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最高理论思维水平的代表——宋明理学之集大成者，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焦点人物之一。如果说人性论是朱熹思想体系建构的根基，那么“情”思想就是其构建人性论的依据。因此，对朱熹“情”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明晰其思想体系的建构思路与意图。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朱熹对“情”概念的诠释及其思想体系中“情”概念与“天理”、人性论、修身论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其“情”思想。
  以“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二程子”为主干的理学“道统”是朱熹“情”思想的主要渊源。《中和新说》是朱熹“情”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体情用”、“心主性情”是其根本要旨。由此观之：孔子的“实情观”、孟子由“四端之情（情感之初萌）”体察“仁义礼智之性”的思路为朱熹由“情善”追溯“性善”、“天理至善”提供了思想依据；《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未发已发”诸说及《礼运》中对“情”概念的总结，对朱熹“情”思想的形成多有启发；二程“性即理”“情是性之动处”等观点和从“气本”层面分离“情”“欲”概念的思路，是朱熹“性体情用”、“心主性情”等观点的直接来源。荀子及汉唐儒家合“情”“欲”而言“性”，使得“性”有善有恶，因违背了朱熹“情”思想之本旨而被其否定。
  影响朱熹“情”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是多层次的，但促使朱熹比二程更关注现实生活的原因更多地来自于政治层面。“靖康之变”后南宋长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声称掌握“天理”、“天道”的理学一派必须拿出一个既合于其思想主旨又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朱熹的“情”思想应运而生。由此造就了朱熹比二程更重视“情”思想的实践维度，形成了朱熹注重“理欲之辩”“情欲之别”、强调在生活日用中分辨“天理”“人欲”的“情”思想特色。
  “情”与“天理”之间关系的建构，是朱熹对“性”的源流梳理。朱熹由“情”悟“性”、由“性”溯“理”，证实了“天理”内在于人，实现了为其“性善论”溯源的目的。继而从“天理”推扩至“情”，完善了其“性善论”。他将“天理”融入“气化生人”、人“心”之静动各环节中，使“天命之谓性”、“情是性之动”实现了逻辑上的贯通和完善。他分别从“体用”、“静动”两个层面言“性”、“情”关系，以“理”而言是“体用”关系，以“气”而言是“静动”关系。从“体用”角度言“性”、“情”关系，意在理清“天理”、“天命”、“性”与“情”之间的源流关系，为“性善论”正本清源。从“静动”层面言“性”、“情”关系，意在于阐明人“心”应当“循性”而思，为修身论的提出做铺垫。
  “情”与人性论关系的建构，是朱熹对“性善论”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朱熹对“性”、“情”、“欲”作了精细的概念剥离：首先，将“性”完全纳入“天理”的范畴，将“情”作为“性”在气动层面的表现，由此使“情”脱离了善恶之辨；其次，将“欲”从“情”中分离出来，专作为人之形体之气动的呈现，与“性”无涉，于是善恶之辨就最终被落实到了“欲”的范畴之内。“性”即“天命之性”或人之本性，是人所禀受之“天理”；“气质之性”是从“气化成人”的意义上言人性，即人之形体的本能。朱熹将“欲”从“情”中分离出来纳入“气质之性”的范畴中，最终为“恶”论证出了形而上本源，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性善论”。
