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宋代是继先秦之后的又一高峰时期。宋儒在思想上抵御佛老，重建儒家伦理；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拯救社会危机。他们通过吸收外来思想，开发先秦儒学资源，纷纷创立学术体系，一时间“学统四起”，并最终形成以理学为主体的宋代义理之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渐为宋儒所重，“四书”学术形态，经历了从先秦之子学、汉唐之传记，再到具有鲜明理学色彩的《四书》的演变过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结集，标志着《四书》学的形成。
  由朱汉民、肖永明两位教授合著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①，立足于宋代理学与《四书》学两大体系，通过思想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两者内在联系，“一方面，注意思想观念得以形成、构建、拓展的学术依托、知识背景与表达工具；另一方面，注意分析学术传承发展背后的思想动力，努力把握学术活动的思想史内涵。”（第11页）也就是说，将理学与《四书》学相结合，认为二者存在某种一致性与关联性：宋代理学家通过对《四书》经典内容的解释发挥，以阐发、完善其理学思想；同时《四书》经典文本又在理学家的注释、诠释下完整化、体系化，最终形成《四书》学，焕发出新的思想生命。该书力求整合二者，理学旨意与《四书》学建构并重，不仅从理学家对《四书》的诠释过程中梳理出理学体系的成熟轨迹，并且着意“从理学发展的视域来撰写一部通贯的宋代《四书》学史”（第462页），这样不仅能够避免将理学看成单一的纯粹思辨化思想样态，也能提防《四书》学流于单纯的考辨训诂的文献之学，从而在历史的动态演进中把握宋代理学、《四书》学各自要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以经学视域探讨理学形成
  《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一书酝思于世纪之交，时值传统儒学复兴、多元观点萌生之际，该书成稿历经数年，不仅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学术新动态的敏锐，同时书中观点又深刻反映出朱汉民、肖永明两位教授建构理学新思路、扩展理学新视域的努力。彼时学界或倾向将理学置于概念、范畴上以谈其特征，又或着意于将理学置于纯粹的学术演进脉络上以谈其演变①，虽取得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上述两种研究路径在研究方法上却往往先将理学家著作中的词句按照诸“范畴”或诸“理论”（如天理论、心性论等）的设定分别摘出并归类，然后再对这些词句加以分析、论述，而忽视了理学与经学的内在联系。冯友兰先生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两期，又对二者关系加以界定：“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②也就是说，自汉以降两千多年，思想家往往通过训解、阐释儒家经典，并结合社会发展之需求，提出新见解，创造新思想。可见，宋代理学之产生、发展、成熟离不开理学家们对儒家经典的选择、发挥、诠释，故理学与经学存在某种内在一致性。而该书便是立足于前辈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借鉴西方学术思想资源的同时，将理学置于中国传统经学视野，尤其是通过把握理学与《四书》学之间的互动，以探讨理学与《四书》学形成、发展、完成的双重流变。
  中国传统经学形式、样态经唐至宋，实为一重大转折时期，即所谓由“汉学”转至“宋学”。两者在解经方式上存在重大差别，汉学专注于训诂考证，宋学则更为重视通过义理阐发经学思想。而造成汉、宋学术转向大致有内外两因：于内，经学发展到唐代，儒者解经特重训诂考订，至宋初，唐代学以“疏不破注”为主要原则的解经方式已显颓势，学者着意文词语义，莫能对经典的思想实质深加挖掘，从而导致学术僵化，思想不前；于外，佛老冲击彼时强盛，并且在心性领域中掌握话语权，儒家莫能与之抗衡。正是在此背景下，儒家群体开始重新诠释传统经学思想资源，以求从原始经典中寻求能够正面抗衡佛老并重振儒门学理的“性与天道”之论。于是学者开始以义解经，以发挥《五经》（或称《六经》或“六艺”，为方便表述，本文均用“五经”之说）之中的性命之学，但又因《五经》文字晦涩、内容繁多，且心性资源相对分散，故而使其外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渐为学者所重。随着《论语》地位进一步提高，《孟子》被刊刻成石经，《大学》《中庸》亦被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四书》遂逐步成为北宋儒家诸派阐发性命之学的重要经典资源。
  该书正以此背景为突破点，注重思想、学术发展的连续性，回归中国传统治学形态，以经学为起点，通过动态的方式把握宋学中训诂与义理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将作为经学形态的《四书》学与作为哲学形态的理学整合起来，以两者之间的相互演进关系为论述核心，深入探索经学义理化（即宋学）、哲学化（即理学）之进程，梳理理学与《四书》学的密切关系。如此，不仅可兼论治学方法上的宋汉之别，同时又可以经典文本体系为切入点，在对传统《五经》体系与“理学—《四书》学”体系的比照中，看到“以《四书》为代表的理学‘新文化’与以《五经》为核心的‘旧文化’”①之间的张力与关联，以及由此儒家新经典体系所成就的中华文明体。
