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于“六经”（《诗》《书》《易》《春秋》《礼》《乐》）朱熹下功夫整理、研究过除《诗》（作《诗集传》）《易》（作《周易本义》）外，便是《礼》了。于《礼》经，无论是它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及其沿革变化的情形，还是其于人——从天子到王侯、大夫、士，以至于庶人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制度建设的指引、启示作用之大，朱熹都有明确的认识。他曾在与门生论学时说：“古者，礼学是专门名家始终理会此事，故学者有所传授，终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礼有疑者辄就质问，所以上自宗庙、朝廷，下至士庶乡党典礼各各分明。汉唐时犹有此意，如今直是无人。”淳熙六年（1179）朱熹在江西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开始授课时他告诉生徒：“学者博学守先王六艺之文，诵焉以识其辞，讲焉以通其意，而无以约之，则非学也。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何谓约？礼是也。礼者履也。谓昔之诵而说者，至是可践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子之称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礼之为义，不其大哉。”可以说，这些认识，已经透露了朱熹其后编纂《礼》经时的重要指导思想及其处理礼学典籍的方法路径。
  众所周知，我国经学史上有所谓“三《礼》难治”之说。“难治”的原因古今学者多有论述，扼要地归纳，大致为：其一，典籍散佚严重，难窥全貌。例如朱熹认为《仪礼》绝不止17篇，散佚太多，并说：“若是如今古礼散失，百无一二存者，如何悬空于上面说义？”其二，作者难定，无以知人论世。例如《周礼》究竟是否周公作，直到晚清争论仍莫衷一是。《礼记》大致可以认为是春秋末年至秦汉时，包括孔子及其学生等多人作品的合集，由戴圣整理而成，因此，该书的体例驳杂，风格多样，难于把握；其三，文字古奥，今文“礼”与古文“礼”难辨泾渭，因此，造成了阅读理解上的诸多困难。例如，许慎与郑玄二人均是汉末的经学大师，由于前者独尊古文经、后者今、古文兼治，结果，两人在对经典的理解上竟然也起了争议。朱熹在《仪礼经传通解》中，对郑玄《仪礼》注文涉及经文字、词理解的，也提出了质疑和辨析。
  朱熹下决心编纂《礼》经，可谓迎难而上。先是，在绍熙五年（1194）朱熹想趁着为宁宗皇帝赵扩讲课的机会，奏请朝廷组织力量来修《礼》经，并且他也提出了一些办法，这在现存的《乞修三礼劄子》中反映得很清楚。从这篇草拟的奏折中不难发现，朱熹也估计到这一工作的难度。后来，由于朝中的变故，他放弃了上奏机会。次年发生的“庆元党案”，恰恰成全了朱熹编纂《礼》经的伟业。朱熹自请退休，专心去完成赍志已久的修《礼》工作。
  朱熹对三礼有自己的分析。在《乞修三礼劄子》中，朱熹写道：“《周官》（即《周礼》）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疏耳。”其实，这是朱熹对三礼作长期考察、研究后，得出的一个判断，很有见地，也很有理论勇气。汉代武帝设五经博士时，三礼并不分明，盖以“礼经”视之。唐朝孔颖达奉唐太宗命作《五经正义》，亦未及《仪礼》。北宋时王安石为改革造舆论作《三经新义》时，取《毛诗》《尚书》和《周礼》而弃《仪礼》。因此，南宋时期对三礼分量、层级的分析和把握，便成了对学者的学识水平高低、学术正义气概的一个考验。从《乞修三礼劄子》一文看，朱熹以“仪、法、度、数”四个标准加以衡量，得出《仪礼》是“本经”的结论。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所谓“仪”，就是要有仪式感；所谓“法”，就是要有法制性；所谓“度”，就是要有比较；所谓“数”，就是要有规矩。以这四个标准看三礼，如前所述，《礼记》内容驳杂，体例不一，《周礼》只是制定了六官制度，公告意味很重，因此，不符合“仪法度数”的要求。而《仪礼》虽然只保留了17篇，通观之，的确具备仪法度数。令人不能不赞叹朱熹见识之高明。其实，朱熹有这一认识并不是偶然的。围绕三礼问题他与门生、友人多次讨论过。绍熙三年（1192）在答生徒郑可学问时说：“《周礼》自是一书，惟《礼记》尚有说话。《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乃秦汉上下诸儒觧释《仪礼》之书，又有他说附益于其间，今欲定作一书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而附《礼记》于后，如‘射礼’则附以‘射义’似此类已得二十余篇。若其余‘曲礼’‘少仪’又自作一项而以类相从，若疏中有说制度处，亦当采取以益之。旧尝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曾整理数篇来。”淳熙年间，在与挚友吕祖谦讨论学问时，两人也商讨过类似问题。
