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虽然说，辞免是一种官场礼仪。但是如同朱熹一样，不断上书辞免，以致五、六的现象，亦不多见。甚至，宋孝宗都知道朱子好辞官之名，“记得其人屡辞官，此亦人所共知”。并且因此而给予朱子“难进易退之褒”。
  或许君主的赞誉反而引来了嫉妒谤言，朱子时常招致“师言”“舆论”“公论”“清议”“物议”“吏议”等等非议之言，而形成所谓的“昧利苟得之讥”，“垄断之诮”。这些非议不但质疑朱熹的儒者操守，也意图影响执政者的用人标准与政治决策，并因之而给朱子造成实际的政治危害。朱子谓之“人言可畏”，内心因之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此，当朱子辞免再三时，就会使用“恐惧”“惶恐”“战栗”“俟罪”等等“危恳”之辞，以表达内心的强烈不安。然而，仔细分析朱子的辞免心态，不难发现，其恐惧心态虽包括对政治迫害的畏惧，但其真正担忧的是不能尽到儒者的本分，这种心态更多的是一种担忧“上负使令，下负所学”的“惭惧”之心。也正因为此惭惧之心的存在，反而激发出朱子之义理勇气，而不畏压迫，坚守儒者之操守。
  首先，基于惭惧之恐惧心表现为针对非议之言的积极辩护。朱熹以此期望执政者能够了解其忠诚之心，从而避免其失去完成臣子职分的机遇。朝士对朱熹的非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指责朱子之辞免不过是“姑应故事”，“饰词逊避”，其实质是为了要名沽誉；二是指责朱子屡辞不就是“慢上不恭”之罪，其实质是为了贪图个人安逸，不愿意为国家效力奔命；三是指责朱子辞实就虚是“辞远就近”，“过有邀求”，其实质是以退为进，以便要挟执政者，谋取更高的实际职位，是所谓的“乱人之首”。应当说，虚伪、傲慢、邀求的指责是十分严厉的，易于蛊惑人心，有着强大的政治杀伤力，这迫使朱熹不得不为之而进行自我辩护。
  针对虚伪的指责，朱熹辩称自己所言辞免之由“皆出诚心”，“皆出实情”，“皆有实迹”，绝非是为了“观听之美”的虚饰之辞。这种诚心之言一方面是指朱子所言事由皆可以得到证实，非出编排；另一方面是指所有辞免皆是事出有因，不是有职皆辞，对于一些循例之命，朱子皆欣然接受，而未尝一言推辞。对此，朱子以具体事例予以说明：
  （熹）虽人微趣下，词义鄙拙，不足以仰勤朝听。然披沥肝胆，事皆有据，不敢一言之妄以取要君罔上之诛。
  （熹）前后所以累辞恩命，实缘自度卑鄙，无以仰称所蒙。至如中间东浙救灾之役，稍可勉效驱驰，即便承命以行，未尝一辞丐免。其后节次该遇霈恩，合得恩例，熹亦随众陈乞。此亦足以见其非敢矫情饰诈，而罔上以要名矣。
  针对傲慢的指责，朱熹辩称，为国家效力奔命，除了从政为官的直接报效形式外，保守儒者操守，以励士节，也是一种报效方式；著书立说，发扬儒道，也是一种报效方式。因而儒者报效国家，不必非“簿书期会”不可，朱子对此类缘由有细致剖析：
  熹本以无能退处田里，圣朝过听，误加奖借，宠以廉退之名，励以坚高之操，训词在耳，天鉴弗违。熹虽至愚，不能及此，犹当刻心自誓，终始不渝，庶几可以仰报万分，下全素守。今不务此，而欲以奔走承命为恭，则亦非义之所安矣。
  今若少宽原隰之劳，更窃升斗之禄，假以岁月，卒成此书，使于世务略有丝毫之补，则臣之所以仰报大恩者，固不必在于簿书期会之间也。
