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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1＆ZD051）
  本项目首席专家谢晓东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朱子学会第三届秘书长。
  本申报课题摒弃了狭义的明清概念而支持广义的明清概念，即大明清概念。所谓大明清概念是指我们不能自狭其心，仅仅把明清视为中国现象，而必须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目，即把明清同时视为东亚现象。“明清朱子学通史”的基本含义就是：作为一种哲学和思想的朱子学，于西元1368—1911年间合计五百多年在东亚（中韩日）的发展与共振的全过程。它既涉及到朱子学内部的争鸣，也关切朱子学与阳明学为代表的各种非朱子学之间的对立与互动，还关注朱子学如何实现在地化发展。
  “明清朱子学通史”的总体问题、总体思路、研究对象和研究框架为：
  一、总体问题
  明代中叶之后朱子学的重心从中国本土转移到了朝鲜半岛、继而在17世纪20年代由林罗山开始逐步转移到了日本列岛。基于此，本申报课题的基本线索为朱子学的两次重心转移，其涵盖了朱子学在东亚三国的互动与共振。该线索演绎为三个问题：
  第一，朱子学的理论发展与修正；
  第二，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的交锋（异学的冲击与朱学的回应：包括朱学与佛老、与阳明学）；
  第三，朱子学如何实现在地化发展？
  二、总体思路
  对“明清朱子学通史”中的“明清”持有一种广义的理解，即强化其时间性而弱化其空间性。于是，我们研究的便是广义的明清朱子学，其涵盖了狭义的明清朱子学，即1368—1911年间的中国朱子学；以及在近百年时间内（1547—1627）作为朱子学中心的韩国朱子学；以及在一百多年时间内（1628—1790）作为朱子学中心的日本朱子学。因而，我们既研究狭义的明清朱子学，也以“截断众流”的形式考察韩日朱子学是如何先后成为朱子学研究中心的。这种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既保证了狭义的明清朱子学（中国朱子学）的主体地位，同时又避免了韩日朱子学喧宾夺主而被赋予过大篇幅的弊病。明清中国朱子学按照时间线区分为三个阶段：阳明学兴起以前的明代前期朱子学、阳明学阴影笼罩下的明代中后期朱子学、清初朱子学的复兴与其后的衰落，以及先后作为朱子学中心的韩日朱子学的新进展。不难发现，朱子学的中心转移现象构成了研究的总体思路。那么，导致中心转移的内在动力何在？中心转移存在一定的目的吗？对此，必须要有一种历史哲学的思考。在我看来，这种思考的核心就是天理及其实现的方式不同。
  三、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广义的明清朱子学。其涵盖了狭义的明清朱子学，即1368—1911年间的中国朱子学；以及在近百年时间内（1547—1627）作为朱子学中心的韩国朱子学；以及在一百多年时间内（1628—1790）作为朱子学中心的日本朱子学。需要指出的是，标志着日本作为朱子学中心结束的时间是1790年开始的宽政“异学之禁”。因而，我们既研究了狭义的明清朱子学，也以“截断众流”的形式考察了韩日朱子学是如何先后成为朱子学研究中心的。这种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既保证了狭义的明清朱子学（中国朱子学）的主体地位，同时又使得我们具有了超出中国的宏大视野。清末、李氏朝鲜末叶和德川日本末叶都是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为何三国对西方的冲击具有如此不同的反应？为何三国的命运如此不同？对此，必须要有一种历史哲学的思考。故而，我们所申报的“明清朱子学通史”既具有开阔的视野，也具有深刻的历史哲学思考。
  四、总体框架和子课题构成
  总体框架是设立内篇和外篇，基本理由有二。一则是公羊学的内外概念，再则是利用《庄子》内外篇的形式。其中内篇研究中国朱子学，外篇研究韩日朱子学。由于中国是朱子学的故乡，故而内篇是研究的主体。
  内篇（中国篇）分为三卷：第一卷，朱子学的一统天下与隐忧；
  第二卷，阳明学阴影下朱子学的坚守与发展；
  第三卷，朱子学的重光与衰息。
  外篇（韩日篇）分成两卷：第四卷，重心东移：朱子学在韩国的崛起与在地化发展；
  第五卷，重心南移：朱子学在日本的崛起与在地化发展。
  每一卷就是一个子课题，一共五个子课题。
  五、结语
  本课题还会接着广义的明清朱子学讲，为新形态的现代朱子学的发展勾勒出一些线条。撰写明清朱子学通史，一方面需要如其所是地客观呈现朱子学者的独特理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为未来的朱子学创造性发展谋篇布局。换言之，在研究的结论章，顺着明清朱子学的发展，我们会勾勒出其可能的新方向和前途之所在。没有哲学层面的批判和建构，相关研究的立意就会不够深刻，对于未来的朱子学的发展也难以发挥出我们的主体性。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