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朱熹看来，解经的目的在于通经以求理，把握圣贤之道，而圣贤之道简易明白，只是由于时移世易，经典在流传过程中又多遭散佚窜乱，才导致某些内容难以索解。因此，注解经典须秉持简洁平易、以易解难的原则，尽量使用简易明白的语言进行疏解，使人易读易晓，而圣贤丰富无穷之旨自在其中。故曰：
  解经谓之解者，只要解释出来。将圣贤之语解开了，庶易读。②
  解经当取易晓底句语解难晓底句，不当反取难晓底解易晓者。③
  大抵圣贤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无穷。今必推之使高，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离其本指、丧其平易无穷之味矣。④
  朱熹除了反对穿凿附会、故弄玄虚的解经方法外，还批评了经学研究中存在的注脚成文、以传掩经的弊病：
  凡观书，且论此一处文义如何，不必他说。①
  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经。不然，即须各作一番理会，添却一项功夫。②
  盖解经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释得文义通，则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间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自好，被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③
  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随经句分说，不离经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故其文虽可读，而经意殊远。程子《易传》亦成作文，说了又说。故今人观者更不看本经，只读《传》，亦非所以使人思也。④
  在朱熹看来，传注是为了解释经文而作，只需用简明的语言将文义解释通畅便可，不必另作文字以说己意，“不须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⑤。否则人人都借注解经典来论说自己的道理，将使传注与经文相分离，冲淡甚至掩盖了经典的本义，又令读者“看注而忘经”，从而丧失了经学研究的基础与原意。在此意义上，朱熹表彰了汉儒注经“只注难晓处，不全注尽本文，其辞甚简”①，“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②的优点与长处，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经学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