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传统社会中，臣子辞免皇命，有一套程式化的说辞，“辞免恩命，各有定制”，这种说辞为君臣双方所接受，可以说为儒者退出政治并保有学术自由，提供了一定的“近制度性”保证。这种托辞传统其来有自，孔孟即已运用此种文法。从礼的角度而言，礼以和为贵。程式化的说辞使臣子可以合法体面地退出政治领域。对此双方心照不宣，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辞职游戏双方的尊严。而朱子所拟之程式理由，以疾病、才乏、丧葬三种最为常见。
  第一，疾病原因。与孔孟只须托疾而不必细言疾病状况不同，朱熹在辞免书中对其疾病的细节有详细的描述。朱熹所言之疾，约为三类，一是心气之疾，二是脚气之疾，三是耳目之疾。这些疾病对其履职能力有所影响，并且真实可考。
  青年时期，朱熹在辞免书中多陈“心气之疾”。他认为此疾的危害在于影响人的思考能力，不能对政务作出恰当判断，难以承担官员职责，尽管这些症状当事者心知肚明，但别人可能难以觉察，因此需要明确说出：
  （熹）素有心气之疾，近数发动，应对思虑，未复故常。
  衰病之躯愈觉羸悴，虽无痛楚危急形证，而精神气力日见凋枯，行坐无力，语言少气，思虑应接，失后忘前。旁人虽未遽觉，而熹之自知甚审。
  壮年时期，朱熹在辞免书中多陈“脚气之疾”。他认为此疾的危害在于影响人的行走能力，既不能长途跋涉，“所至濡滞”，也影响礼仪对答，“俯仰跪拜，极为费力”。此病的症状极为明显，朱子的描述亦较细致：
  （熹）素有足疾，在道屡作，自入国门，右足先痛。中间小愈，仅能扶持入对，行立稍久，即觉左足复痛，不能支吾。既出宫门，复行参谒，即遂大痛。比及被受省劄，则已赤肿拘孪，不能履地矣。
  旧苦脚气忽然发动，痛楚寒热，倍于常年。遍传两足，连及右臂。以至会庆圣节满散锡宴之日，病势方剧。臣以臣子之谊不敢自安，亟欲强自扶掖，少伸三呼百拜之恭，而筋骨拘挛，不容自力，忧悸反侧，无地自容。
  晚年时期，朱熹在辞免书中多陈“耳目之疾”。他认为此疾的危害在于影响人的阅读能力，没有办法胜任批览公文案牍的职责，“省阅书判，皆有所妨”，不利于公正作出判决，恐影响民心所向。对于耳目之疾，朱子偏重于目疾的描述：
  目左翳而右昏，耳右聋而左重。
  众疾之中，目昏为甚，今但拜入境，便有吏民诉讼，遮拥道路，百十为群。若但草草一观，备礼拨遣，即于愚心有所未安。若欲子细披阅，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则熹之目力实所不堪。
  第二，才乏原因。关于朱熹的政治与行政才能，不同的主政者有不同的评价，但对其因性刚而易引起政治冲突则认识一致；在某种程度上说，朱子对于自己行政才能的自我贬低，实际上也并非完全是自谦之辞，其刚强不屈的政治性格于刑赏失中下的实际政务或确有不便之处。朱子对此之自贬，一方面表现在屡用“至愚”“微贱”“腐儒”“蝼蚁”等类似常用贬名以自称，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自己才学与事务才能的具体贬低，此类事由之描述有较浓厚的主观意味：
  熹性资朽钝，学术迂疏，绝无所长可以自见。
  盖语其劳最，则入仕以来二十七年，闲居之日十居七八；语其志节，则随群逐队，应举觅官，前后求闲，皆缘急禄；语其学行，则躬行不力，未能寡过，俯仰愧怍，内讼方深。
  第三，丧葬原因。儒家推崇以孝治天下，守孝离职是一种制度化的礼仪安排。宋代有祠官制度以养贤，可在家食禄。对于朱子而言，辞实就虚，以请祠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兼善方案。他多次以亲人丧葬事为由辞免实职官名，包括其母亲、叔母、长子的丧葬事宜，因朱子重视丧葬风水，往往可借以拖延较久的辞免期。此类事由之描述，大多颇为沉痛，令人心恻，有较强说服力：
  敕差充枢密院编修官，（熹）寻以丁忧，不及供职。续蒙收召，又以忧制未终，不获拜命。比及免丧，再蒙检举催促，则忧患之余，心志摧谢，血气耗伤，疾病交攻，不复堪从仕矣。
  （熹）偶以近遭叔母之丧，别无得力子弟，丧葬之役，须当躬亲营奉，度至来春方得了办。欲望朝廷矜怜，特赐宽假，许熹候叔母葬事了日。
  （熹）长男暂住婺州，遽尔夭殁。不惟老病之余不堪悲痛，而业理丧葬、收拾遗孤，相去隔远，私计实有未便。
  朱子以程式理由辞职，其实质还是为了维护朝廷的“综核之政”，以免“赏不当功，名不孚实”，而造成“刑政失中”的局面。因而朱子屡次强调自己的辞职是所谓“恳辞”之言。对朱子而言，丧葬之类事由无须刻意自证其真，而疾病之由则须他人见证，才乏之由须政绩事实证实，以证明其确实不适合担当实职官员，虽然朱子对其政绩自贬之描述可能包含讽谏之心：
  熹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处同共看守。呻吟少暇，即令呼唤严切照管。拟俟病愈，赴部供职。凡此本末，众所共知。守印吏人亦皆见闻。
  （熹）顾以山野，不闲吏道。重以凋郡财匮民贫，去年上供纲运起发至今粗及其半。官吏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给公上，庶逃罪责。不意属县今秋有旱伤处，不惟失于检放，加以程督过严，遂致人户流移，怨谤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