“天只是以生为道”⑫，无不以“生”为道为理。朱子作为“集大成者”，当然也不例外。他虽然对“理”作了各种解释，但以“生”说“理”、“仁”、说“性”、说“心”始终是其核心内容。朱子在其《仁说》中不仅对“生理”学说作了集中论述并提出著名的“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的学说。揭示了“生”与“心”进而与“理”的内在和本质联系。这是朱子天人之学的关键所在。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蒙培元教授的指导，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可见，“生理”或“生生之理”①才是理的核心内容，也是理的价值意义之所在。因此，朱熹虽然对其哲学最高范畴“理”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逻辑分析，但其核心始终是围绕着“生生之理”展开的，并以“生道”的“广大流行”说明其“理”的客观普遍性。如朱熹所讲的“自然之理”，就其实质而言只是“生生之理”。自然界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创造过程，其生命创造是有秩序有规则的，此即所谓“生理”，“理”字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自然之理”就是自然界发育流行的过程所具有的秩序或法则。中国哲学不是西方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而是以心性修养为基础的主客内在统一的哲学，亦即基于自然界生命有机整体的天人合一哲学。因此，作为自然界万物本质规定的“所以然”之理和作为人类认识主体价值选择的“所当然”之理②，即存在与价值正是在“生理”实现为“仁德”的基础之上得到了统一。就“生生之理”是道体的流行而言，亦可称为“道理”。就“生生之理”内在于人心的本体存在而言，亦可称为“性理”。在朱子学说中，固然有“心外有理”及“格物致知”之说，然而这只是从认识层面上说的，朱子承认有主客之分，因而有“穷理”之学。但就本体存在而言，“物理”最终通向“性理”，从而实现“心与理一”③。这种典型的“观物体道”的思维方式，正是基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从“生意”、“生理”说明仁德，是理解朱子德性学说的关键。
  在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下，如何将自然界的“所以然”之理，内化为人心内在的道德理性，不是对象化的客观认识所能完成的，还需要下一番切身的生命体验功夫。因此，中国古代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严格意义上的对象化的认识论，而是具有实践理性的天人合一的体认论、体验论和体悟论等，这里的“体”就是身体力行。朱子的“格物致知”之学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体验，其内容是要解决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根本目的则是要通过“格物”而致天人合一之“知”，即实现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与统一。从本体论看，在人为性，在物为理，都体现了自然界的“生理”和“生意”；从认识论看，人不仅是德性主体，又是认识主体，人可以通过对万物的认识，实现人的德性。从人与自然的生命有机整体联系看，朱子的“即物穷理”，就只能是“穷”生命之理。
  所谓“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①这里的“极”就是从已知的“物理”进而追溯到人与自然生命贯通之“生理”。而穷理的过程也就是德性主体的确立过程。
  朱子曰：“仁字只是个浑沦底道理。如《大学》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学、审问、谨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又曰：“仁在事，若不在事上看，如何见仁？”②朱熹的知识之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求仁”。仁本来就在人的心中，是“本心之全德”，却为何向外求仁呢？他认为，“仁在事”，因此，要“在事上看”，就是在事物中求得仁理。这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仁德是在处事接物中体现出来的，其间有很多具体内容，如家庭层面的父子、夫妇、兄弟关系，社会层面的君臣、朋友关系，还有人与自然界的万物之间的关系，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表现，这些不同方面的表现，都是从不同侧面体现仁德的。懂得了这些具体知识，抽象的仁德也就获得了具体内容，人也获得了道德上的理性自觉。另一方面，“生理”虽在人心而为仁德，但不能说人心之外的万物便无“生理”，实际上，在自然界的万物之中，便存在着“生理”、“生意”，自然界就是“生生不已”的生命流行，活泼泼地，这就是“道体流行”或“道体之本然”，其中便有仁的内在依据。通过“格物穷理”，便能认识、体会其中的意思，即仁的道理。
  仁德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如同孔子所说，是“天生德于予”③。但仁德需要人自己去完成，去实现，亦如孔子所说，是“为仁由己”。这除了“存心养性”的工夫之外，还要“格物致知”之学，朱熹的知识之学，自然包括对于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化的知识，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一种德性之学。朱熹认为，自然界生命流行，生生不已，充满了生机、生意，这都是“生理”的体现，都需要认识。通过这种认识，便能启发心中之德性。
  人与万物之间，固然有主客、内外之别，在这个层面上，人是认识主体，万物是认识对象，构成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人可以从中获得知识。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不是对物理世界的认识，而是对生命的认识。从生命的层面上说，人与万物是相通的，人虽然是万物之灵，但万物也是有生命的，人与万物是一体的。故程颢曰：“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①只是人心不仅有灵明知觉，而且全具仁德。因此，“格物”不只是将万物作为控制、利用的对象去认识，而是认识其生命意义而关怀、爱护之。从这个意义上说，“格物”也就是“爱物”。因此，朱子曰：“古人爱物，而伐木亦有时，无一些子不到处，无一物不被其泽，盖缘是格物得尽，所以如此。”又曰：“格物须合内外始得。……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内外之理。”②
  “格物”而至于“爱物”，可说是真正实现了仁德，也是“格物”的真正目的。这就不是一般地得到知识，获得一种权力，宰制和掠夺万物，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与万物情同手足，使万物“无一物不被其泽”，实现人与万物的生命和谐。这是朱子“格物说”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地方，对现代人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可是在过去的研究中，很少有人说到这层意思，只是当作通常的认识论、知识学来对待。这所谓自家与万物“均气同体”，是说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界的生命，是“同气相求”的关系，“气”就是代表生命的。所谓“同体”，则说明人与万物同以天地之“生理”为生命本体，同受仁德的恩泽，是生命整体。所谓“合内外之理”，就不是以万物为被动的物理对象而认识之，以“格物穷理”所得之知识为工具而对万物实行控制、利用和奴役，而是体认到自家心就是万物之心，自家生命与万物的生命息息相关而不可分离。人之性与物之理，都是由自然界的“生理”而来，在人为仁，在物为理。仁德是“生理”之全体实现，“实现”体现了人的主体创造性，物理只是“生理”的很有限的部分的实现。人之所以为“贵”，就在于通过“格物穷理”，认识到万物的生命意义，将其仁德施之于万物，消除主客、内外的界限，以仁心对待万物，这就是“合内外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