  二、理学与《四书》学的互动
  宋代理学由周敦颐肇其端，张载、邵雍则在不同方面有所发展、创获，最后以二程兄弟“体贴”出“天理”，标志着理学最终形成，至南宋时期，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此后逐步壮大成为官方指导思想。而在理学的形成过程中，各个理学家又通过注解《四书》来建构其学术体系。也就是说，理学学者在依凭、训诫《四书》的基础上，使理学体系得以最终完成；同时《四书》作为理学重要思想资源的经典文本，亦在同理学形成的过程中演变为彼此相关、内在一致的《四书》学体系，此著作正是以两者的互动关系作为写作主线。具而言之，该书主体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理学与《四书》学的建立、发展期，以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为代表；第二部分为理学与《四书》学完成、定型期，以朱熹为核心。
  在被尊崇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学术体系中，虽以易学为主要建构框架，但其理论来源又与《中庸》《孟子》《论语》难以分割。周敦颐对《中庸》之“诚”“中”“和”等概念加以发挥，又通过《孟子》的寡欲发展出“无欲”的道德修养论，并着重阐释《论语》中“孔颜之乐”。张载对《四书》极为重视，他不仅首次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列而论，同时又将《四书》作为其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张载之学，虽以《易》学为宗，但又能兼容四书，而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二程是理学建立时期的关键性人物，他们同样采取阐释《周易》与《四书》典籍的方式建构哲学体系。在对《四书》资源的运用上，他们将《论语》《孟子》两书置于为学根本的地位，又将《大学》《中庸》分别视为“孔门遗书”“孔门传授心法”，可见，在二程心中，《四书》蕴藏圣人之义，是研读儒家典籍之基。除提升《四书》经典地位之外，二程更是在建构其学术体系的过程中，训解《论语》《中庸》《孟子》，重定《大学》章次，并通过重新阐释《论语》《中庸》《孟子》的思想以建构人性论、心性情论、心性修养论。
  两位教授不仅注意到理学一脉通过注解《四书》以建构其哲学体系的一面，同时也看到对《四书》资源不同维度的阐释成为北宋中后、南宋时期儒学诸派分歧的重要原因。其书分别对北宋时期的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南宋时期作为理学分支的湖湘学以及心学一脉的象山学，这儒家四派的学术建构与对《四书》文本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并指出诸学者对《四书》文本资源的不同侧重、不同选取，是造成他们理论思想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待至南宋，《四书》已成为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学者公认的思想资源，同时《四书》学也因理学体系的完善而逐渐成熟。这不仅体现在理学学者通过大量注解、诠释《四书》，使《四书》开始具备“训释系统”而颇具经学规模，同时还表现在《四书》作为内容相关且精神一致的统一体，开始在治学先后上优先于《五经》体系，如此便在相当程度上承认《四书》学之于《五经》学的重要性，也为后世理学学者发展《四书》学开辟道路。总之，作为该书主体的第一部分，作者着力勾勒出构建理学体系与《四书》学规模化的一致性，即“宋代《四书》学的形成与当时以义解经的时代思潮、理学体系的构建有着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他们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相关性与互动性”（第58页）。
  《四书》学与理学体系真正完成于朱熹。朱熹实现了《四书》学的体系化、综合化、经典化：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真正将原先分散、单独的《四书》经典体系化；朱熹通过对传统儒者四书经典注释的搜集、考辨、审定，完成《四书》学的综合化；朱熹通过不断研治《四书》，提高《四书》学体系的地位，使《四书》最终风行于天下，成为士人科举考试、修身治国的研究文本范式，实现《四书》的经典化。同时，朱熹通过继承前代如周敦颐、张载、二程等理学名家的思想资源，吸收同时代如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学人的哲学创见，将理学思想体系发挥至“致广大、尽精微”之境界，理学的天理论、心性论、工夫论亦走向成熟。理学与《四书》学之间的相互促进、彼此成就则集中体现在朱熹对《四书》的诠释工作上，朱、肖以全书一半的笔墨叙述此过程。朱熹《四书》学的重要治学特点在于，注重义理阐发的同时又不废对文献经典的章句训诂。朱熹重视对《四书》经典字、词、句、段的训释与诸相关文献的考辨，广泛搜集比较前人注疏，秉持对经典的历史主义态度，避免穿凿附会，尽可能地还原经典的原始文义，于是《四书》原典内容便成为朱熹建构学术体系的核心资源；而在注重对《四书》经典的训诘考证的同时，朱熹更注重以“理学”作为对《四书》经典文义训释、解读的最终标准，即通过朱熹式的“道理”“圣人之心”以完成对《四书》的理学改造。于是通过朱熹对《四书》的诠释解说，《四书》成为理学思想体系的文本载体，而理学亦成为《四书》的精神义旨。因此说，“朱熹将《四书》学的确立与理学体系的完成统一起来，建立了一个以理学为思想内涵的《四书》学经学形态，或者说建立了一个以《四书》学为学术形态的理学思想体系”（第234页）。
