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前言
  众所周知，16世纪朝鲜儒学之泰斗，首推岭南之退溪李滉（1501—1570）。其朱子学说不仅形成所谓的“退溪学派”，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朝鲜儒学，更借由姜沆（1567—1618）的传播，而影响了揭开江户儒学序幕的藤原惺窝（1561-1619），令其脱禅归儒，成为江户初期的理学领袖，即使日后藤原惺窝之门生林罗山（1583-1657），亦仍需研读退溪之著作。①不只如此，退溪思想中之“敬”哲学，传播到了江户日本以后，则由山崎闇斋（1619—1682）进一步将之加以深化发展为具有日本特色的“主敬”思想。闇斋更仿拟退溪《朱子书节要》体例，摘录朱子《仁说》与时人张南轩、吕伯恭之问答，以成《仁说问答》一书。②闇斋弟子佐藤直方更推崇退溪乃是朱子学在东方的真传①，日人因此尊称退溪为“东方朱子”②。
  然而，如此兴盛的退溪朱子学，随着其门人在光海君时代遭到排挤，声势日呈衰颓，简言之，截至17世纪前半，退溪后学不仅在性理说上未见后出转精之人，在经学研究方面亦未投注一定关心。此种现象即使进入17世纪后半，情况依旧，最显著的情况便是庆尚右道的河氏退溪学者们，无论是在性理说或是经说方面，亦未见表现。与之相对的是庆尚左道的退溪后学，如李玄逸（1625—1707）.李栽（1657—1730）一门、权斗寅（1643—1719）、权斗经一门，以及郑万阳（1664-1730）、郑葵阳（1667—1732）等退溪学者，则致力于探究彰显退溪性理学说，以与栗谷学派抗衡，但仍然未见可观之经解著作。
  一直到了18世纪初，李玄逸门人权矩（1672—1749）因为受到近畿南人许穆（1595—1682）影响，而开始提出异议，其《大学就正录》《中庸就正录》等异于退溪的经说，预告了传统退溪学的转变。李栽门人权万（1688—1749）也与其同门李象靖（1711-1781）数度论辩读书次第，六经、四书与朱子著作究竟应该何者为先何者为后？③换言之，18世纪初期岭南退溪后学，亦即李玄逸门下权氏反省退溪学说而撰作的经解，基本上是来自外部近畿南人的影响。相对于此，岭南退溪学内部堪称处于过渡期，代表性经注乃至经学研究的问世，则需等到18世纪中叶以还。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李象靖门下弟子对四书的重新诠解，亦即柳长源（1724—1796）《四书纂注增补》、裴相说（1759—1789）《四书纂要》、柳健休（1768-1834）《东儒四书解集评》等书的接续出现，堪称是上接李德弘（1541-1596）《四书质疑》，一振岭南退溪学派之经传注说研究的中兴时期。①
  而笔者此次探讨研究之对象崔象龙（1786-1849），亦师事李象靖门人郑宗鲁（1738—1816），故亦可将之归入18世纪后半岭南李氏退溪学派之一员，而其《四书辨疑》一书，则可视为是接续柳长源《四书纂注增补》、裴相说《四书纂要》、柳健休《东儒四书解集评》之后，岭南退溪学派经注的另一代表作，也是岭南退溪学派四书诠解的再次转向。而提及历来学界研究崔象龙之代表性学者，首推韩国庆尚大学汉文学科之崔锡起教授。崔教授自2007年起便对崔象龙之经学、经注进行一系列研究。崔教授不仅概论了崔象龙的学问特性与经学观②，也分别对崔象龙之《大学辨疑》《中庸辨疑》《论语辨疑》进行了研究③。综合而言，崔教授指出了崔象龙解经的几大特点是：通看的视角、图解经书、四经四书论的独特经学观、试图客观考察经注等。崔教授更进一步指出《论语辨疑》的解释特征是：（1）《论语》图的作成；（2）篇章的构造分析；（3）通看的解释与字义语意分析；（4）本文注释与集注的先儒说论辩；（5）口诀改订。④崔教授对崔象龙经学研究深入剖析，论证详实有据，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而有关崔象龙《论语辨疑》之最新研究成果，应推尹基纶教授。⑤尹教授主要从四个面向考察了《论语辨疑》之解经特征：首先其关注了《论语》篇章的配置问题，接着探究崔象龙如何受容先儒之解说并批判之，然后又是如何把握《论语》本旨以检讨小注，最后则探讨崔象龙之《论语图》承载了何种经义内容及其具有何种位相。尹教授提出的结论是：崔象龙以朱子为根干但却均衡地受容先儒经说，批判地进行客观理解。又其透过《论语》文本批判而指出经文本旨与朱注龃龉之处。而且崔象龙并非单纯地只是朱注的拥护者，而是岭南退溪学者中能够深化发展又独具特性地研究经学的学者，此即崔象龙于朝鲜经学史中之定位。尹基纶教授堪称是在崔锡起教授的研究基础上，详论了《论语图》如何表明“学”“孝”“仁”之意义，并仔细探讨了崔象龙对朱子的批判，其研究凸显了崔象龙经学研究的思想性。
  本文在上述前辈学者之先行研究成果基础上，亦以《论语辨疑》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论语辨疑》之解经立场与其所采解经法之间有何关联？又其抱持着何种《论语》观？此种《论语》认识与其所诠解阐释出之核心义理思想有何关联？希望借由探究此等问题，可以进而梳理出崔象龙《论语辨疑》承继接续了何种岭南退溪学之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又其所采取之解经法代表了何种岭南退溪学派四书注释学史的转向？再将其经学研究成果置于岭南退溪学派之四书注释发展史中，为其下一定位。
  一 象龙《论语》观：“仁”统意旨，“敬”贯工夫
  （一）仁：《论语》全书大旨
  关于岭南退溪学派学者崔象龙之学问形态，据本文考察，在此且先一言以蔽之地总括说是：融通退溪门下鹤峰金诚一（1538—1593）与寒冈郑逑（1543—1620）二脉，再旁涉西崖柳成龙（1542—1606）一脉，亦即上承李象靖（1711—1781），兼采愚伏郑经世（1563—1633）、权矩（1672—1749）之为学法，糅合许穆之退溪学改良，再互参畿湖学派如李栗谷（1536—1584）、金沙溪，特别是韩元震（1682—1751）之见解。而崔象龙《论语辨疑》一书更大胆敢与退溪异，立足于近畿南人派所谓“敦仁博义”乃是《论语》大旨这一基础上，明白提出所谓：
  谨按论语大旨，先儒以敦仁博义言之，愚未知何以谓之敦仁，又何以谓之博义也。退溪李先生之不从此说，愚无间然。就一部之中而举其大旨，则不得不拈出一仁字。二十篇中无一篇不言仁，无一事不言仁。①
  崔象龙以“仁”为《论语》全书的核心思想，此种断定一个单独概念以统括《论语》全书主旨的做法，当年退溪本人并不赞同，例如退溪曾言：
  论语大旨，或以为操存涵养。北溪阳村，则皆以仁为言。虽皆大概近似，然此书乃出于一时门人杂记，圣门师弟子问答言行之类，裒集为之，其妙道精义，头绪多端，何可以一二字判断得下耶？……盖敬固圣学之所成始成终者，非专以是为小大学书之大旨也。今人徒见此书有大旨大要之说，于《论语》散记之书，亦必以一二字求大旨，无乃近于牵强而附会邪！②
  然时入17世纪后半，人称风流诗人的近畿南人派代表孤山尹善道（1587—1671）则主张：
  若稽圣贤之修辞，各有一篇之要领。感发惩创者，求其直旨则曰思无邪。优优大哉者，一言以蔽，则曰毋不敬。而二帝三王之书，五十八篇之要，不过执中而已。随时而变者，三百八十四爻，消长之义欤。大一统者，二百四十年，谨严之法欤。《庸》之诚也，《学》之敬也，鲁论之敦仁博义，邹篇之遏欲存理，皆其所谓大旨者也。③
