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王制》作为古代文献，其中也存在不少历史遗留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对该书记述王侯封地的篇章，郑玄以为这些篇章记述的数字，与《周礼》不同，原因是《王制》所记是夏、商时代的制度。朱熹不赞成这一意见，然而，他也认为该书上关于封地、国之疆域大小的数字记载有问题。汉末学者卢植曾明言《王制》是汉文帝请经学博士作。对于这些分量很小，如朱熹所言可以存疑的问题，笔者本着尊重现有典籍的精神，宁存疑而不妄作考辨，而着重于“王的义务”“王的权利”“王的事为”“王的修养”等与政治制度关系密切，且具有普遍意义，朱熹在《仪礼集传集注》中也给以充分关注的内容展开讨论，从而归至本文的题旨，揭示朱熹在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中如何体现其理想政治制度的。
  《王制》是一篇对我国古代政治制度记载较为翔实、集中的文献。在作《大学章句集注》时便对“治国、平天下”之政治理想特别关注的朱熹，晚年立意编纂《仪礼经传通解》，对它青眼相看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当准备将之提升到“经”的高度时，朱熹所呈现的工作成果，已远不是《王制》所能比拟的了。《仪礼集传集注·王制篇》（以下简称《王制篇》）的宏大制作，既反映了朱熹对社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追求，也表现出了这位“功夫久大”学者的渊博和智慧。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这是《王制》对天子、公、侯、伯、子、男及卿士享有土地情况的一段记载，到了《王制篇》，成了《仪礼集传集注》的第二十八卷“王制之甲‘分土’”。卷中从《尚书》《周礼》《国语》《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礼记》《孔丛子》《说苑》等引12条传注。其中既有对上古时期分土情况比较可考的记载文字，又有表现我国先民运用朴素科学知识创造好的生活环境的描述，颇有认识价值。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这是《王制》关于庶民大众生活管理的一段记载，到了《王制篇》，成了《仪礼集传集注》的第二十九卷“王制之乙‘制国’”。卷中从《周礼》《国语》《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礼记》《大戴礼》《孟子》《家语》等引20条传注。其中关于井田制以及它在制国中的作用的引文，为朱熹所重视，主要在于当时社会受这些问题困扰的现象还普遍存在。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这是《王制》对天子及公侯士庶祭祀规格的记载，围绕这方面内容，到了《王制篇》，成了《仪礼集传集注》的第三十卷“王制之丙‘王礼’”。卷中从《尚书》《周礼》《国语》《礼记》《史记》《荀子》《孝经》引23条传注。其中“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一节显得很突出。
  “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这是《王制》对天子巡守，察民情，正风俗的记载，到了《王制篇》，成了《仪礼集传集注》的第三十一卷“王制之丁‘王事’”。卷中从《尚书》《周礼》《国语》《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穀梁传》《孟子》《荀子》《新书》《说苑》等引44条传注。该卷的内容十分丰富，这与《王制》关于“王事”的记载是一致的。
  “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这是《王制》关于官员的责任和品行的记载，到了《王制篇》，成了《仪礼集传集注》的第三十二卷“王制之戊‘设官’”。卷中从《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吕氏春秋》等引63条传注。所引传注绝大多数出自《周礼》，与“设官”暗合。
  “天子之大夫为三监，监于诸侯之国者，其禄视诸侯之卿，爵视次国之君，其禄取于方伯之地。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视元士。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赐爵，视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国。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这是《王制》对诸侯待遇的记载，到了《王制篇》，系以诸侯封地禄爵传文成了《仪礼集传集注》的第三十三卷“王制之己‘建侯’”。卷中从《尚书》《国语》《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等引39条传注。以上诸多引文反映了朱熹对理想政治制度的思考，下一节，笔者将对其展开讨论。
