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生命律动与自然生态良好保持高度和谐、高度统一的极致状态，它于人类生命和自然生命间传递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关联和生命共感。只要人们有着对自然和谐的审美感知和审美体验，这种强烈的生命共感便会蓬勃而起，令人身心愉悦，情感升华。换言之，即只有当人类以审美、珍爱的目光投向自然时，自然才可能向人类敞开并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绚烂美丽的生活世界，这不仅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最佳选择，也是人类身心和谐的本真追求。
  历史上，任何一个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都清楚明白地知道，要想真正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必须在正确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合理改造自然，充分利用自然以及及时、有效地保护自然，这样才能为人类的进步发展寻找到一条可供持续的生存之道。因此，尽管浸淫在传统文化大本营中的儒家、道家和佛家都对代表自己特点的生态伦理思想和生态道德立场做了深刻的理论论述，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还是概无例外地苦苦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念。他们不仅主张要把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作为平等并列的关系来看待，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而且还着重强调了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产物，应该对大自然怀有感激、热爱之情，要尊重自然规律，珍爱自然生命，保护自然家园，真切回归到人与自然融洽无间的和谐状态中来。①可以说，传统文化中这种最富有理智、最精辟并深刻阐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光辉论断，不仅在中国生态文明的长河中凝练成了辉煌灿烂的学术瑰宝，而且也在世界生态伦理思想的浩瀚之海中独放异彩，为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有益的生态伦理启示和厚重的和谐思想渊源，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提高自身的生态意识，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两宋时期，集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朱熹（1130—1200）的最大成就，无疑就是在继承并完善了二程所创建的理学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儒学为本位且糅合了佛、道思想的具有鲜明哲学思辨色彩的新儒学体系——朱子理学，成为继孔子之后“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②的学术巨人。但是，当我们纵观这位理学家执着不已地游学胜迹，寄情山水，并在风景优美的武夷山倾注了几近50年宝贵时光的一生时，我们却不难发现，相对这位历史伟人所构建的令人钦服的学术大厦而言，他的那些有关生态伦理、生态美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真切论述和深刻体会，不仅作为朱子理学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组件，为理学大师的学术创造提供了一次又一次“近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③的延绵不绝的学术滋养，而且还从容地支撑着大师走完了他淡泊宁静甚至是贫困潦倒的生命之旅，令其超然物外，流芳千古。故而，当硕儒朱熹到了他生命的最黑暗时期（“庆元党禁”期间），他那打从心底里道出的“我是溪山旧主人，归来鱼鸟便相亲。一杯与尔同生死，万事从渠更故新”④的本真感受，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人类精神家园中绽放的一朵绚烂奇葩，真切地道明自然之亲对于硕儒的心灵慰籍，已然达到了“物我一体”的最高境界，为人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标准。
  具体说来，朱熹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中，具有生命强势的人类要树立起对待自然生命的友善态度。
  朱熹认为：“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恶死，‘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皆是顺阴阳之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殀矢，不覆巢’，此便是合内外之理。”①这段文字，在完全继承了儒家“爱物”、“取物不尽物”、“取物以顺时”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同时，从“天人合一”的基本观点出发，把整个自然界都看作是“皆有至理”的生命系统，把“生生”视为“天地之大德”，把“爱物”、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看作是人类至高无上的道德追求，指出在人类生命和自然生命这个有机的统一体中，人类虽然是作为自然界的主宰者存在，但却和其他生命体一样，只是众多生命中的一部分，并没有肆意剥夺其他生命特别是孕中生命的特权。其他生命，或“一草一木”，或“一禽一兽”的存在，不仅是自身生命存在的需要，也是其他生命存在的需要。这和我们今天认识到的物种存在的利他性和呼吁保持的生物多样性存在及生物的可持续发展，二者之间，实在有着难以言尽的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一代宗师，朱熹对待自然生命的坚决态度，不仅只在文字上论述精到，在实践中也力求务必落实。他的论著里，就曾留有这么一段为保持生态平衡而作的精彩记录：“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俵寄之扰，象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今来朝廷推行经界，向去产钱官米各有归着，自无俵寄之扰。本州又已出榜劝谕人户陷杀象兽，约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齿蹄角。今更别立赏钱三十贯，如有人户杀得象者，前来请赏，即时支给，庶几去除灾害，民乐耕耘。”这说明，在当时某些开发较晚的偏僻之地，为了顺利开展农业生产，是可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优势，适当改造自然、干预自然，捕杀一些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恶劣影响甚至是生命威胁的恶兽，去除民患，使民安居乐业。只是一旦预期效果达成，便不能再任意虐杀兽体，造成对自然生命的反侵害。这作为当时一种适当保持生态平衡的做法和对自然生命的正确认识，不可不说是古人利用多种方式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平衡发展的最佳状态了。
  第二，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中，具有生命强势的人类要注意对自然环境进行良好经营，尽量保持其原生状态，使人在自然的滋养中身心愉悦。