  时代更下至18世纪初，影响安东李玄逸（1627—1704）、李栽（1657—1730）门下之权氏，使得如权矩之《大学》解说不再全遵退溪，权万（1688—1749）则开始意识到六经重于四书，六经四书重于朱著，因此与同门李象靖为之数度论辩①，遂而渐次发展出与正统退溪学有所不同之学说主张者，亦即同是近畿南人代表的许穆（1595—1682）。许穆延续尹善道的主张，在主君问及《论语》大旨时许穆如下答道：
  上曰：《论语》大旨，敦仁博义耶？先生曰：然。②
  如上所述，崔象龙单独以一个“仁”字以统括《论语》全书大旨的解经法，吾人可以将之视为是19世纪初期岭南退溪学者，由传统退溪学之《论语》义理诠解立场，转向认同近畿南人之《论语》义理诠解模式的代表。换言之，所谓《论语》的中心思想是个“仁”，此种今日看来再自然不过，宛若常识的认知，在朝鲜时期虽然近畿南人尹善道、许穆早在17世纪中叶左右提出，然而此一认知要能被岭南退溪学者所接受，并进而以“仁”作为贯串整部《论语》各章经义解释的核心概念，则从结果而论，却需要经历约一百五十年的岁月，等到崔象龙的《论语辨疑》问世时才凸显出来。
  （二）敬：经传一贯工夫
  崔象龙在融通近畿南学与岭南退溪后学各派的同时，亦寻绎其师门源头，学承郑宗鲁（1738—1816），上接李象靖、李玄逸，旁涉权万以及愚伏郑经世，再溯源退溪而归抵朱子，标举出《敬斋箴》之“敬”字，以为四经四书之工夫大旨。崔象龙融通“经”“传”各书之大旨而如下言道：
  道无二致而文以时异者，盖事有古今之异宜，言有详略之相发。然其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则四经四书，一贯之道也。《中庸》之明道，即原于《易》道之精微。《大学》之八德，即本于《书经》之王道。鲁《论》之仁，即著于《礼记》之礼。《孟子》之反经辟邪遏欲存理，即《诗》之性情善恶感发惩创也。以此观之，则四经四书只是一个道也。《易》之大旨时也，而《中庸》之诚无间断即时也。《书》之钦，即《大学》之敬也。《诗》之思无邪，即孟子之存遏也。《礼》之无不敬，即鲁《论》为仁之主乎敬也。就夫大旨详其归趣，则八旨之要领，亦不出乎敬之一字。……四经大旨，不出乎敬也。……四书大旨，不出乎敬也。是一个敬字，通贯始终。言经传则八而一也。言工夫则四而一也。近世专意于四经者，或昧于四书；研熟于四书者，或遗乎四经。盖不知四经为四书之基址，四书为四经之注脚也。①
  而崔象龙此种以一“敬”而来统摄诸多工夫的主张，即是承继退溪以还而且又是本于朱子学的核心工夫“居敬”。诚如众所皆知的，朱子《敬斋箴》乃在提示动静表里的“为敬”的方法，阐明“敬”之工夫，乃无地不用其力，无时不致其功。当然，崔象龙以“敬”贯串一切工夫的主张，自然也是承自其师门李象靖、郑宗鲁二先生。李象靖曾上疏君王曰：
  敬者，悚然如有所畏之名，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纲领也。夫人心无形出入不定，苟无术以持之，则昏昧迷惑驰骛飞扬，其不渊溺而焦火者无几矣。古昔圣贤发端启键，固已致谨于此，丹书之敬胜帝典之钦明是也。后圣之继作，其说寝明，见于《诗》《书》《语》《孟》之旨者，无非所以操存涵养以求无失其本心，而其所以为道，则不越乎敬之一言而已。三代之教，自小学而始之以敬涵养德性，收拾放心，而以立其基本。及其入乎大学，则又终之以敬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以收其成功。是盖未尝一日而离乎敬也。②
  李象靖上述观点，亦见于其所撰《敬斋箴集说序》一文中。①而崔象龙之师郑宗鲁则在其师李象靖之“敬”说基础上进一步如下说分明：
  虽主于敬，敬则心存理得而无私欲，岂非仁在其中者乎？又，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皆敬之为也。②
  显然，自李象靖经郑宗鲁而至于崔象龙，“敬”之工夫乃圣学大要、经传大旨，故《论语辨疑》中亦可见崔象龙对“敬”字的标举与进一步析论。例如关于《宪问·子路问君子》中，孔子回答子路“修己以敬”。崔象龙就孔子这一回答则分析道：“修己以敬，虽可以告众人，而于子路恐有抑勇之意。”③继而又就程子所谓“笃恭而天下平”一句，清楚分析说：“恭敬二字，对言则恭主容，敬主事。而专言则恭即敬，敬即恭。《中庸》以敬释恭，此又合恭敬言。”④由崔象龙的解释中，吾人不难发现其认为“敬”可抑制“勇”，则静敬之功胜于动勇之效。另外，要能安百姓平天下之大业，并非另有一“笃恭”之工夫，而是程子以“恭”字来言“敬”事之人之外在“容仪”，并非在“敬”外别有一个“恭”的工夫。
  同样的例证亦可见于《阳货·子曰礼云礼云》中，当程子以“序”与“和”来说明礼乐之别，范、尹二氏则以“敬”与“和”来分说礼乐，而针对程子与范尹二人说法有异，朱子于《论语或问》中原采程子之说⑤，然《论语集注》中则反而援用了范、尹二氏之说。现姑且不论当面对朱子经说前后有异时，《论语辨疑》在论辩择取之间，几乎皆以《论语集注》为善；此处针对程子以“序”与“和”来说明礼乐一事，崔象龙基本上认同程子之解释论及了礼乐的本质，也就是“礼”的功效确实在维持人伦次序，但崔象龙却也注意到《论语集注》中朱子在援用了范、尹二氏以“敬”与“和”解礼乐后，所以特别以圈书“〇”的形式引出程子的注解，乃是程子其后言及：“盗贼至为不道，然亦有礼乐”云云，实非《论语》本章经文之“正义”。①
  而笔者以为崔象龙没有说出来的则是：程子以“序”说明“礼”的本质，终不及朱子赞成范、尹二氏以“敬”来说明“礼”之践履，实根源于人心中存有一“敬”。亦即此一心中之“敬”工夫，方才是“礼”之所以成的根本条件。反言之，能用礼乐之人必是“主敬”之“仁人”，也唯有“仁人”方能发挥礼乐之效用。崔象龙之师郑宗鲁在回答时人问及同样这一问题时，即如下言道：
  此章所言，专谓惟仁者方能用礼乐，而礼乐亦惟于仁者为之用。不然，则人心亡焉。不惟人之于礼乐无如之何，而设令欲用之礼乐，亦不为之用。②
  如此看来，则此一个“敬”学，正是崔象龙师门得于四经四书八大圣人经书之“一贯”工夫要领，是其浃洽诸经书义理后，日用动静之间，常切点检读书所得，勿使内外二致的“心法”。
  至于义理方面，崔象龙在诠解《论语》义理时则标举一“仁”之大旨纲领，以统摄《论语》全书义理归趋，结合以“学”为方法，以“孝”为践德修身要求，三目一贯，串说《论语》思想意涵。关于此点，吾人若辅以《经书八图·第三论语图》来看即可明白。崔象龙试图以“一图”统整《论语》全书要旨，该图之结构亦是以“学”为径为法；以“孝”为根为本；以“仁”为趋为归。“为学”“行孝”“存仁”乃一贯必然之学《论语》路径，而平常之工夫则在“主敬”。诚如前述，“主敬”正是融通四经四书，亦即融通各“经”“传”之独要工夫之一贯大旨。按崔象龙之说，《周易》之“时”乃《中庸》无间断之“诚”；《书经》之“钦”乃《大学》之“敬”；《诗经》之“思无邪”乃《孟子》之“存理遏欲”；《礼记》之“毋不敬”乃《论语》之“存仁主敬”。
  我们可将此种融通四经与四书的解经法，视为是崔象龙在李象靖与权万之六经、四书究竟孰重孰轻之争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试图弥合两端的做法。①换言之，自南人许穆提醒六经乃儒家思想本源以来，其说既然已经由李玄逸门人权矩以及李栽门人权万所吸收，则历经岭南退溪学者百年来之消融吸纳，特别是在鹤峰一派李氏一门的发展下，随着大山李象靖试图统合退溪与栗谷的性理说，大山门人郑宗鲁进而继承此融通自家学说与畿湖学派学说的开放为学立场，时经百年，发展至19世纪前半，岭南退溪学派终于出现了崔象龙《论语辨疑》此种融通一贯之经解。诚如崔象龙于其堂规中就如下说道：
