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人作为类存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彼此存在着普遍联系的社会关系。但这些联系并不是开始就是合理有序化的，它需要被有序化管理，才能真正展现人的类本质。管理即根据人的类本质（意识、需求、目的）而调节特定群体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使之合理有序化。不同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比如：家庭是血缘关系上的群体，伦理秩序是最根本的家庭秩序；企业是资本的运行机构，资本逻辑是企业秩序的根本标准。显然，不同属性的人类群体是围绕不同的运行逻辑存在与发展的，表现出了不同的社会秩序。然而，任何社会群体始终是关于人的群体，本质上是因为人的类本质推动，并且在现实存在的过程中始终表现人的类本质。马克思就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人和社会总是存在着相互生成、相互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我们研究人不能脱离其社会属性，同样研究社会秩序不能脱离人的客观存在。可以说，家庭和社会本质上都是由人们共同活动所形成的，其根本就在于人。因而，调控社会秩序的管理实践活动是绝对不能忽视人的存在的，反而应该以人为根本，在人们的现实活动中要处理好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
  《朱熹家训》将“以人为本”作为调节家庭秩序的根本章法。《朱熹家训》根本目的就是使纲常有序的伦理关系成为和睦相处的家庭规则，成为协调有序的社会活动规则，最终形成一个“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和谐社会。当然，在这里，朱熹只是用伦理道德的形式解释了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根本性存在，但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纲常”的形式表达“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思想，并且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伦理道德修养”。需要指出，这里的“伦理道德修养”不是唯心的、抽象的、超出人们的生活实际的存在，其本质上就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政治关系，也可以说是现实社会关系的综合。这根源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已经和社会秩序合二为一。
  在此，我们可以从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政治关系三个方面揭示出人的根本性地位。一方面，特定家庭成员在家庭关系中的扮演特定的伦理角色，而特定的角色只有守分地承担特定的责任才能是家庭关系和谐有序的保障，即“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只有家庭成员的实际行动才是家庭伦理关系的生命力，即家庭伦理是与每个人的实际发展情况紧紧相连的。比如，父亲之所以尊贵就在于其能够慈爱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这种慈爱是要以其努力的生产活动为保障、以其细心地爱护儿女为内容，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抽象的伦理教条。同样，子女的可贵也就在于他们能以孝敬长辈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伦理价值，而不是在父子关系中抽象地解释价值；另一方面，人际关系上，“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表明了“尊”“幼”“德”“肖”的伦理关系首先是作用并体现在人的身上的，是从人的内在修为中散发出来的，同时它们的真正体现就在于人们的“敬”“爱”“尊”“远”的实际行动当中。最后，政治关系上，“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仁”是君主管理好国家，使国家井然有序的根本所在。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而仁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君主能够把“爱”、秩序、道德、理性带给社会群体，甚至落实到每一个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民的日常。臣子的“忠”在于其把自身、君主、国家化为一体，具体为君主定下的社会秩序付诸行动，为人民带来稳定安康。总之，“以人为本”按照人的类本质家庭社会秩序，让这一秩序化为每个人的内在生活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