  对于这一点，朱熹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实践。当时，任职湖南的朱熹巡视辖境，发现由于政府监督、监管的力度不强，南岳一带滥砍滥伐现象严重，生态环境惨遭破坏，不仅无法涵蓄水土，导致田势发展不佳，而且直接影响到国运的昌隆与否——因为，当地官员普遍认为：“照应本州管内南岳衡山，系国家火德兴隆之地，崇奉之礼，极于严肃，合行封植，以壮形势。”但“近来官司失于守护，致得诸色等人妄行斫伐，林木摧残，土石破碎，无以保国威灵，停滀云气，慰一方瞻仰归依之望，事属不便”。于是，针对南岳存在的问题，上任不久的朱熹本着植树兴势是国运所需、生命所需的理念，提出了一整套种植、养护、管理林木、绿化南岳的方法，并公告全境：“契勘其地并属寺观所管，即与民间无相干涉，理宜措置。今帖合同李修职躬亲前去体究相度，勒本县巡尉责本寺观主首摽识签押，除深山人所不见之处，许令依旧开垦种植外，其山面瞻望所及，即不得似前更行斫伐开垦。向后逐年深冬，即令寺观各随界分，多取小木，连本栽培，以时浇灌，务令青活，庶几数年之后，山势崇深，永为福地。”①这说明，朱熹发布榜文的目的除了是要恢复南岳地区原有的良好生态，力求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理想境界——“山势崇深，永为福地”之外，还充分考虑到人在自然改造中的能动作用，不仅要求人在进行生态建设时要职责分明，权利分明，避免冲突与争端的发生，而且还要注意生产的方式和方法，达到生态恢复的最佳效果——“多取小木，连本栽培，以时浇灌，务令青活”。这种科学的生态伦理观，不仅使得他的设想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得以充分调动乡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抑制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和谐，而且为当地乡规民约和社会风俗的形成，起到了良性的导向作用。
  第三，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中，面对山灵水美，如何充分地享受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需要有着对待自然的真切热爱与执着奉献。
  就一般人看来，朱熹从文从学的生活经历，似乎是他不免与山水亲近的根本原因。然而，仔细研究朱熹一生足迹游走和热情倾注的所在，我们发现，真正吸引朱熹寄情山水的强大动因，除了那一时期在寻山择水中优游于学，追求雅逸恬淡、率性自然的文化传统之外，最重要的，恐怕还是那种良好的生态环境传递给这位理学大师的强烈的生命共感，使得大师最终能够在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抛开世俗的功名利禄，任性而为，安心于寂静的读书、讲学生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最佳状态。《福建通志》在记载他的活动时就曾作了这样一番描绘：“自号紫阳，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山水文字。南康之庐山，潭州之衡岳，建州之武夷、云谷，福州之石鼓、乌石，莫不流连题咏，相传每经行处，闻有佳邱壑，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携尊酒时饮一杯，竞日不倦。非徒效泥塑人以为居敬者。”①可见，在本着一颗热爱自然、追求自然、名利两忘的纯纯状态下，朱熹不仅充分感受到了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奇妙，而且还在自然的感召下，寻到了讲学、著述的理想境界。
  当年，武夷山隐屏峰上那流淌的不凡“云气”，峰下那令人耳目一新的葱郁“平林”，都曾让官场受挫、愤而辞归的朱熹为之神往，使他一见即生出“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双琼瑶，茅茨几时建，自此遣纷嚣”②的生命共感和静修追求，并最终下定决心，要“自辟精舍，令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少世纷，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问学中，非必耽玩山水之胜”。③于是，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奏劾唐仲友受挫后，便开始动工构筑精舍，“于其溪五折，负大石屏，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草茅，仅得数亩，面势清幽，奇木佳石，抶揖映带，若阴相而遗伐者。使弟子具畚锸，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肆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俨然一派桃源之境，使得众友来访，皆叹其佳胜。对此，宋韩元吉在撰《武夷精舍记》时也作了甚为欣慕的记述：“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则游焉。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得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中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④这其中，只一句“盖山中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的描述，就把朱熹一面讲学论道，一面泛舟九曲，畅游诸峰，时而刻石纪念，时而题诗唱和，与自然之间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和谐共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抒发与表达，令人赞叹之余，不由得心生向往。而与此同时，朱熹由山水优游中触点而得的生命灵感，又为他的治学带来更深层次的体验和考悟，并随之产生了他用心灵与之交融而获得的学术产品。对此，谁又能说这不是自然赋予朱熹的最丰厚的情感回报呢？
  可以说，朱熹倡导的这种爱物惜物、保护生灵、尊重自然规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不仅促进了人类生命与自然生命和谐共生，而且使人性的完善随愿发展，达到极致。其所追求的生态理想，不仅是世间万物同构互动、各遂性命、充满生机的原版蓝图的完美再现，同时也是古圣先贤心目中天人合一的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今天，我们所共同希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其实就是这种传统精神的延续，是我们民族世世代代慎重选择的文化目标，它不仅自有内在的合理性因素长存，还必将对和谐社会的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原刊于《武夷学院学报》第27卷第3期，2008年6月）

①苏会君：《从道家思想中探寻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渊源》，《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年第10期。 ②黄宗羲：《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④《朱文公文集》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①《朱子语类》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①《晦庵集》卷一〇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①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卷三四，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 ②丘幼宣选注：《武夷诗词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董天工：《武夷山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 ④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