  “有圭璧金璋，不粥（通鬻）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这是《王制》对器物价值保护情况的一段记载，到了《王制篇》，成了《仪礼集传集注》的第三十四、三十五卷的“王制之庚、辛‘名器’（上、下）”。这两卷中从《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荀子》等共引39条传注。“王制之庚”所引多为典籍中关于天子、公侯以至庶人冠冕、服饰、乘用工具名称、规格、用途的记载。而“王制之辛”则比较集中摘录了天子、卿大夫、士佩用“玉器”以及“玉器”在官场和民间使用情况的文字。因此，使这两卷在《王制篇》中显得很特别。故，需要略加申述。考察朱熹所引传注，有三段文字值得玩味。一是“王制之庚”末段所引《礼记·深衣》；二是“王制之辛”中间一段所引《礼记·聘义》；三是该卷末段所引《礼记·明堂位》。先来看看朱熹引《礼记·聘义》里的一段文字：“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碈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碈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碈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与“玉器”的实际功用已相去甚远了，达到了形而上的层面。同样的，深衣所具有的“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的超验意义和周公于明堂还政予周成王，才是朱熹最感兴趣的。这与朱熹在编修《韩（愈）文考异》时十分关注韩愈的“吾所谓之道也”和作《资治通鉴纲目》时要以“蜀汉”为正统，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这是在读《仪礼经传通解》时，要加以注意的。
  “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告。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这是《王制》对天子征战和田猎时行为规范的一段记载，到了《王制篇》，成了《仪礼集传集注》的第三十六卷的“王制之壬‘师田’”。卷中除引《诸葛亮鱼复平沙石碛八阵图》外，还从《国语》《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家语》《荀子》《新书》《握奇经》《司马法》《孔丛子》等引57条传注。引文关于古代战争与农事之相反相成关系的揭示，可以发现先贤在平战结合处理国家事务上的智慧和办法。笔者以为，其中许多内容对今人亦有启发意义。从中也可以看出，朱熹为其著作花了不少的工夫去研究战争，令人钦佩。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这是《王制》对司寇听讼决狱的一段记载，到了《王制篇》，成了《仪礼集传集注》的第三十七卷的“王制之癸‘刑辟’”。卷中从《尚书》《国语》《周礼》《春秋左氏传》《荀子》《家语》《孔丛子》等引26条传注。其中，从《尚书·吕刑》和《家语》所引大量文字最值得关注。《吕刑》是一部讲赎法的法典，宽宥性质明显。而《家语》多宣扬仁政。两参之后，会发现主张以德治国的倾向明显。体现了朱熹对刑法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一严肃问题的思考。
  《王制篇》内容十分丰富，分量很重。朱熹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共三十七卷，它就占了十卷，达四分之一强。反映出朱熹改造元典《仪礼》，使其对社会各阶层人士都能起到规范作用，以致人人知礼，家家践礼，从王侯至士庶享有公平的待遇之用意。为此，他检视了大量的典籍，以广阔的视野，兼收并蓄各家学说，以利所编“礼经”可启发更多的人，运用于更大的范围。从入编《仪礼经传通解（集传集注）》资料可以看出这一点。朱熹认为郑玄注《三礼》有功，但是，对他用纬书解经以及对经书中不合周制处皆以“夏、商”云者为托词，也是不赞成的。而这并没有妨碍朱熹引三礼时采用了郑玄的注。朱熹早年随其父粗略地学习了《左传》，但是，由于他对《春秋》一书的内容疑问较多，所以，《左传》在他的心中，地位一向不是很高。然而，这也没有妨碍《仪礼经传通解》引用《左传》，且数量相当大。二程对《荀子》意见最大，说荀子“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用了二程的这句话。然而，朱熹在作《仪礼经传通解》时并没有对《荀子》抱成见。其外，朱熹还引用了许多非儒家的书。由此可见，朱熹晚年对华夏文化有了更为宏通、圆融、同情的理解，这也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仁义和大度，因为，理想政治制度的建设需要这种气质。以下接着讨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