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无法推行仁政理想的现实政治，对于一个儒者来说，是避之不及的。因此朱熹屡言“退藏”“闲退”“归田”“杜门”“还家”等意，其目的即在于“养病”“省身”“著书”“退避”等，从而“以遂夙心”，以“成一家之言”。在朱子看来，退藏的好处在于可以“窃食祠馆”，“任便居住”，有着极大的人身与学术自由。质而言之，朱熹所言之退藏即从“为臣之职分”退至“为士之本分”，从“得君行道”退至“传述圣言”。
  朱熹屡次辞免官职，与他对自由讲学的向往以及对现实政治的失望有关，但也不能排除与朱子鲠直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子是性情中人，若选择出仕为官，在涉及公平正义的问题之际，自然不会选择沉默不言，明哲保身，势必为了坚守忠君爱民之职分而率直发声，也就难免得罪权贵，因言获罪。朱子对此有清晰的自我认知，他也担忧自己在朝廷刑赏失格的情形下，因一时仓皇恐惧，而导致自己陷入“进退无据”的境地，失其“进退之节”。因此他在辞免中明言自己难以改正刚强之性，不免触忤交游：
  而熹无状，行不掩言，无以取信交游，以至自贻诟辱。既勤圣虑，复紊朝纲，罪则已多，功于何有？
  熹自罹灾患，日觉摧颓，唯有疏顽，略无悛改。所以前此再辞误恩，皆荷天慈俯从人欲。
  朱子屡有退藏之愿，决非政治失意的被动选择，而是出于向往著述自由的深思熟虑的抉择。儒者之退隐有所谓避人与避世的差别。就朱子之初衷而言，他主要欲行避人之法，回归田里只是更换了一种忠君爱民的方式，并不是要做一个不问人间是非的方外之人，“策名委质之义，学道爱人之心”，时时萦绕在心，不能忘怀。
  朱子多次表明，为天下苍生奔走效劳并非只有“簿书期会”一种方式。对公共事务的服务，还可勤心于政治得失的历史经验，以为朝廷提供治世参考，通过这种明其心智的方式以格君心之非，也是儒者尽其职分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兼顾了学术自由与政治责任，使两者之间达到了相对平衡，对朱子而言可能更为理想。朱子在辞免时特意提到《资治通鉴纲目》编撰的急迫性，详细说明了此书新的编撰体例有益于明了政治事务的“是非得失”：
  臣前奏所谓著书者，则臣自集诸经训说之外，于《资治通鉴》亦尝妄有论次。数年之前，草稿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永为千古之恨。
  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检寻。因窃妄意就其事实别为一书，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小注以备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际，则又辄用古史书法，略示训戒，名曰《资治通鉴纲目》。
  避人法之可行在于皇权的宽容，一旦触忤君主，则避无可避，只能行偏于避世之避人法，或可稍遂儒者独善其身之愿。朱子因侍讲干政过急，引起宁宗的反感，而被宁宗以内批黜退。朱子自知宁宗全力支持韩侘胄理政，针对道学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儒者须当迅速退出朝政。因此朱子于内批之日，即刻提出辞去所有新进职名，并自我检讨干政之误，领认辞免职名而未辞相应恩赏的疏漏之罪，同时请求朝廷“悉行改正”，翼欲获得宁宗的折中处理。朱子于此之时，对于朝臣之非议，罕见地即刻接受，表示他们所说“极为有理”：
  （熹）去岁叨冒，获厕周行。曾因集议永阜攒宫，妄意辄陈管见。欲乞少宽远日，改卜神皋，庶妥威灵，以延运祚。后虽罢议，无所施行，然在私心岂容自昧？今者伏睹进奏院报，前日小大之臣曾议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又尝面奏，其迹尤不可掩，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网，未抵谴诃。
