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光地在经学研究与经典编纂方面亦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实学特点。首先，李光地治经主张汉宋兼采，不立门户，能够使用训诂考据等手段来解释经文，发明经义，尽量避免以己意解经，从而使其经学研究带有某些实证、实据的特点。譬如他说：“读书只赞其文字好，何益？须将作者之意发明出来，及考订其本之同异，文义之是否，字字不放过，方算得看过这部书。”①又说：“今专门之学甚少，古来官制、田赋、冠服、地里之类，皆无精详可据之书。此等必实实考究得源源本本，确有条贯，方好。”②有关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在上一章中已有较为详细的讨论，此处不赘。
  其次，李光地在阐述经典义理的时候，亦注重将其与修齐治平之事联系起来，“究六经之指，周当世之务”③，力图使经典之义理能够见诸实事，有裨实用，从而构建一个合理的现实秩序。譬如，李光地治《诗经》，强调“《诗经》道理，不出齐家、治国平天下。《二南》从齐家起，《雅》则治国平天下，《颂》则天地位，万物育，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然其理不外于修身、齐家，大指如此”④。又说：“《国风》之首，夫妇正焉。《小雅》之首，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备矣。《大雅》《颂》之首，推祖宗，本天地，此四诗之序也。道造端夫妇而塞天地者，达乎上下，性情一也。”⑤其治《春秋》，以《春秋》所论为王者之事，故十分注重从礼法制度、政治伦理的角度来发明、探讨《春秋》中的书法义例。如谓：“《春秋》隐、桓二公，亦尽一部《春秋》道理。隐无王，桓无天。无王者，隐公终身未尝朝聘于周，直似非其臣子者然。无天者，桓公弑君，王不加讨，又从而恩命稠叠焉。惟此二义，一部《春秋》，岂复外此。”①其治《周易》，虽肯定《周易》为谈性命之书，但同时强调《周易》的实用性，提出：“《易》不是为上智立言，却是为百姓日用，使之即占筮中，顺性命之理，通神明之德。”②又谓：“朱子说，《易》之取象，不可尽以道理求。盖谓随人随事，皆可以生解耳。虽象皆有根，根即是道理，却要知他原可以随人随事求之也。”③由于其理学名臣的身份，以及经常可以与皇帝讨论易学的便利，使得李光地特别注重借助解释《周易》来阐述自己的经世治国之道。这一点在其撰写与主持编纂的易学著作中表现得较为突出。④
  再次，通过考察李光地奉旨纂修《朱子全书》等理学经典的过程，在内容材料的选取与篇目次序的拟定上亦可发现其思想的实学倾向。譬如，《朱子全书》的编纂主要是根据《朱子语类》与《朱文公文集》二书“撮取精要，芟削繁文，以类相次”⑤而完成的。但是，与《朱子语类》以“理气”居首、《朱文公文集》以“词赋琴操诗”居首的编目方式不同，《朱子全书》的编目以“学”为首，可见李光地对于进学致知的重视，及其对朱子学“下学上达”的为学次第的体认与强调。论学之目后继以四书、六经，李光地认为如此“足见朱子平生精力尽在研究经书之指而阐明之，平生议论无非源本经书之指而发挥之，朱子之学即孔孟之学，一披卷而原委昭然矣”①1。其实，李光地原先还曾试图将有关治道的内容置于论学篇目之后。他说：“查原目录内首十数卷论学之后，即继以四书、六经、诸儒、诸子、历代人物等目，然后及于治道。臣切惟《大学》格致诚正与齐治平相为表里，孔子告君达德达道与九经相为经纬，盖天德王道同条共贯，自尧、舜、禹、汤至我皇上皆然也。臣妄谓首十数卷论学之后，似即宜继以论治，而论治诸目，则宜以奏疏为首，然后以君道、臣道、养教、兵刑、用人、理财等目次之，如此则开篇数十卷之中，而内圣外王之道备矣。然后继以四书、六经以证明之，又继以圣贤诸儒、诸子百家以折衷之，又继以历代人物以参考之，似为得先后缓急之序，而使天下后世学者知为学为治之出于一，不作两意推求也。”②虽然这一提议最终没有得到康熙帝的认可，但仍反映出李光地对于朱熹经世思想的重视，及其对学以致用与内圣外王相贯通的关注和追求。此外，李光地还指出《朱子全书》治道门类的原有细目次序杂乱，主张“略仿六曹职掌次第编列”；又认为理气门类下“先以总论，次太极，次天地，次天度、历法，次天文，次雷电风雨雪雹霜露，次阴阳、五行、时令，次地理、潮汐”的细目安排不妥，建议“阴阳、五行、时令似应接太极、天地之后，盖周子《太极图说》首言太极，即继以阴阳、两仪、五行、四时也。天度、历法似应接天文之后，盖有日月星辰，然后有行度，然后有历法也。地理似应即继天文、天度、历法之后，盖有天文即有地理也。雷电风雨雪雹霜露似应在地理之后，盖此数者不可谓之天文，乃地气上交于天，絪缊聚散于两间者，则当附天地之后也”。③这些观点既体现出李光地对于各种科学知识与实用学科的了解，又反映了其重视逻辑次序与客观实际的思想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