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下学上达”语出《论语·宪问第十四》“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朱子注曰：
  不得于天不怨天，不合于人不尤人。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语意则见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之妙。盖在孔门，惟子贡之智几足以及此，故特语以发之，惜乎其犹有所未达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当如此。”又曰：“下学上达，意在言表。”又曰：“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
  朱子从文本内涵入手，认为“下学”工夫是“反己自修，循序渐进，无以甚异于人而致知也。”并未涉及“下学”所学的具体内容。因此，朱子保留程颐的观点来说明“下学”所学内容是人事。与下学相对的是“天理”，那么“天理”为何物？天理到底有没有存在？朱子晚年说：
  圣人所谓上达，只是一举便都在此，非待下学后旋上达也。圣人便是天，人则不能如天。惟天无许多病败，故独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识能知，但圣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处独与之契合。
  此条为童伯羽庚戌所闻录（1190），朱子时年61岁，同年朱子在漳州首次刊刻《四书章句集注》，朱子于《四书章句集注》中所言的天理正是指圣人所制作的规则，因此朱子把天理与人事合二而一，看作一个整体。能够实现天理与人事合二而一的人只有圣人，天理与人事之间的沟通的途径，正是圣人制作的规则，即礼。这是由朱子的礼学观念而获得的结论，《朱子语类》载有多处明文，兹举一例如下：
  问先生昔日礼是体，今乃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似非体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乡谈，才见分段，子便说道是用不是体，如说尺时无寸底是体。有寸底不是体便是用。如秤无星底是体，有星底不是体。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纸糊此便是体，人摇之便是用。”杨至之问体，曰：“合当底是体。”
  此文为甘节癸丑以后所闻录（1193）。上文虽是讨论体用关系，却始终没有离开“礼”来展开论述，而且礼处于“体”的位置，其实质性作用正是沟通天理与人事，因此，朱子所言的天理、人事实质上便是人遵循礼仪来开展活动。不论是下学还是上达，其实质都是以做事符合礼为中心。由此可见，编撰礼书为人的活动提供规则是其下学上达的治学思想的必然归宿。这可见于历史上有名的朱陆之辩。
  朱陆之辩是学术史上的公案，《陆九渊年谱》借赵景昭之口总结朱子与陆九渊之间的差异：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人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
  鹅湖之会发生于宋孝宗淳熙二年乙未（1175），朱子时年46岁，陆九渊时年37岁。虽然《陆九渊年谱》认为“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这件八百多年公案尚未定案，论著汗牛充栋。我们关注的只是赵景昭所概括内容，它是否符合朱子一贯的教学之法，还是误传之结果？兹证如下：
  朱子教其弟子为学的顺序是从博学开始，根据人的年纪和自身精力的变化过程来安排学习进度，但是朱子教人读书之法并非要从博返约，而是依据年少者和年老者不同精力特征，读书方法应该有异。但是不论两者有何差异，朱子始终把读书落实到逐句逐字上作工夫，他说：
  学者贪做工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读书须是子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理会未到，不知有疑尔。大抵为学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余，须用无书不读，无不究竟其义。若年齿向晚，却须择要用功，读一书便觉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会；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盖天下义理只有一个是与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着落，虽不再读，自然道理浃洽，省记不忘。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
  由此可见，朱子并非教人由博再返归约，而是要逐字逐句深究字义。但是居于朱子对年少者与年老者之间精力差异的认知，他要求年少者需“无书不读”的博学，而年老者须择要而读，两者的读书基础仍旧是要逐句逐字的精读，而非贪多务得，其内在精神是高度一致的。赵景昭误读了朱子，以至于朱陆之辩从一开始便是从误会开始。事实上，朱子教人读书的核心思想是要人精读，而其对应的方法便是熟读，《朱子语类·读书法上》甚至把熟读上升到读书的唯一方法，即“书只贵熟读，别无方法”。这便再次证实了朱子并非要人先博而返约，而是要逐字逐句开始研读，日积月累达到透彻理解圣人之道。正是以求圣人之道为目标，朱子并非把学习典籍知识放在学习者所学内容的第一位，而是放在体悟自身内在道理的觉悟之后的。他几次三番地说到此问题，兹举一例如下：
  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来。然圣人教人，须要读这书时，盖为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圣人说底，是他曾经历过来。
  此条为萧佐甲寅所闻（光宗绍熙五年即1194年）。读书是学子修身的第二义，而激发自己内在的人生道理才是第一义。人身修养不是外在的内容贯注于主体自身，而是由学子自身通过实践来辅助激发内在的人生道理。更重要的是朱子并非简单强调学者应该注重学习，而是要通过学习激发学子本已拥有的“道理”。这点与陆九渊的表述方式虽有差异，却都是强调以学者自身内在的道德为主体，并非如赵景昭所言的通过博观来返求实现，且朱子从始至终都否定赵景昭所言从博观到返求之间的内在学理。他说：
  务反求者，以博观为外驰；务博观者，以内省为狭隘，堕于一偏。此皆学者之大病也。
  此条为杨道夫所载，朱子时年60岁了，上距鹅湖之会已经达十四年之久了，其学术思想已臻极致。朱子在此断然否认了赵景昭所言的教人之法。虽然我们不能够准确推论出以上各言论的具体时间，但是鹅湖之会发生于淳熙二年乙未。“夏四月，东莱吕公伯恭来访，《近思录》成。偕东莱吕公至鹅湖。复斋陆子寿象山陆子静来会”。由此可知，朱子此时虽有讲学活动，但更关注自身学术研究。此后，由于入仕，朱子的学术研究暂告一段落。细考《朱子语类》可知，《语类》所录朱子讲学的时间大约从1170年即乾道六年庚寅开始，但是所载此时段语录甚少。虽有朱子声名未广的原因，亦有朱子学术思想尚处于不断精进的阶段，学术作品产量亦处于高峰阶段，并未广招生徒讲学所致。因此，前文朱子有关博约的观点显然是朱子自身观点的修正，不足以代表朱子在46岁时的真实想法。为此，我们不能够简单以赵景昭的观点为准，我们需要借助已经基本完成编年的《朱子文集》来深入研究朱子的学术观点进程，以免把朱子的学术思想当成一成不变的汇编，迷失于现象中。
  正是以下学上达为治学的工夫，朱子在治学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以推究义理来源为目的，不断深入探索义理的经典文献基础，而《通解》的编撰目的正是为了落实礼义的“源”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