  讲明义理，莫先于读书。当依退陶伊山院规，以《四书》《五经》为本源，以《小学》《家礼》为门户。其余诸史、子、集，亦为旁通。②
  另外，在“学”可至于“仁”之间，崔象龙所以主张必须要借“孝”以达仁，此则又是孔门修德之根本。盖得于书册者可否一一见诸行事，能否行孝应是检验个人道德之体验实得的基本。关于读书体验与实得践履之问题，李象靖早已如下言及：
  圣贤书，孰非要切，固不可等差。然既定为科条，则恐当以四书五经为首，《小学》《家礼》为次。如何背诵随宜，下或可添入。皆当以讽玩思绎、体验实得为主。毋以涉猎记诵、奔程务博为心。③
  讲究体验实得的真学问，势必得回到生活层次来观照，故崔象龙在其所撰《独岩斋堂规》中开头即明言：
  象龙尝读《论语》，至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之章，未尝不三复叹息。①
  正因为关注看重平日寻常生活之修为，所以崔象龙将退溪先生《与丰基郡守论书院事》一编，“揭之壁上，以为朝夕观省警惕之资”②。或许因为如此，所以其解《论语》时也特别看重描绘出圣人孔子之生活细节的《乡党》篇。其言：
  按，《乡党》所以画出圣人，而有功于学者最大矣。③
  崔象龙此处所谓对学者最大的功效，无非就是借由观圣人孔子平时修为、气象、德行，以反躬自省。故其在注解《卫灵公·子曰群居终日》章时即如下说道：按，此二句，愚之最憎恶而内自省者，故读《论语》，每三复于此。④
  崔象龙以日常生活行事为“践德”之至关重要实践场域的主张，即使在面对所谓的“知识”层面亦无例外。对于子张问“崇德辨惑”一章，《论语大全》小注中齐氏注解说：“崇德属行，辨惑属知。”崔象龙则如下批判齐氏此番解释：按，辨之虽是知，而辨惑亦就行事上说。⑤
  如上所述，在崔象龙而言，道德是用来实践的，而知识学问也是为了实践的。⑥关于此点，吾人若辅以《经书八图·第三论语图》来看，崔象龙试图将《论语》二十篇皆以“为学”“行孝”以“达仁”三者来贯串其义理，并以此保证其不离孔门圣学之“正义”①的做法，不也都可看出其讲究体验实得之真学问的态度。无怪乎友朋盛赞其曰：其居家细行，虽使古人在世，盖亦无多让也。②
  二 通往“经文正义”：《论语辨疑》之论辨法、态度与意义
  （一）融通经传、宗派、异学、中朝、古今诸说之法
  如上所述，崔象龙之经学工夫要领，即是本于朱子，承自其师门的“敬”学。至于崔象龙在诠解《论语》时，其学问立场在融通退溪门下诸派的同时，又能兼容栗谷学派一脉，有机融通：（1）《论语集注》与《朱子语类》《论语或问》《论语精义》；（2）《论语集注》与《论语大全》；（3）朱子说与程子说；（4）朱子说与师说；（5）师说与退溪学者诸说；（6）退溪学派诸说与畿湖学派诸说；（7）师说与己说以及诸说与己说等彼此之间之异同，试图得出一个“经文正义”③而不在求必然得崇朱子、遵退溪、守师说，同时崔象龙解经也不以“立己意”为目的。关于此点吾人由崔象龙即使在面对《论语》经文时，仍留意何者为“夫子之意”，何者为记《论语》者以“己意”记录之，例如其言《微子》篇十八章即是记者“参以夫子之意，而以己意记之”④。亦可得到佐证。
  其实，此种直就《论语》“经文”以求孔门“正义”的认识，崔象龙之师郑宗鲁在回答时人问及：朱子于《四书章句集注》中，在解释《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以及《大学·止于至善》时，虽然皆引用了《诗经·卫风·淇澳》一诗，但却“所引者同而所释者异”①。针对此一质疑，郑宗鲁的回答是：凡朱子《集注》之法，一从本文命意而释之。②
  换言之，正因朱子解经之法，亦是“直就经文”以求圣人学思之正确义旨，故吾人不也可以说：郑宗鲁、崔象龙师弟所主张的直就经文以求经文正义，而不以己意解经的经书诠解法，堪称是受朱子启发之读经、解经要领，而此一为学立场也确实落实为《论语辨疑》的诠解方法。亦即，无论是师门之说抑或异己之说；退溪之说抑或朱子之说；中土儒者之说抑或朝鲜诸儒之说，乃至一己之说，终究得面对经文，“一从本文命意”，方是解经正法。笔者以为此种认识不仅确保了崔象龙解经的客观性，或许亦可视为是岭南退溪学者“回归经书原典”意识的抬头。
  （二）融通论辨诸家经解态度与意义
  而崔象龙于《论语辨疑》中透过辩证先师、自家学派前辈，或是对立学派之畿湖儒者，乃至《论语集注大全》所录中国宋、元、明诸儒之经说，又或者对举各家诸说相互论辩之解经法，吾人可以看出《论语辨疑》对中国、朝鲜诸家经解的评价态度有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对朱子《论语》注解之直接评价。
  盖自世宗八年（1426）四书五经大全输入朝鲜，1428年分别颁予各道刊行为活字本后，大全本四书五经遂成为此后五百年朝鲜社会的经书教本。然而其之所以透过明人之大全而来阅读理解四书，其实无非是想借之理解朱注，而由崔象龙《论语辨疑》看来，此一目的即使到19世纪前叶依然未曾改变。亦即，朱注堪称才是崔象龙《论语辨疑》最主要必须面对的对象。
  而崔象龙《论语辨疑》中对于朱子《论语》经解之评价，主张朱子解《论语》较之程子更近圣人正义。③其又以为：《论语集注》之经说，基本上优于朱子于《论语或问》《论语精义》或是《朱子语类》等其他朱子著作中的解《论语》之说。至于有关《论语》经义之诠解，虽仍尊崇朱注却已能指正朱注之弊与非。
  第二，借《论语集注大全》以评议诸儒。
  《大全》所收诸儒注解是非正误多有待辩证。关注《四书章句集注》以外之“朱子说”，乃崔象龙之师叔辈，亦即柳长源（1724—1796）《四书纂注增补》与裴相说（1759—1789）《四书纂要》以来的做法①，其意义无非代表着彼等已然认识到：《大全》所收诸儒注解是非正误多有待辩证。亦即，（1）仅借由《大全》而来理解朱子思想或是经书之“微言大义”，根本是不足的，且彼等亦试图挣脱大全僵固的解经视角。（2）与其透过明人筛选过滤后的诸家经说与朱子之说来理解《四书章句集注》，彼等毋宁选择自己直接面对朱子全体经注与著述。（3）一旦直接就朱注以论四书经文正义后，彼等无非就已与明儒平起平坐，故可以鲜儒自身长期积累的“朱子学”知识素养与修养体得，乃至得力于清儒新解以纠正《四书大全》，也就是辩正明儒乃至宋、元其他诸儒之误谬。
  所以柳长源于《四书纂注增补》中特别考察《四书大全》小注谬误，而有《论语小注考疑》一篇。又因为关注到朱子其他著作中之经说，并借此可与《四书大全》中诸家之经解商榷，故而可以想见其有必要同时参考宋、元、明、清诸儒之说法，并能进一步将之与鲜儒之经说切磋，故全书有以“溪训”方式著录十二条退溪的解说，用以互参。因此柳长源《四书纂注增补》除了补入了《四书大全》未收录进的“后儒”诸说，日后更借由参酌清初汪份《增订四书大全》而得以纠正《四书大全》中宋、元、明诸儒之谬误，再将有疑《四书大全》者就教于其师大山李象靖，作成《增补》。
  换言之，柳长源基本上仍是通过退溪与大山之经说以理解《四书集注》大旨，其解经的参考值尚未扩及其学问之对立面的畿湖学派，但却已将解经时的参考值从明儒扩大到元、明、清儒之说，又其目的还是在求得正确理解朱注。而裴相说于《四书纂要》中，不仅广参宋、元、明诸儒之说，同时亦广参鲜儒之说，进而打破学派界线亦参考了畿湖派学者之经解，共引鲜儒著作十八种。而据《四书纂要》中所载《引用先儒姓氏书目》看来，在四十三种的书目中，鲜儒著作即有十八种，近于半数。此事就岭南退溪学派之《论语》注释发展史而言，不可不谓一大跃进。（4）而当彼等可直接就朱注与中、朝诸家解说互参互辨以求四书经义时，朱注的绝对唯一权威性也将就此产生动摇。