  “情”与“修齐治平”的关联，是朱熹推动理学思想向现实生活渗透所作的思想准备。朱熹主张万事以修身为先，修身以“正心”为本，“正心”即精察“心”之思虑形成之根源以实现“去人心、存道心”。“心”作为人之视听言动的主宰者，其意识形成的依据有二，即“理义”与“形气”，也即“性”与“欲”。“心”由“性”主宰，则所生之意识合于“天道”，故此“心”被称为“道心”；“心”被“欲”蒙蔽引诱，则意识会追逐物欲，万恶由此而生，此心被称为“人心”。“正心”实质上就是“存道心”，因为做到了“存道心”，自然也就实现了“去人心”。“存道心”首在悟“道”，也就是“穷天理”。“穷理”的途径有二：一是读书明理，即深入研习儒家圣人遗书中的道理；二是格物穷理，即在生活日用中体悟圣人书中道理的伟大意义。以这两个途径“穷理”事实上就是“正心”、修身的过程，久之则“天理”可明、“人欲”可去，那么在齐家、治国诸事上自能禀“道心”而思虑营为。但穷究“天理”、修养道德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是合乎“标准”？这个标准由谁来制定、又由谁来裁评？人是否必须先经历“穷天理”的过程方能去齐家治国？这些都是朱熹未能说明且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
  “靖康之变”后，南宋内外交困、危机重重，探索变革图强、复国雪耻之策逐渐成为思想发展的主流，朱熹的“情”思想便是其中的一股。由于朱熹“一切以修身为先”的说法及近乎苛刻的修身论主张与时代对改革图强具体之策的急迫需求格格不入，且朱熹固执地坚持其思想的正统性和唯一性并批判打压其他儒学思想，于是反朱子学的思潮逐渐兴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主干的永嘉学派。在“情”与人性论的关系上，永嘉学派摒弃朱熹用“理”“气”来诠释“性”“情”“欲”的方法，直视“情”和“欲”为人性之固有内容；在“情”与修身论的关系上，永嘉学派否定了朱熹“万事以修身为先”、修身即“穷理、去欲、复性”的观点，指出圣王之道蕴含于其实政实德之中、以保民养民为要。继而，永嘉学派对儒家的天人观、“道”和“道统”进行了重构，极大地冲击了朱子学话语体系。
  朱熹的“情”思想体系完善、源流清晰，且对孔孟儒学的传承发展与社会人心的治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而有众多的信从者。陈淳是朱熹众多信从者中的典型，在继承了朱熹“性体情用”、“心主性情”、“情”“欲”有别等“情”思想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陆九渊“心学”、永嘉之学等进行了深入的批驳，极大地翼护和弘扬了朱熹的“情”思想。当然，陈淳在“情”思想上也有自己的独见。首先，在对“情”之善恶的认识上有独见。朱熹从“情”之生发过程上言其善与不善，初萌之“情”是“性之动”，全善无不善，“迁于物之情”则掺杂了物欲在其中，故而不是全善。陈淳则明确指出“情”有善有不善，而且为二者剖析了形成根源。“情”之善，即“情”之发而中节，是出于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情即理”。“情”之不善形成的根源有二：从“心”的层面言，是“人心”、“人欲”作乱；从“气”的层面言，是因形体之“气”有驳杂，使“理”发出时偏离了原定的轨道。其次，在对“心”的认识上有独见。朱熹主张“心主性情”，认为“心”是意识的主宰、具有知觉思虑的能力，因而能在“道心”、“人心”间作出抉择。陈淳则认为“心”只是个贮藏“性”的器官，并无知觉审绌之能，真正主宰人之思虑言行的是“意”。最后，陈淳在修身论上只强调“穷天理”，而很少再提“去人欲”，这与朱熹也略有不同。陈淳的这些独见并不是对朱熹“情”思想的反对，而是补充和完善。
  朱熹通过对“情”“欲”“性”的概念分离，及对“情”与“天理”、“人性论”、“修齐治平”的关系建构，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情”思想体系。由此，朱熹不仅解决了前代儒家“以情欲论性”而导致的“性”善恶难辨等问题，更使理学思想贯通了生活世界和形上之维。朱熹的“情”思想也是南宋时期儒学逐渐转向“内在”的表现，而无论是永嘉学派由初期注重经世实政研究转向后期致力于批判朱熹的“情”思想，抑或是陈淳对朱熹“情”思想的传承、翼护与发展，都体现出这种“内在转向”的不断加强。这种趋势表明了在南宋统治集团不断腐朽颓废的形势下士大夫群体的进取心在逐渐衰退，也揭示了南宋后期的历史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