  臣闻或者谓：臣去岁初除之日，已受疏封锡服之宠，该遇享恩；又叨封赠荫补之泽，其后又承吏部取会磨勘得转一官，皆为已受侍从恩数之实；今于职名仍欲回避，不无作伪之嫌。臣味其言，极为有理。实于彼时思虑不及，致此冒昧。追悔无由，今又不敢辄乞回纳。伏望圣慈并赐处分，讨论改正。
  朱熹的退让之举，宁宗并未接受，并且屡授朱子地方官职，其原因在于道学未完全失势。等到道学势力被剪除殆尽之后，朱熹预料到的政治打击就来临了。朱子被诬为伪学之魁，晚年遭遇庆元党禁，其理学书籍被禁，著述讲学活动受到限制，甚而处于生命危险之中。处此非道之世，朱子虽行退让之策，但也不愿做无原则的退让。他以致仕为抗争手段，表示“义当纳禄”，但致仕书中屡申地方官员的刁难之举，期望与皇权之间达成某种政治默契，以换取朝廷对党人威迫的放松，使其至少保有著述讲学的自由，而能致力于书院的教育改革，培养儒学复兴的人才。朱熹自言其所为，非为“一人设也”，其意即在于说明他坚持著述讲学，乃是为天下苍生、国家前途设想，非为一人之私计。朱子明言致仕受到阻挠，但终究能够“除废锢之籍”：
  （熹）适满七十足岁，考之礼经，合乞致仕。顾念名在谪籍，深虑不合自陈。因窃询考条贯，乃知元无妨碍。遂于去冬预恳州郡投纳公状，乞作今年正月开假之日，备录申奏。而闾里横议，官吏过疑，咸谓负罪之人无事可致，不当冒昧自求优逸。迁延稽故，不为依条保奏。
  熹罪戾孤踪，名在谪籍。化钧无外，得以偷安。区区鄙怀，岂不知感？兹缘年及，礼合告休。又蒙某官特为开陈，即赐俞允。所以上昭圣明优老念旧、洗垢匿瑕之美意，下使衰朽捐弃之人得托退休之号、除废锢之籍，而少慰其出身事主、一世勤苦之夙心。则其为赐也大矣，其为劝也广矣，然犹非为熹一人设也。
  朱子的辞免经历表明，成功的退出游戏之完成，既需要儒者人格的养成，也需要儒者拥有现实性力量。朱子在辞免书中表现出的儒者人格，实为其一生人格操守的写照，是其坚守儒者进退之义，践行儒者正名理论的实证。朱子主张人心听命于道心，其辞免书中的言行表明，朱子对道心的追求，已呈现为四心合一（礼仪心、惭惧心、慎独心、自由心）的儒者人格，这是朱子强大精神力量的根源所在。朱子的表现也说明，儒者的退出游戏，并不单单只是一个人的道德游戏，而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游戏，没有必要的社会力量的参与，是不会形成儒者退藏的自由空间的。
  从朱熹辞免的过程来看，这种系统游戏的完成，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即是所谓的慎独工夫，朱子在辞免书中屡次提到自身辞免的真诚态度，并且屡次申明这种态度没有外在强制力量的胁迫，只是依靠所谓“心口相誓”的内在信念，在义利抉择之时，自觉审视临事之几，从而能够始终如一的以遵守儒家义理要求自己，超越所谓程式行为与义理行为之间的区隔；第二是所谓的义理勇气，朱子在辞免的过程中，遭遇巨大的政治与舆论压力，面临失去政治生命与学术生命的危险，但朱子通过“深自省循”，反而以惧失儒者本分的惭惧之心，提起巨大的义理勇气，在权臣皇权面前，能够立定此心，常惺惺而无退缩，从容舍弃现实的政治权力；第三是所谓的语言自由，之所以能够通过慎独而形成强大的义理勇气，还在于朱子意识到，儒者的力量之源在于拥有私人讲学著述的自由与快乐，能够通过这种著述讲学以培养新生力量，从而在可见的未来实现儒者的政治理想。当然，朱子也意识到，所谓语言自由并非只是一个学术理念，需要落实到制度层面，幸运的是，宋代的政治制度安排多多少少提供了这种可能，从而使朱子得以拥有完成退出游戏的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