  第三，对退溪学派《论语》诠解的验证与统合。
  诚如上述，当岭南学派诸儒可以直接就朱注与中、朝诸家解说，互参互辨以求四书经义时，不仅朱注的绝对唯一权威性从此动摇，就是对自家学派朝鲜先儒的经解，亦能在有疑处明辨之。故当岭南退溪学的《论语》诠解发展到崔象龙《论语辨疑》时，虽大致遵从先师、太先生之说，却仍不免有未定有疑处。①而关于《论语辨疑》中援引退溪之说法者，主要性质有三：（1）确定《论语》经文之国音读法，崔象龙主要几乎皆参考退溪之读法，其中仅有一处是参考栗谷之读法②；（2）厘清退溪与《论语大全》说法之异同③；（3）直指退溪解释不精者④。
  关于崔象龙《论语辨疑》中试图检证并统合退溪学派诸说此点，其中义理多从其先师郑宗鲁，以及其太先生大山李象靖。但吾人必须注意的是：崔象龙亦援引了西崖柳成龙（1542—1607）门人，亦即愚伏郑经世之经说。⑤其中，吾人不得轻看的是：《论语辨疑》全书对愚伏经说的援引，仅见《为政·子曰诗三百》一处，之所以如此，或许与愚伏于《论语杂著》中针对《论语》疑难句节的梳理，原本也就只有七条而已有关。而崔象龙则援引了其中愚伏就《论语大全》小注中，黄勉斋在朱子针对该章说明《诗》语言的特性乃是：“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⑥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说明道：“直指则非微婉，全体则非一事。直指故明，全体故尽，此一言所以辞约而义该也。”①亦即，愚伏忧虑读者看了黄勉斋的说明，恐将误解成“直指”与“全体”系为二事，因而指出：
  “直指全体”本谓直指其全体也。勉斋特分解说以明其义，非欲使人读为“直指”与“全体”也。②
  亦即，愚伏认为黄勉斋的此种说法，虽是双举分言“直指”与“全体”，但绝非要读者二分“直指全体”以为“直指”与“全体”，关于此点实不可不细究。换言之，愚伏目的在提醒《论语集注大全》的读者，切莫因为“小注”中他儒之说而曲解了《论语集注》中朱子经解之原意。而崔象龙于《论语辨疑》中则原原本本地引用了愚伏此说，笔者以为崔象龙之用心应同于愚伏。事实上，愚伏《论语杂著》虽仅有七条解说，但其诠解《论语》的方法，主要乃引用退溪与栗谷的观点，再旁及《论语集注大全》中小注他儒的说法，以陈述一己之得，或论辩异说内容。此一解《论语》立场，其实与崔象龙自身于《论语辨疑》书前说明其“辨疑”之法乃是：“但以所闻于前辈与师友者，与粗得于管窥者，敢为之辨解云”③，堪称如出一辙。笔者以为由此或许就可以解释，何以崔象龙会在其先师郑宗鲁以及太先生李象靖，亦即鹤峰金诚一一脉的退溪后学之外，还会旁涉援引了愚伏之师西崖柳成龙这一脉的退溪后学经解的理由所在。
  在此吾人同时必须注意的是：柳成龙曾孙之后代的权矩，亦学于鹤峰一派的李玄逸门下，其《大学就正录并图》等经注，在开陈柳成龙与退溪之学说的同时，亦敢与退溪异而能提出其自身之经说。④换言之，解经时敢有疑于师说，进而提出己见，堪称是柳成龙一脉退溪后学的特色。而安东权氏之学远承柳成龙，日后复受近畿南人许穆影响，但因为又学于鹤峰一脉李玄逸以降之李氏门下，可以想见其学风亦必为李玄逸以降之鹤峰一派岭南退溪学者，带来一定程度之冲击与影响。事实上，前述李象靖与许穆争论六经与四书孰重孰轻一事，也是一代表例证。另外，笔者以为此种影响在大山李象靖的另一具体表征，便是其试图融通退溪与栗谷之性理说，而经郑宗鲁则是敢有异于朱说①，而至崔象龙时更有飞跃性的进展。《论语辨疑》中崔象龙不仅敢有疑师说②、修正太先生之说③，进而终能批程子④，且直指朱注之“可疑”⑤“太浅”⑥，乃至断定朱注为“错解”⑦。至于崔象龙《论语辨》疑中，其于畿湖派儒者之经说中，主要参照沙溪与南塘经说，且肯定多而否定少。
  （三）明先儒所未言：引权威认定“己意”为“正义”
  据本文研究考察，《论语辨疑》之解经立场，堪称力图客观检证中、朝先儒诸说，以还孔门学说真义。换言之，崔象龙诠解《论语》的目的，既不在“意见”的提出，亦不在“创见”发明，而是志在求孔门学说之“正义”！然融通中、朝先儒与师门成说或是门外他说，进而论辩孰是孰非之外，崔象龙仍不免发明先儒所未言，有其独到见解之“己意”。也因为崔象龙解经在求“正义”，故能不固守一家一派之说，同时也不再一味服膺程朱经说，崔象龙于《论语辨疑》中融通论辩先儒经说之做法有：或折冲其师郑宗鲁与太老师大山李象靖之间说经有异处；或明辨师门定说与朱子权威经解孰是孰非；或以先师说法辩驳朱子早年之说；或引朱注反驳程子之说；或引朱子《论语集注》批驳《论语集注大全》中后儒之误；更以《论语集注》否定《朱子语类》中朱子早年有关《论语》之解说。诸如此类，莫不是崔象龙为求力解《论语》“正义”，故而不执持一固定解经立场，尽可能全视域地融通统合各家经解之证明。而当崔象龙由论辩《论语集注大全》解经之是非，继而朝向就朱子所解《论语》经义不甚妥帖之处，难免生疑之时，其在朱说“未安”之处，终究必须直面孔圣，提出其诠解《论语》之“己意”。
  然崔象龙又该如何确认其自身在读《论语》过程中所产生的有疑处，或是他人不疑有他，而其自身却仍觉有疑之处，亦即诚如上述，在采取开放性尽可能客观全面参酌中、朝先儒前说的解经立场，借由几经融通取舍“辨疑”后，其“所闻于前辈与师友者，与粗得于管窥者”①，是否确实都是其“读《论语》有疑，然后有进”②的孔学正义呢？关于这个问题，若就《论语辨疑》来看，笔者以为崔象龙采用的方法堪称是“引用权威”以证成其“管窥者”并非“己意”，而是《论语》经文之“正义”。而崔象龙主要是援引其师郑宗鲁与朱子的说法来肯定其自身之见解。
  例如，《论语集注》在注解《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时，朱子的解释是：“言治国之要，在此五者”③，亦即敬事、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等五件事。然而，崔象龙的认识是《学而》应该是在谈论与“学”相关之事项，但却在第五章出现了所谓“道千乘之国”此种谈论“治国”的话语。而如后文所述，因为崔象龙认为《论语》二十篇之安排各有其道理深意蕴藏其中，故既然《论语》首篇是在言“学”乃学者之先务，则此处转言“治国政事”的理由究竟为何呢？针对这个疑问，崔象龙如下说道：
  按，此篇言学者事，而言此治国之事者，如《大学》言平治。而下篇又以《为政》继于《学而》，则政治之道，岂非学者之所当知乎。④
  在此，崔象龙显然先将注经的视角，自《论语》之中调移开来，而用《大学》的例子来说明：即使学者以格物、致知为其为学修养进路的起点，然其最终目的乃在言“治国平天下”。继而，崔象龙再将注经的焦点再度拉回到该章，以为接着《学而》之后的即是《为政》，可见就《论语》的“篇次”来看，为政的道理确实是学者应当理解知道之事物。然而问题在于朱子又举出杨时所谓：“然此特论其所存而已，未及为政也。”①也就是说，杨时以为《学而》本章讲的是为政者的“存心”问题，并未论及实际的执政之“法”。对于杨时的此一说法，崔象龙的说明是：
  问政亦有专偏言。专言而如“为政以德”，则此五者便是政也。偏言而如“道之以政”，故以此谓未及为政。②
  崔象龙清楚地分析了“为政”虽有执政者个人道德层面与施政实务治术层面，并且以“道德”为“专”，以“治术”为“偏”，然而无论所言是专、是偏，无非都是“为政”之言。崔象龙的此番论辩非常精彩，既解明了朱子何以说此章是在谈治国为政之道的理由所在，同时不仅批驳了杨时解经的片面性，但又进一步回应了杨时其下所说的：“苟无是心，则虽有政，不行焉。”③亦即无主敬、无信用、不节用、不爱人、酷使人民的为政者，即使有如何高明的治术，恐怕终究还是难以施行开来的。而关于崔象龙自身的此番精彩“论辩”究竟有无正确诠解《论语》该章经义，《论语辨疑》该章最后则援引其师郑宗鲁如下之评论曰：见得是！④
