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朱熹阅读、注解经书的长期实践中，虚心探求经典本义是其最为重视、反复强调的一项基本经学方法。譬如他说：
  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②
  如解说圣经，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虚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犹更自有牵于旧习，失点检处。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圣贤之书，如何看得出。①
  读书须是虚心方得。他圣人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豪杜撰，只顺他去。某向时也杜撰说得，终不济事。②
  读书且要虚心平气，随他文义体当，不可先立己意、作势硬说，只成杜撰，不见圣贤本意也。③
  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学者道理太多，不能虚心退步、徐观圣贤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强置其中，所以不免穿凿破碎之弊，使圣贤之言不得自在而常为吾说之所使，以至劫持缚束而左右之，甚或伤其形体而不恤也。如此，则自我作经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读古人之书哉？④
  在朱熹看来，宋儒治经多有两种弊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旧有先入之说，虽欲摆脱，亦被他自来相寻”⑤。因此，读经、解经必须首先保持客观的态度，尽量摒除各种先入之见，虚心平气体会圣贤言语，而不应妄以己意立说，将自己的意见掺入圣贤本意中。朱熹指出，“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⑥，故只需“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⑦。若是一味以己意私见解经，则将陷于杜撰与穿凿，不但丧失了治经的意义，而且扭曲、掩盖了经典本义，使得后世学者亦无由窥见圣贤之道。
  朱熹认为，要想克服私意与先入之见的束缚，直求经典本义，除了虚心之外，还须做到存心、专心、定心、静心、宽心，不可急迫以求之。他说：
  人心不在躯壳里，如何读得圣人之书。只是杜撰凿空说，元与他不相似。①
  读书须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间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得文字精审。②
  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子细。故学者且于静处收拾教意思在里，然后虚心去看，则其义理未有不明者也。③
  学者读书，多缘心不在，故不见道理。圣贤言语本自分晓，只略略加意，自见得。若是专心，岂有不见。④
  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且要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暗镜如何照物。⑤
  学者观书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齐整，只是以纷扰杂乱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养本原，且将已熟底义理玩味，待其浃洽，然后去看书，便自知。⑥
  观书，须静着心，宽着意思，沉潜反复，将久自会晓得去。⑦
  由此可见，存心、专心、定心、静心、宽心之间紧密联系，互相转化，是同一种心理状态在不同方面的具体表现，共同构成了虚心探求经典本义的前提与基础。“而今却说要虚心，心如何解虚得。而今正要将心在那上面。”⑧若能做到宽心、虚心，便可避免执着于私意与己见，不急迫强求圣贤之意。对此，朱熹又提出“退步看”的方法，指出“凡看圣贤言语，不要迫得太紧”，“看文字，须是退步看，方可见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为所遮蔽，转不见矣”，“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①即通过适当拉开解释者与经典文本之间距离的方式，使圣贤之意能够自然从容显现。因此可以说，朱熹所理解的治经不仅是一项客观的知识性活动，而且与主观的心理状态和心性涵养密切相关，受到治经者的心态、心境与心性修养工夫的极大制约与影响。学者只有先涵养本原，使心常在而不放逸，保持平和静宁的心态，将心思完全集中于体会圣贤言语上，才能使心的认识能力得以完全发挥，从而保证经学研究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是，根据朱熹的经学观，仅仅了解纸面上的经典文义仍然有所未备，并非经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治经的目的在于学为圣贤，使自己的言行思虑合乎“道”与“理”的要求。因此，朱熹进一步指出，学者在虚心探求经典本义的同时，还须切己体验圣贤之道，在人与书之间建立起真实的联系，使经典在儒者身上重获生命。他说：
  读书须是虚心切己。虚心，方能得圣贤意；切己，则圣贤之言不为虚说。②
  虚心切己。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③
  学者当以圣贤之言反求诸身，一一体察。须是晓然无疑，积日既久，当自有见。④
  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末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①
  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如此，济得甚事。……古人亦须读书始得。但古人读书，将以求道。不然，读作何用？今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皆以涉猎该博为能，所以有道学、俗学之别。……文字浩瀚，难看，亦难记。将已晓得底体在身上，却是自家易晓易做底事。解经已是不得已，若只就注解上说，将来何济。②
  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只怕人不下工，虽多读古人书，无益。书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书中所说圣贤工夫来。③
  在朱熹看来，“切己体验”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圣贤所说的言语与道理原不在吾心之外，乃先得吾心之同然者，因而将经典与自身实际结合起来，切己体验圣贤之言，就自家身上推究，有助于更有效地发现、领会圣贤之道。另一方面，圣贤之道不为空说，而须反求诸身，见诸行事。“近世儒者不将圣贤言语为切己可行之事，必于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论，屈曲缠绕，诡秘变怪，不知圣贤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转相授受，复以欺人。”④因此，朱熹主张学者应在认识经典文义的基础上，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体认省察其中的义理，使得自家精神与圣贤之心融为一体，并将其贯穿到日常的实践活动中。只有这样，圣贤之言方不为虚说，经学才能成其为为己之学。可以说，朱熹通过虚心切己的经学方法，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两方面结合起来，使经学研究完成了由“外”向“内”、由“博”入“约”的转化过程，亦为经学与理学的沟通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