  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据朱熹儿子朱在所记，书名起初为《仪礼集传集注》，经朱熹审定的前23卷改为今名，后14卷朱熹易箦前未及审定仍用初名）就是按照他在《乞修三礼劄子》所说“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附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的方法进行编纂的。不过，从正式刻板印行的书来看，有几个要紧处需要补充交代。一是朱熹所说“诸经”就包括《周礼》，且引用了大量篇幅系于他所列经文的篇第之下，显示其对三礼的通观意识；其次，为了表明自己见解有据，在书的篇首朱熹申述道：“臣瓒（西晋学者）曰：‘《周礼》三百特官名耳，经礼，谓冠、婚、吉、凶。’盖以《仪礼》为经礼也。”二是经朱熹审定的前23卷与未经审定的后14卷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有作者所加按语，并引用了宋代理学家，如二程、吕大临等学者的论述，后者，偶有作者按语，不见了宋人之说。出版者将后者依旧名印行，显示了其对朱熹的尊重和后学应有的慎重，但并不妨碍对其成书意义的理解。于是，该书的规模变得更为宏大，内容也更为丰富。
  这部书有两大突出特征：一是礼目篇第完全新创；二是突出“王制”礼仪。
  先说第一点。该书礼目分别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和“王朝礼”。这一划分区别于《周礼》之“春官五礼”即“吉、凶、宾、军、嘉”的系统。透露出朱熹崇《仪礼》卑《周礼》的权衡。明眼人也能看出，它也体现了朱熹理学思想。因为，它反映出了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修己成务”人生理想三致其意的拳拳之心。应该说，朱熹的分目不仅层次分明，而且蕴含深刻。至于篇第，除了采用了《仪礼》《礼记》已有的之外，他又自创了许多，在在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再说第二点。朱熹在教他的学生读《礼》时说：“《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这一论述与朱熹的三礼通观认识一致。《王制》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朱熹将之与《周礼》齐观，主要在于这篇文章反映的制度性质，特别是政治制度，很突出。《周礼》所载“六官”设置，在《王制》里几乎都有体现，且对他们的职责行事也有详略不等的描述。再者，朱熹对《王制》的特别关注，也是他升格《王制》的一个原因。朱熹虽然认《仪礼》为经，但这部遗经对“士”与“王”的规范要求不成比例，即对前者不厌其详，对后者则一带而过，是不满意的，且由来已久。他早年就对学生说过：“今《仪礼》多是士礼，天子、诸侯丧、祭之礼皆不存。其中不过有些小朝、聘、燕、飨之礼，自汉以来凡天子之礼，皆是将士礼来增加为之。”所以，在《仪礼经传通解》中，便看到了他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的努力。朱熹的《仪礼集传集注·王制篇》虽然没有最后经他审阅定稿，但是，仅从现存文献中已可以看出为规范“王”的行为，他大量研究、发掘典籍中的相关资料，将有裨礼仪典章制度的论说条分缕析地加以汇纳，形成了远远超越《王制》的，规模宏大的新典章。同时，也强化了《王制》的政治思想内容。当然，从朱熹的这一工作中，人们不难发现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期求。下面先来看看朱熹将《王制》作了怎样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