  崔象龙在此借由郑宗鲁这一“师门权威”之口，论断了其自身几番论辩后所得出之《论语》经解，是为孔门“正义”。
  另外，崔象龙对于朱子理应说出但却未说出的，亦即朱子解释程子说法未尽详细之处，导致时人有所疑虑的部分，崔象龙则进一步详细说明阐述其间意涵后，为证明其自身所思所想之推论合于朱子当时所未曾言者，乃以朱子之前于《论语或问》中虽然未能释疑，日后于《论语集注》中却仍采用程子之说，其理由不外就在崔象龙自身为程子说法所做出的解释。虽然朱子本人并未明说此番理由，但崔象龙以为从朱子仍保留程子说法于《论语集注》中，便可证明崔象龙的以其“一己之意”，揣摩推测出的程子用意与朱子用心，皆是：“如愚所言故也。”①此乃崔象龙以朱子这一四书注解发展史中之“权威解经者”，为其自身所揣摩出的经解背书。
  三 篇章次第自有深意：一贯解法、一贯经义
  诚如上文所述，除了前述承自岭南退溪后学诸派的解经法之外，作为《论语辨疑》之独到解经特色方法，就在其打破按篇一一逐章诠解之模式，择取重要章节以辨析主要概念，相信《论语》各篇有“一贯”之主旨，故篇名有其深意，各章次序安排有其定理，篇章节次环环相扣，有机贯串《论语》全书经义，融通一贯。故象龙言：
  《论语》记载之次，恐无一条无意味。②
  《论语集注》对二十篇之篇名，或有篇题以解之，如《学而》《公冶长》《乡党》等篇，然说明简单，甚至无篇题者亦不少，如《为政》《里仁》《泰伯》《颜渊》《子路》《卫灵公》《阳货》《尧曰》等八篇即是。但是，《论语辨疑》全书不仅说明各篇次序安排之主旨，更屡屡说明各章次第安排之理由，相信次第安排之间即是攸关论语经文义理深意之处。例如关于《学而》何以被安排在《论语》首篇，崔象龙并不像其师郑宗鲁一样关注所谓：为何朱子说《论语》是“入道之门”，而《大学》却是“入德之门”？这一问题。崔象龙关注的是朱子说道：“《学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后亲师友”①一句，其以为朱子所以会如此注解，重点是在规劝学者要以“自修”为急务。崔象龙并且赞同《论语大全》小注中朱子所谓：为何说“学而时习之”后，下一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学而》第二章说“其为人也孝弟”；第六章才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其下便接着说“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第八章才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其后又接着说“无友不如己者”。朱子正是以此来说学者应当以“自修”为当务之急。崔象龙反而借此章次安排，推敲出了朱子未曾说出的另一面意涵：
  可知学问之虽不可专靠师友，而亦不可不靠师友。此意不可不察。②
  又如，关于《阳货》之后为何紧接着《微子》，崔象龙的说法是：
  按，此篇凡二十六章，好底止五章武城弦歌、子张问仁、学诗二南、礼云乐云，余皆不好底者。盖以篇将终矣。叹春秋人物之多不好，而记夫子伤世之心。如下篇衰世之志，故类聚恶底人、病底事，而结之以四十见恶之训。盖为举世而言，恐不必疑其为谁也。③
  崔象龙认为：《阳货》被安排在第十七篇，《微子》紧接其后为第十八篇，两篇所录之人物多为恶类，所记之事多为恶事，此乃春秋世风日下之世态炎凉，实属常态，未必如《论语集注》中苏轼所言，指此章是“此亦有为而言，不知其为谁也”④。而春秋衰世之际，时代越往下发展，也正是圣人孔子颠沛流离各国却终未受用的晚年，哲人将萎，圣言将绝，就如同二十篇记载圣人哲言的《论语》也来到尾声。崔象龙继而就《微子》第二章“柳下惠为士师”，与第四章“齐人归女乐”，再度以此两章说明其按篇次安排推测上述经义的合理性，其言：
  言夫子可止则止，而不言可仕官而仕，恐亦衰世之意。①
  最后再依据《微子》终章的“周有八士”，指出《论语大全》小注中新安陈氏所谓“记鲁末贤人之隐遯，而终以周盛时贤人之众多，其有伤今思古之心乎”②的说法有误。崔象龙乃是根据《论语集注》中，朱子认为此篇中孔子对仁者、贤士皆称赞品列；对隐者人士又有接引之意，故包含此章在内，应该皆是在表达夫子的“衰世之志”③崔象龙进一步厘清朱子所谓的“衰世之志”，就是：变乱为治之志。④
  然夫子虽有变乱为治之志，贤人隐遁却是衰世常态，故此《微子》“记贤人之隐遁，以寓篇将终之意”⑤。但《微子》后所以又安排进《子张》这类“门人之言”，《论语》编者之用意，乃在“以为此篇如今人文集有附录”⑥。而在附录弟子之言以为《论语》篇终附录之外，最后所以借《尧曰》结束之，崔象龙以为此做法之目的与设想，乃在：
  以明列圣相承之统，如今之文集附世系也。⑦
  如上所述，《论语辨疑》主张篇章次第有其微言深意的解经法，屡屡见于《论语辨疑》全书。前述崔锡起教授之先行研究中已就各“章”次第加以剖析说明，笔者在此则聚焦于崔象龙此种以各“篇”次序安排，来推断论辩其间所隐含的《论语》之“正义”与圣人之“微言大义”的做法。盖因设若《论语》各篇篇旨确定，则该篇各章之经义便可范限于一定之意义中，而不至于“歧出”误解圣人意旨。而此种以一个相对固定之大旨以固定《论语》各篇各章经义的解经法，其实与其以“仁”来界定《论语》全书大旨的解经法相同，堪称是崔象龙解《论语》时“通书”“通篇”且“通章”的“一贯”之解经法。又或许正因为崔象龙相信《论语》篇章次第自有深意，故在其自身所撰《在迩录》中，亦仿此做法。例如《在迩录》所录最后一条为《产业》，崔象龙于该条目下说明《在迩录》该篇之所以以该条殿后之理由如下：
  家政之不可忽，而士者之所当戒，故结之以此。①
  崔象龙在其记载日常生活为用的《在迩录》中，之所以以《产业》一项来收摄全篇，正因士人治学、治家当先治理产业，若无产业、田业则奔走衣食，既无暇治学，恐亦难于生活，维持家道。故崔象龙以之系于《在迩录》诸项目之末，作为总结，既发挥收束全书的压轴重点项目效用，亦可见欲为有恒心之士，必要有恒产，“产业”看似为“末”，然而唯士为能。故崔象龙以《产业》一项置于《在迩录》篇末，明其列在末尾之“产业”，乃是一位有恒心之士人，在讲究恪守其前诸多日常为用之事项后，不可忘失忽略之大本，故殿后以收读者眼目，明其要点所在。
  继而《在迩录》在《产业》一项之后，又附录有《师弟朋友宾客婚姻长幼》项，崔象龙的说明是：按，四者，非家内日用，而齐家之道，赖而得全，故附记。②
  亦即，收在《在迩录》篇后的“师弟朋友宾客婚姻长幼”一项，其所以作为该篇附录，就在此等虽非具体居家日常事务，但却是士之所以为士的修身齐家，与人往来之道，人伦纲常无不系于此等。故《在迩录》全书所载诸项日常生活为用，所言在实务，篇后附以“师弟朋友宾客婚姻长幼”一项，则在表明日常生活之“家用”事项，若无“人道”以纲纪之，则又岂能“治齐”一家？故从《在迩录》全篇之性质而言，“师弟朋友宾客婚姻长幼”一项当然不在具体之家用事项，故为“附录”。然若就一家之所以立，则无此师弟、朋友、宾客、婚姻长幼等人道纲纪，则具实之家又岂能毅然挺立？所以师弟、朋友、宾客、婚姻长幼等人伦纲常，宛若附于具实之家其后之支撑，虽未见于诸项日常具体家用事务中，却是完善、全备一家之纲要也。故师弟、朋友、宾客、婚姻长幼等虽为具实家政之“附录”，确是一家人事背里之“主干”，无此无以张立一家。如上所述，由此可见主张篇章次第自有深意，既是崔象龙的解经法之一，又是其个人撰述时借之蕴含撰作者之微言大义的作文法之一。
