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其思想中最富有个人创见与特色的就是“格物致知”，对于“格物致知”问题从古至今不同学者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诠释路径。其争论的核心集中在朱熹的“格物工夫”的指向是否是完全归属于道德领域。通过对朱熹本体论思想中的“当然之则”与心性论思想中的“圣人之心”这两个重要概念的辨析，可以确定其“格物致知”发生作用的实质领域。作为认知功夫的“格物致知”一方面强调对外在客观存在的认知，另一方面是以超越的“本心”作为知识贯通的理论依据。通过对“当然之则”的本体来源的分析，可以看到“天理”本身具有“所以然”和“所当然”这两层属性，而由其延伸出来的“实然”与“应然”则统一于“当然之则”的道德知识之中，这一点在朱熹对理气先后的讨论中得到存在论层面的证明，儒家的天道之理本身就具有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特点，天理既是存在的依据也是价值的依归。“圣人之心”则涉及到朱熹的心性论的内容，学界对朱熹“心统性情”诠释各异，但从工夫论的视角看有一种对朱熹心性论的综合性理解。朱熹在心与理之间刻意留有空间正是为了使后世学者永远保持一种对切实的“格致”工夫的认同。对于“格物致知”的认知意蕴来说，“物”是广泛的外物，“穷理”是终极的目标，以对“当然之则”的认知成就“圣人之心”的理想境界是整个儒家工夫论在朱熹这里的独特发展。知识与德性、实然与应然在“格物致知”的工夫中得到富有中国儒家特色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