  三、“理学—《四书》学”新经典体系的影响与功能
  事实上，在宋之前，《五经》实为儒家学者所普遍遵奉的经典。到北宋中期，通过张载、二程等理学学者对《四书》的大力提倡，才使《四书》的地位真正提高。而从朱熹开始，完整且融贯的“理学—《四书》学”体系才终于出现。不同于主要记载三代礼乐制度的“五经”经典体系，由朱熹所完成的“理学—《四书》学”体系，着重关注先秦儒家诸子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如果说前者所长在于国家层面的典章制度，那么后者则以内在的精神价值为主导，关注个体精神的修养、实践工夫的落实，通过超越性的道德理想实现对现实政治权力的规训。自朱子始，“理学—《四书》学”体系地位不断提高，终于超越五经体系，而影响此后中国传统社会长达七八百年之久。实际上，朱、肖两位教授不限于仅厘清“理学”与“《四书》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亦不满足于对“理学—《四书》学”学术体系的论述。作者的视野更为开阔，更认为由朱熹对新经典体系的完成是儒家人文信仰与中华文明体得以成熟的活水源头。
  朱、肖首先认为“儒学就是一种人文信仰”（第325页）。传统《四书》由先秦儒家诸子开创，诸子通过继承并发挥西周以来的人文理性精神，将内在的人心、人性作为礼乐典章制度的依托；同时将具有人格性、神秘性象征的“天”改造为可以通过理性化认知的终极精神信仰，并进一步肯定人内在的仁义礼智精神与具有超越性的“天”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便形成对具有理性特征的终极信仰，即所谓“人文信仰”。如果说，“《四书》是宋儒人文信仰的经典依据”，那么“理学思想则是宋儒建构的信仰理论”（第308页）。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以《四书》为依据，不仅使理学体系内容更加丰富，更通过理学使《四书》所开创的儒家人文信仰得以完成。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经典训导理学，理学诠释经典”的方式完成了以“人文化”“世俗化”“理性化”为特征儒家人文信仰的建构。如果说，朱熹将《四书》学与理学的影响发挥至儒家群体的人文信仰层面，那么此后儒者将其推向更远，“理学—《四书》学”已然从单纯的学术思想、群体信仰，一步步走向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理学学者以经筵进讲、奏札封事等方式影响朝廷，以朱熹《四书》学著作列为官学为标志，实现了“理学—《四书》学”的国家正统地位；同时他们又通过大量刊刻《四书》学著作、创办书院讲学模式、关注民间乡村讲学教学，以实现“理学—《四书》学”思想的社会化。于是经过后代理学学者上到国家下到民间的全面传播，使“理学—《四书》学”“能够扩展到政治制度、治国方略、社会风俗、学校教育以及个人信仰、人格成长等社会各方面”（第424—425页），因此，“理学—《四书》学”体系在此处彰显其重大价值，即超越一般的知识体系，而具有塑造儒家人文信仰，构建统摄国家、社会各个方面的中华文明体的功能。
  四、结语
  汉唐儒学以《五经》经典体系为指导思想，在经历魏晋玄学之中介①、佛老思想之冲击、训诂章句之疲弊后，宋儒为扭转儒门颓势，开始构建新的学术体系，而在诸儒所构建的体系中，又以理学体系最为完备、精深。理学体系以《四书》经典为文本依据，宋儒通过对《四书》的诠释，不但使理学体系本身更加圆融精深，同样随着理学的深入，也使《四书》成为思想内在一致的专门之学，可以说理学与《四书》学正是在互动中成就彼此的。
  与以礼为本的《五经》之学不同，由朱熹完成的“理学—《四书》学”体系以“仁”为核心，两者既存在外“礼”内“仁”的互补关系，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前者更强调典章制度与国家治理，后者则更重视内在心性与个人道德。宋儒强调“理学—《四书》学”体系优先于《五经》体系，这不仅标志着唐宋之际儒家在学术、政治的巨大转向，同时意味着以“成德”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形态的巨大跃进。②因此，《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一书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如何通过《四书》学论证理学的形成，还在于将“理学—《四书》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从而超出单一的学理建构，而深入到对经学史、学术史、思想史、文明史的探讨，赋予“理学—《四书》学”体系以更广阔的生命。③
  （原载《国际儒学》2021年第4期，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