  针对邀求的指责，朱熹则辩称自己忠于职守，“以爱人利物为功”，“未尝敢有毫发偃蹇邀求之意”，辞免并非另有所求，只是希望朝廷赏罚有格，用人得当。朱子认为有时候不用多言，事实胜于雄辩：
  或谓熹之此请，迹涉违慢，恐实论者之言，反速大戾。熹窃自念前日奏对劄子，两论刑狱利害：一论经总制钱不当立额，一论江西诸州科罚之弊。熹之区区，岂是妄有邀求，厌薄外使？
  其次，基于惭惧之恐惧心表现为对权臣迫害行为的公开揭露。朱熹为官，清廉正直，嫉恶如仇，屡次“触忤权贵”。不仅遭到非议，甚且遭到权臣的报复陷害。针对这些打击报复，朱熹认为自己“退藏之外，无可为者”。表面上，朱熹面对报复行为“诚不自安”，是为了避免“重遭按治”而辞职。但实际上，朱子之辞免是为了向最高决策者揭露非议者的不肖操行，以表达坚守臣子忠君爱民职分的决心，同时也寄望于皇权能够对权臣的迫害行为有一定制约作用。在辞免书中，朱子不惮于详细描述这种迫害行为的细节：
  臣所劾赃吏党与众多，棋布星罗，并当要路。自其事觉以来，大者宰制斡旋于上，小者驰骛经营于下。其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损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论。若其加害于臣，不遗余力，则远而至于师友渊源之所自，亦复无故横肆觝排。向非陛下圣明，洞见底蕴，力赐主张，则不惟不肖之身久为鱼肉，而其变乱白黑、诖误圣朝，又有不可胜言者。然陛下怜臣愈厚，则此辈之疾臣愈深，是以为臣今日之计，惟有乞身就闲，或可少纾患害。
  最后，基于惭惧之恐惧心表现为在面对独断皇权时能够以对儒者本分的顽强坚守与之抗衡折冲。面对皇权的无能，是朱熹“震惧”心态的根本来源。不过，朱子有得君行道之愿，他也明白，因君主的权力过于集中，儒者政治理想之实现与否往往系于君之一身，为了实现儒者之政治理想，只能苛求于君主的个人道德。因此尽管无力约束皇权，朱熹也必须屡次上呈限君之谏议，反对皇帝以手批等形式干预行政事务，甚至不惜触犯君主威严。当宁宗因其屡次干政，以“恐难立讲”将其辞退讲闱之时，朱熹虽知无计可施，但其关心的核心仍是儒者的“进退之义”、朝政的“刑赏之中”，表现出儒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朱子在辞免书中明确讲出了这种矛盾心态：
  （熹）供职四旬，屡得进讲，凡所关启，多蒙开纳。而臣憨愚迫切，便欲致君尧舜之上，遂触忌讳，以烦谴诃。皇慈过恩，犹不加罪。亲御翰墨，俾就退闲。
  （熹）若遂隐匿不言，更冒荣宠，窃虑祗受之后，公论不容，未及终朝，便烦褫夺。顾微臣进退之义虽不足言，而圣朝刑赏之中则为可惜。
  非议、权臣、皇权的力量强大，与之抗衡则迫害因之而无可避免。一般人难免心生恐惧之心，朱熹亦不例外。但朱熹有着坚定的理学信念，其恐惧以“惭惧”为底蕴，往往能够经过义理衡量后，而不惧任何权势的压迫，反而能激发其莫大的守道勇气，以至义无反顾地选择退出政治游戏，决然归田著书讲学。朱子在辞免书中即多次明言其辞不容已之勇气：
  虽被谴诃，恐惧徒深，义当固辞，不容默已。
  今乃欲因圣主前日所以假借惠养之资，而遂夤缘以冒进擢无涯之宠，则是古人所谓登龙断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议有所不贷，而熹之不肖，亦窃羞之。是以恐惧回皇，不敢祗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