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众所周知，16世纪朝鲜儒学之泰斗，首推岭南之退溪李滉（1501—1570）。其朱子学说不仅形成所谓的“退溪学派”，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朝鲜儒学，更借由姜沆（1567—1618）的传播，而影响了揭开江户儒学序幕的藤原惺窝（1561-1619），令其脱禅归儒，成为江户初期的理学领袖，即使日后藤原惺窝之门生林罗山（1583-1657），亦仍需研读退溪之著作。①不只如此，退溪思想中之“敬”哲学，传播到了江户日本以后，则由山崎闇斋（1619—1682）进一步将之加以深化发展为具有日本特色的“主敬”思想。闇斋更仿拟退溪《朱子书节要》体例，摘录朱子《仁说》与时人张南轩、吕伯恭之问答，以成《仁说问答》一书。②闇斋弟子佐藤直方更推崇退溪乃是朱子学在东方的真传①，日人因此尊称退溪为“东方朱子”②。
  然而，如此兴盛的退溪朱子学，随着其门人在光海君时代遭到排挤，声势日呈衰颓，简言之，截至17世纪前半，退溪后学不仅在性理说上未见后出转精之人，在经学研究方面亦未投注一定关心。此种现象即使进入17世纪后半，情况依旧，最显著的情况便是庆尚右道的河氏退溪学者们，无论是在性理说或是经说方面，亦未见表现。与之相对的是庆尚左道的退溪后学，如李玄逸（1625—1707）.李栽（1657—1730）一门、权斗寅（1643—1719）、权斗经一门，以及郑万阳（1664-1730）、郑葵阳（1667—1732）等退溪学者，则致力于探究彰显退溪性理学说，以与栗谷学派抗衡，但仍然未见可观之经解著作。
  一直到了18世纪初，李玄逸门人权矩（1672—1749）因为受到近畿南人许穆（1595—1682）影响，而开始提出异议，其《大学就正录》《中庸就正录》等异于退溪的经说，预告了传统退溪学的转变。李栽门人权万（1688—1749）也与其同门李象靖（1711-1781）数度论辩读书次第，六经、四书与朱子著作究竟应该何者为先何者为后？③换言之，18世纪初期岭南退溪后学，亦即李玄逸门下权氏反省退溪学说而撰作的经解，基本上是来自外部近畿南人的影响。相对于此，岭南退溪学内部堪称处于过渡期，代表性经注乃至经学研究的问世，则需等到18世纪中叶以还。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李象靖门下弟子对四书的重新诠解，亦即柳长源（1724—1796）《四书纂注增补》、裴相说（1759—1789）《四书纂要》、柳健休（1768-1834）《东儒四书解集评》等书的接续出现，堪称是上接李德弘（1541-1596）《四书质疑》，一振岭南退溪学派之经传注说研究的中兴时期。①
  而笔者此次探讨研究之对象崔象龙（1786-1849），亦师事李象靖门人郑宗鲁（1738—1816），故亦可将之归入18世纪后半岭南李氏退溪学派之一员，而其《四书辨疑》一书，则可视为是接续柳长源《四书纂注增补》、裴相说《四书纂要》、柳健休《东儒四书解集评》之后，岭南退溪学派经注的另一代表作，也是岭南退溪学派四书诠解的再次转向。而提及历来学界研究崔象龙之代表性学者，首推韩国庆尚大学汉文学科之崔锡起教授。崔教授自2007年起便对崔象龙之经学、经注进行一系列研究。崔教授不仅概论了崔象龙的学问特性与经学观②，也分别对崔象龙之《大学辨疑》《中庸辨疑》《论语辨疑》进行了研究③。综合而言，崔教授指出了崔象龙解经的几大特点是：通看的视角、图解经书、四经四书论的独特经学观、试图客观考察经注等。崔教授更进一步指出《论语辨疑》的解释特征是：（1）《论语》图的作成；（2）篇章的构造分析；（3）通看的解释与字义语意分析；（4）本文注释与集注的先儒说论辩；（5）口诀改订。④崔教授对崔象龙经学研究深入剖析，论证详实有据，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而有关崔象龙《论语辨疑》之最新研究成果，应推尹基纶教授。⑤尹教授主要从四个面向考察了《论语辨疑》之解经特征：首先其关注了《论语》篇章的配置问题，接着探究崔象龙如何受容先儒之解说并批判之，然后又是如何把握《论语》本旨以检讨小注，最后则探讨崔象龙之《论语图》承载了何种经义内容及其具有何种位相。尹教授提出的结论是：崔象龙以朱子为根干但却均衡地受容先儒经说，批判地进行客观理解。又其透过《论语》文本批判而指出经文本旨与朱注龃龉之处。而且崔象龙并非单纯地只是朱注的拥护者，而是岭南退溪学者中能够深化发展又独具特性地研究经学的学者，此即崔象龙于朝鲜经学史中之定位。尹基纶教授堪称是在崔锡起教授的研究基础上，详论了《论语图》如何表明“学”“孝”“仁”之意义，并仔细探讨了崔象龙对朱子的批判，其研究凸显了崔象龙经学研究的思想性。
  本文在上述前辈学者之先行研究成果基础上，亦以《论语辨疑》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论语辨疑》之解经立场与其所采解经法之间有何关联？又其抱持着何种《论语》观？此种《论语》认识与其所诠解阐释出之核心义理思想有何关联？希望借由探究此等问题，可以进而梳理出崔象龙《论语辨疑》承继接续了何种岭南退溪学之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又其所采取之解经法代表了何种岭南退溪学派四书注释学史的转向？再将其经学研究成果置于岭南退溪学派之四书注释发展史中，为其下一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