  四 结语
  本文将崔象龙《论语辨疑》置于18世纪中叶以还，岭南退溪学派迈入经注研究兴盛期的四书注释发展脉络中，而来研究考察崔象龙抱持着何种《论语》观？《论语辨疑》之解经立场与解经法有何关联？又崔象龙之《论语》认识使其聚焦于何种核心义理思想？并借由探究此等问题，梳理出崔象龙《论语辨疑》承继接续融通贯串了岭南退溪学内部诸宗派之为学立场，同时亦涵容了百数十年前近畿南人之经书观、《论语》观，试图描绘出岭南退溪学内部经典诠解、注释的历时发展脉络与样相。目的无非希望可以解明崔象龙《论语辨疑》凸显了何种岭南退溪学派经注特色与经学研究的转向？并为其下一定位。在此兹将本文研究考察之结论内容，条列说明如下：
  （1）崔象龙之《论语》解经法，简言之即是融通经传、融通宗派、融通异学、融通中朝、融通古今。具体而言，先行研究已指出的所谓以朱子学为根底，均衡受容先儒诸经说，得以“客观”论辩经义的解经法，借由本文之考察，可知崔象龙之解经，其实不仅承自其师郑宗鲁之敢有异于朱注，同时或恐也受到愚伏早已采用的解经法影响：论辩退溪、栗谷二人之观点，再旁及《论语集注大全》中小注他儒之说法，以陈述一己之得，或论辩异说内容。而当彼等可直接就朱注与中、朝诸家解说互参互辨以求四书经义时，朱注的绝对唯一权威性也就此产生动摇。
  （2）崔象龙之经学研究所以能在岭南退溪学派之四书诠解基础上深化前进，敢与朱注异，除了前述其师郑宗鲁之影响外，其师弟学自朱子所谓“一从本文命意”的解经观点，或许才是使得彼等可以据《论语集注》为本，却又不盲从以朱说为绝对权威，但以“经文”为本，力求经文“正义”的主因。而笔者以为此一解经认识与解经法实践，堪称是岭南退溪学者“回归原典”意识的抬头。
  （3）关于崔象龙所采借由篇章次第以求圣人微言大义与经文深意的解经法，笔者则关注其论辩《论语》二十篇篇次有其主旨这一问题，说明此法就如同其论断“仁”一字是为《论语》大旨一般，是崔象龙通书、通篇、通章之“一贯”解经法。而当各篇篇旨确定，则该篇各章之经义便可范限于一定之意义中，解经方不至于“歧出”而误解圣人意旨。而主张篇章次第自有深意，既是崔象龙的解经法之一，又是其从事撰述时借之蕴含撰作者之微言大义的作文法之一。
  （4）至于崔象龙又是如何确认其自身经解是为“正义”这一问题，历来先行研究并无人进一步指出。本文则说明崔象龙在“有疑必质，有事必咨”①地论辩其研读《论语》经注之疑问后，进而透过权威认定，亦即借由揣摩程朱未说之心意，与透过其师郑宗鲁之亲口首肯认定之方式，而再次确认其经解无误，确实为经文“正义”。
  （5）历来研究多以为崔象龙对畿湖学派义理经说的援引，多采用韩元震之说。笔者以为此或许受到《大学辨疑》之影响，因为据笔者之考察统计，崔象龙在注解《论语》时，其对畿湖学者经说的援引，基本上是沙溪金长生与南塘韩元震并重。然而即使如此，从本文所做统计看来，崔象龙主要还是立足于自家学派，以与朱注商兑。
  （6）较之于截至目前的研究，在论及崔象龙之《论语》义理诠解时，多关注其于《论语图》中所标举之“学”“孝”“仁”三者；本文则聚焦于崔象龙所以以“敬”作为一贯四经、四书之工夫，此不仅是源于朱子，本于退溪，承自其师门李象靖、郑宗鲁二先生，且是其自身浃洽诸经书义理后，日用动静之间，常切点检读书所得，勿使内外二致的“心法”，同时亦是崔象龙在李象靖与权万两人争论所谓六经、四书究竟孰重孰轻之基础上，进一步试图弥合两端之为学法。
  （7）岭南经学研究的转向。纵观18世纪中叶以还岭南退溪学派之四书诠解发展，彼等解经之参考值无论是广参宋、元、明诸儒之说，或是广参鲜儒之说，进而打破学派界线亦参考了畿湖派学者之经解，乃至关注《四书章句集注》以外之“朱子说”，此乃崔象龙之师叔辈，亦即柳长源《四书纂注增补》与裴相说《四书纂要》一路发展而下的做法，就岭南退溪学派之《论语》注释发展史而言，不可不谓一大跃进。而其意义无非代表着彼等已然认识到：仅借由《四书大全》而来理解朱子思想或是经书之“微言大义”，其实有所不足。故彼等试图挣脱大全僵固的解经视角，选择直接面对朱子全体经注与著述，而一旦直接就朱注以论四书经文正义后，彼等无非就已与中、朝诸儒平起平坐，故可以鲜儒自身长期积累的“朱子学”知识素养与修养体得，纠正《四书大全》乃至宋、元、明诸儒之误谬。而至崔象龙时，更自朱子所谓“一从本文命意”的解经观点，进而以“经文”为本，力求经文“正义”，终于使得18世纪中叶以还，发展至裴相说、柳健休等试图搜罗古今、中朝诸儒之经说的解经立场与方法，终于有了转向。亦即直就经文，融通诸法，论辩经义，一贯义理；一贯学脉，旁及对家，直探孔门正义。
  如上所述，笔者以为崔象龙此种融通一贯之经学／敬学，乃是融通退溪门下鹤峰金诚一与寒冈郑逑二脉，通时旁涉西崖柳成龙一脉，亦即上承李象靖，兼采愚伏郑经世、权矩之为学法，糅合眉叟许穆之退溪学改良，进而互参畿湖学派李栗谷、金沙溪与韩元震之学说的综合表现，堪称是承继受容1 8世纪以降岭南退溪学派四书学研究之一贯脉络的经学研究成果。

＊本文系笔者共同主持台湾师范大学“105年迈向顶尖大学计划——朱子学的现代伦理意义”（105J1A0702）之部分研究成果，特此声明，感谢补助。本文初稿刊登于《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14卷第2期，2017年12月，第121—169页。 ①林罗山在寄予朝鲜通信使的信中曾提及：“贵国先儒退溪李晃，专依程、张、朱子说，作四端七情，分理气辩以答。奇大升其意谓四端出于理，七情出于气，此乃朱子所云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也。末学肤浅，岂容喙于其间哉!退溪辩尤可嘉也。”（林罗山：《寄朝鮮國三官使》，京都史迹会编：《林羅山文集》卷14，京都：京都史迹会，1979年，第156页） ②《山崎闇齋年譜》记载道：“闇斋亦尝曰：‘朱子之后，知道者，薛文靖、邱琼山、李退溪也。’文靖见识之高，文庄博文之富，朱门之后，无有出其右者。其后特退溪而已矣。盖退溪平生之精力，尽在《朱子书节要》，可以观其学之醇也。”（山田思淑：《闇齋先生年譜》，日本古典学会编：《山崎闇齋全集》第4册，东京：ぺりかん社，1978年，第414页） ①佐藤直方言：“朝鲜李退溪，东夷之产，而悦中国之道，尊孔孟，宗程朱，其学识之所造，大非元明诸儒之俸矣。”（佐藤直方：《镒藏錄討論筆記》，《闇齋先生年譜》，日本古典学会编：《山崎闇齋全集》第4册，第426页） ②关于李退溪之学思、、著作如何影响江户时代之日本学者，详参阿部吉雄：《第三篇日本朱子學史中の李退溪》，《日本朱子學と朝鮮》，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 ③有关18世纪朝鲜岭南学者的争论情形，详参金泳：《18세기嶺南地方文學·思想论争研究：江左대大山论争의性格과讷隐·霁山의仲裁论理》（《18世纪岭南地方文学思想论争研究：江左大山论争的性格与讷隐、霁山的仲裁伦理》），《东方学志》第51辑，1986年。 ①有关李弘德以降岭南退溪学派李象靖门下四书注解之研究，可参见安秉杰：《退溪学派의四书注说考》（《退溪学派的四书注说考》），《安东文化》第8辑，1987年，第5—28页；李吟昊：《朝鲜时代朱子学派与实学派对〈论语〉的解释》，张崑将编：《东亚论语学：韩日篇》，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第41—74页。 ②详参崔锡起：《凤村崔象龙의学问性向과·经学论》（《凤村崔象龙的学问性向与经学论》），《汉文学报》第17辑，2007年12月，第617—646页。 ③详参崔锡起：《凤村崔象龙의〈大学〉解释의特征과그意味》（《凤村崔象龙的〈大学〉解释特征及其意味》），《汉文学报》第18辑，2008年6月，第!363-1393页；《〈中庸〉의分节问题과崔象龙의解释》（《〈中庸〉的分节问题与崔象龙的解释》），《汉文学报》第19辑，2008年12月，第!265-1291页。 ④详参崔锡起：《朝鲜时代经书解释与崔象龙之〈论语〉解释》，张崑将编：《东亚论语学：韩日篇》，第99—150页。 ⑤尹基纶：《凤村崔象龙의〈论语〉解释의特征과·经学史的位相》（《凤村崔象龙〈论语〉解释的特征及经学史地位》），《大东文化研究》第92辑，2015年，第'97-227页。 ①崔象龙：《凤村先生文集》卷6《经书八图·第三论语图》，《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1年，第283页。 ②李退溪：《退溪集》卷35《答李宏仲乙丑》，《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0册，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1年，第3—4页。 ③尹善道：《孤山先生文集二》卷6上《对经传宗旨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530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285页。 ①权万于回答李象靖的书信中如下说道：“希甫言景文以万不曾劝读朱书，有所云云。万向日之云，非谓朱书不可读，谓不可先读何者。经书为本、为源；朱书为末、为后。有志学问之士，先取三经四书烂熳熟读，其有疑晦，勿全靠注解，以己意反复穷究，费吾心思，然后方始有进。……近来承学之士，先从朱书下手，故学问无心得之工，而文词亦失之太蔓，所以前此相对，关说及此。今景文云云之语，似未领仆之本意，可叹。……今日后辈中属望在吾景文，而却未免有逆取顺守之意，岂不可慨也哉。往在献斋有高生卢生来问读书次第，仆谓经书似茧，外家似丝，吾闻烹茧得丝，未闻烹丝有得。今景文欲舍茧而求丝于丝耶？”（权万：《江左先生文集》卷5《与李景文》，《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346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425—426页）而权万以六经重于四书，读经当有次第的主张，亦多次见于其答金振伯、答金仲绥之书信中，详参权万：《江左先生文集》卷5，《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346辑，第398—399、414—415页。 ②许穆：《眉叟年谱·眉叟记言》卷2，《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99册，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1年，第358页。 ①崔象龙：《凤村先生文集》卷21《经书八图·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第551页。 ②李象靖：《大山先生文集一》之《三辞刑曹参议仍陈勉·君德书》，《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72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8年，第390—391页。 ①详见李象靖：《大山先生文集六》之《敬斋箴集说·序》，《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77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8年，第268—271页。 ②郑宗鲁：《立斋先生文集二》之《答金仪天问目》，《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95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416页。 ③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宪问·子路问君子》，《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1年，第419页。按，《论语辨疑》仅注篇目和页码。 ④同上。 ⑤详参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81页。 ①详参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季氏·子曰礼云礼云》，第422页。 ②郑宗鲁：《立斋先生文集三》之《答崔望而问目》，《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96辑，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275页。 ①据载，崔象龙守母丧时“守殡哀号，枧前丧有加。自此益加究远大之业，潜心于四子六经，以及洛闽诲退之书。”（《凤村先生文集》卷22《墓志铭》，《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第578页）由此可见，至崔象龙时，关于六经与四书究竟孰轻孰重之问题俨然已非问题，其无非皆是圣人经书。故其友朋评崔象龙之学问为：“平生积力经书札”（成镇教：《凤村先生文集》卷22《挽词》，《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第569页）；“一生苦心，穷经信古”（金晟运：《凤村先生文集》卷22《挽词》，《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第571页）。而最可证明崔象龙融通六经四书，皆视其为经书的代表性例证，即是其融通四经与四书，做成“经书八图”，自称四经与四书皆为“经书”。 ②崔象龙：《凤村先生文集》卷5《独岩斋堂规》，《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第255页。 ③李象靖：《大山先生文集一》之《答尹侯》，《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72辑，第465页。 ①崔象龙：《凤村先生文集》卷5《独岩斋堂规》，《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第255页。 ②同上。 ③崔象龙：《论语辨疑》之《乡党·篇题》，第407页。 ④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卫灵公·子曰群居终日》，第420页。 ⑤崔象龙：《论语辨疑》之《颜渊·子张问崇德辨惑》，第413页。 ⑥崔象龙于堂规中第一条即规订曰：“庠塾之设，盖为讲明义理，而本乎五品彝伦。”