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有宋一代，是对礼经提出疑问、讨论最多的时代。同时，它也是编修礼书最积极的时代。北宋初年就编修了《开宝通礼》，仁宗皇帝朝，编修《太常因革礼》，接着，公私修礼之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宋史》记载：元丰初年，宋神宗赵顼“命龙图直学士宋敏求同御史台、阁门、礼院详定《朝会仪注》，总四十六卷：曰《阁门仪》，曰《朝会礼文》，曰《仪注》，曰《徽号宝册仪》。《祭祀》总百九十一卷：曰《祀仪》，曰《南郊式》，曰《大礼式》，曰《郊庙奉祀礼文》，曰《明堂袷享令式》，曰《天兴殿仪》，曰《四孟朝献仪》，曰《景灵宫供奉敕令格式》，曰《仪礼敕令格式》。《祈禳》总四十卷：曰《祀赛式》，曰《斋醮式》，曰《金箓仪》。《蕃国》总七十一卷：曰《大辽令式》，曰《高丽入贡仪》，曰《女真排办仪》，曰《诸蕃进贡令式》。《丧葬》总百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曰《孝赠式》等”。北宋末修有《政和五礼新仪》，南宋朝廷，又修有《中兴礼书》《中兴礼书续编》等。真可谓“礼之沿革，无世无之”。硕学大儒、仕宦乡绅的人家也纷纷修礼。礼虽然修得热热闹闹，真正施行起来却困难多多。朱熹对此并不陌生。他曾对学生说：“唐有开元、显庆二礼，显庆已亡，开元袭隋旧为之。本朝修《开宝礼》（即《开宝通礼》），多本开元，而颇加详备。及政和间修《五礼》（即《政和五礼新仪》），一时奸邪以私智损益，疏略牴牾，更没理会，又不如《开宝礼》。”又说：“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礼，则祭祀可用。婚礼，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礼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难用。”朱熹说《开宝礼》好，因为它参照的《开元礼》是在尊重《周礼》《礼记》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需要修订的；说温公礼“是七八分好”，因为它“本《仪礼》”，离经典的精神不太远，且“参以今之可行者”。由此可见，当朱熹着手编纂《仪礼经传通解》时，一定会考虑到在尊经与合时之间存在的张力，并努力去把握好它。于是，在《仪礼经传通解》所引的大量传注中，除了三礼经传外，还有许多内容体现了朱熹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思考。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在“《王制》之乙‘制国’”这一卷中，朱熹引了《孟子·滕文公》的这段文字。当初，朱熹在作《四书章句集注》时即对这一段文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此处再引，不仅反映了他对国家实施“仁政”的重要性的强调，而且，从自己切身经验中提出了实施“仁政”的重要办法便是定“经界”。据王懋竑《朱子年谱》披露，就是在编纂《仪礼经传通解》前不久，朱熹在漳州任上为定“经界”的事，与地方豪绅们作过艰苦的周旋。刻骨铭心的教训，使得他在作经典编纂的工作中，不能不关注现实。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在“《王制》之丙‘王礼’”这一卷中，朱熹引了《礼记·经解》这一段文字作为该卷的“经文”。这段文字不难理解，这是对天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谓“王礼”，当然应该包括王应享的礼遇，这方面的内容朱熹所引的传注中为发明“礼”义处甚伙。而将这条置于“经文”地位，显然与朱熹的一贯思想密切相关。南宋的孝、光、宁三朝皇帝，可以说，都领略过朱熹《大学章句集注》所致意的“正心诚意”的期待。也是在编纂《仪礼经传通解》前不久，朱熹还在为宁宗皇帝赵扩讲《大学》课。上行下效，在朱熹看来，最高领导人的榜样，是影响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关键因素。因此，“王礼”将这段文字置顶也就不难理解了。
  “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在“《王制》之丁‘王事’”这一卷中朱熹引了《礼记·祭统》这一段文字。众所周知，祭祀历来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一。因为，在一系列祭祀设置、施行和规矩的排演中，封建王法、宗法所宣扬的贵贱、尊卑、长幼的意识形态会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变成为社会的“潜意识”，以利于人们的遵循，社会的安定。在这一卷的“经文”位置，朱熹选了《礼记·王制》描述天子巡守泰山，每朝天子都会做的盛大之事。而于传注中引入天子、王后、诸侯及其夫人带头劳作，且可达于“祭之道”的文字，反映出他视祭祀的政治作用高于其程序性意义的思想，而它的政治作用的大小，首先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表现。如果，联系到朱熹为孝宗皇帝赵昚丧祭之事与僚属的争论，这段引文也是有所暗示的。众所周知，朱熹与孝宗相处得不错，学者余英时在其名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揭示，朱熹有过借孝宗实现“得君行道”的想法。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曰：‘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在“王制之己‘建侯’”这一卷中朱熹引了分别出自于《论语》和《孝经》的孔子两段话。宋代吸取前朝诸侯尾大不掉的教训，对诸侯作了许多限制，尤其在兵权上，更是创新了一系列规定。诸侯闹事的并不多。从朱熹所引也可看出，他也只是在“仁政”和臣子之“义举”两方面提供了保证建诸侯这一政治制度健康发展的意见。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战道：不违时，不歴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舎，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舎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徳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在“王制之庚‘师田’”这一卷中朱熹引了据说是姜太公作的《司马法》。《司马法》是现存最古老的军事思想，早于《孙子兵法》。它保存着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战原则，有浓郁的贵族色彩。此书讲军礼的地方甚至超过兵法的部分，是典型的三代兵法的标本。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对“三代”社会崇敬和向往的朱熹，在专门讲战争的这一卷中，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它的政治意义，即如何使战争显示“仁义”，“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的功能，可以推测，在其理想的政治制度中，国家发动的战争应该为其“王道”目的服务。这与朱熹注《孟子·梁惠王》的“齐人伐燕胜”章时，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
  “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既陈道徳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邪民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诗》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今世则不然，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烦而盗不胜也。夫三尺之限，空车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载陟焉，何哉？陵迟故也。今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焉顾之，潸焉出涕。’岂不哀哉！”在“《王制》之辛‘刑辟’”这一卷中的这段文字分别出自《家语》和《荀子》，朱熹引用时将其糅合在一块了。这段文字的关键处在“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其前后的内容大致是说，政府管理首先应以教育为主。那么，在进行了仁至义尽的帮教努力之后，仍不见效，方可以施行刑罚。法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体现，朱熹对法制的期望便是，国家的政治制度中，要有明确适时的法令，要有轻徭薄赋的措施和切实的教育方针。
  《王制篇》规范、约束“王”的制度意见是很突出的，也很丰富，然而，它毕竟是一部构建“礼”经的著述，十卷书中“仪、法、度、数”四个方面的内容皆备，庞大且错综，因此，从中抽绎能够比较明确体现朱熹理想政治制度且具有普遍意义的条文，也就是说，这些条文“法”的性质较明显，读来又颇为警策，需要有长期的沉潜涵泳工夫。笔者尝试去做这样的工作，首先，因为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这部讲制度的书学术吸引力太大。其次，对这部书的研究，以往并不是太重视，就笔者的阅读所及，尚没有发现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于是，不揣浅陋决定筚路蓝缕一回。当然，这是初步的研究，提供与会学者批评，以利于将对朱熹这部大书的研究引向深入。《王制篇》的其他涵义，《王制篇》以外的内容，黄榦、杨复的《仪礼经传通解续篇》等，想真正读懂朱熹，就必须花大工夫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