第三条再进一步明白说道：“此堂之会，每在做时文，来会者皆举子也。于为己向里之工，不甚衬切。自今以后，须先取《小学》《家礼》《四子》《心经》《近思录》等书，辨儒学词章内外宾主之分。”（崔象龙：《凤村先生文集》卷5《独岩斋堂规》，《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第255—256页） ①关于崔象龙如何以“学”“孝”“仁”三者贯串来一统《论语》二十篇之各篇主旨，以及《论语》各篇的“学”“孝”“仁”三要目又各别分指何种具体事物、修持，《经书八图·第三论语图》清楚写画。相关研究可参见尹基纶：《凤村崔象龙〓（论语）解释〓特征〓经学史的位相》（《凤村崔象龙＜论语＞解释的特征及经学史地位》），《大东文化研究》第92辑，2015年，第197—227页。 ②金晟运：《凤村先生文集》卷22《挽词》，《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第571页。 ③语见崔象龙：《论语辨疑》之《为政·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第390页。 ④语见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微子·周有八士》，第424页。 ①郑宗鲁：《立斋先生文集三》之《答郭汝遇问目》，《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96辑，第259页。 ②同上。 ③崔象龙盛赞朱注曰：“朱子集注下字，真所谓金秤上秤出来也。”（《论语辨疑》之《为政·子曰诗三百篇》，第389页） ①相关研究请参酌安秉杰：《退溪学派〓四书注说考》（《退溪学派的四书注说考》），《安东文化》第8辑，1987年，第5—28页；金培懿：《师门正说·乱贼邪说·一己之说——柳建休〓＜东儒论语解集评＞〓〓》（《师门正说、乱贼邪说、一己之说——柳健休的（东儒论语解集评）研究》），《退溪学论丛》第26辑，2016年6月，第7—36页。 ①详参崔象龙：《论语辨疑》之《泰伯·子曰泰伯》，第403—404页。 ②详参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第391页。 ③详参崔象龙：《论语辨疑》之《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第400页。 ④详参崔象龙：《论语辨疑》之《为政·子曰为政以德》，第389页。 ⑤详参崔象龙：《论语辨疑》之《为政·子曰诗三百篇》，第389页。 ⑥朱熹：《论语集注》之《为政·子曰诗三百》，《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4页。 ①朱熹：《论语集注大全》卷2《为政·子曰诗三百》，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第859页。 ②郑经世：《论语杂著》，《国际儒藏韩国编四书部论语》卷1，北京：华夏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③崔象龙：《论语辨疑》，第384页。 ④有关权矩《大学》解释的特色，详参姜志沃：《屏谷权矩之＜大学＞解释研究》，庆尚大学汉文学科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①详参崔象龙：《论语辨疑》之《泰伯·子曰泰伯》，第403页。 ②同上，第403—404页。 ③同上，第403页。 ④详参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公冶长·颜渊季路侍》，第396页。 ⑤详参崔象龙：《论语辨疑》之《为政·子曰吾与回》，第390页；《论语辨疑》之《宪问·子曰不逆诈》，第418页。 ⑥详参崔象龙：《论语辨疑》之《述而·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第402页。 ⑦详参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学而·子曰贤贤易色》，第387页；《论语辨疑》之《子路·子曰善人教民》，第416页。 ①崔象龙：《四书辨疑》，《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第384页。 ②同上。 ③朱熹：《论语集注》之《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四书章句集注》，第49页。 ④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第387页。 ①朱熹：《论语集注》之《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四书章句集注》，第49页。 ②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第387页。 ③朱熹：《论语集注》之《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四书章句集注》，第49页。 ④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第387页。同样的情形亦见于《八佾·孔子谓季氏》，崔象龙说其师郑宗鲁在评断其解释时：“丈席曰甚善。”也是《八佾》的《林放问礼之本》，其师郑宗鲁又再次肯定崔象龙的解释，结果是：“诲曰：如是看恐得。”关于此两章论辩注解详见崔象龙：《论语辨疑》，第391页。 ①崔象龙：《论语辨疑》之《阳货·子曰予欲无言》，第423页。 ②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八佾·子曰德不孤》，第22页下。 ①胡广等纂修：《学而第一·篇题》，《四书大全》，第782页。 ②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学而·篇题》，第385页。 ③崔象龙：《论语辨疑》之《阳货·子曰年四十见恶》，第423页。 ④朱熹：《论语集注》之《阳货·子曰年四十见恶》，《四书章句集注》，第182页。 ①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微子·齐人归女乐》，第423页。 ②胡广等纂修：《微子第十八·周有八士》，《四书大全》，第1964页。 ③朱熹：《论语集注》之《微子第十八·周有八士》，《四书章句集注》，第187页。 ④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微子第十八·周有八士》，第424页。 ⑤崔象龙：《论语辨疑》之《子张·篇题》，第425页。 ⑥同上。 ⑦同上，第426页。 ①详参崔象龙：《凤村先生文集》卷8《在迩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第318页。 ②同上，第321页。 ①李以枯：《凤村先生文集》卷22《挽词》，《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8册，第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