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21年欧洲朱子学相关的研究主要见于期刊与部分专著中，笔者在此所摘录的主要标准为：一、任教单位在欧洲的学者所撰写的作品，无关作品出版地；二、作品的公开时间为2021年，除少数以线下出版时间为参考外，多数以线上数据公开时间为依据。
  首先是在东亚文化研究作品中，对朱熹及其思想的探讨。这一部分主要是将朱熹及其思想作为一个典型代表，进而思考其对其他亚洲地区本土文化的影响。相关作品有：
  柏林自由大学的李恩静教授在2021年出版的Dynamiken der Negation一书中发表的“Zwischen Himmel und Universum—Selektion von westlichemWissen im Korea des 18.Jahrhunderts”①一文中提出在跨语言的知识交流中，不可避免会有一个知识选择过程。该文主要探讨了在对国外知识的接收与传递过程中，18世纪韩国学者李瀷的态度和做法。李瀷是韩国最早接触和公开讨论西方知识书籍的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儒家学者之一。对18世纪的韩国而言，第一阶段的知识选择主导者是西方传教士，他们首先筛选出对传教工作有用的书籍翻译成中文，这可能是东亚的学者们接触到的最直接的来自西方的知识。②而在这之后，李瀷，还有他那个时代的韩国其他学者，都以自己的方式有选择地传授了知识。作者以有关天堂或宇宙的理论为例，试图阐释李瀷对西方学说和新儒家学说的选择性态度中否定与接受的界限。李瀷认为朱熹的文本可以自由解释，甚至朱熹在他的作品中也有错误，需要纠正。李瀷与西方教义接触的基本框架仍然是新儒家学说。他将西方学说的个别要素纳入他的儒家思想大厦，在他看来，这些要素补充了儒家学说的不足之处，对他解释天、地和宇宙是有用的。然而，任何与儒家教义的基本方面相抵触的东西都被拒绝。他拒绝了天堂和地狱的神学理论，以及认为灵魂不死是魔鬼所为的神学理论，并坚持了朱熹的理论——理气，认为人们只需要培养自己内在的善，而不应该通过惩罚（例如地狱之说）从外部强迫自己向善。另一方面，在宇宙结构设计中，李瀷按照西方十二个天体的模式搭建宇宙，将天体的最高层作为“上天的统治者”的地方。但在这一层是否会像第十二个天球一样保持静止状态的问题上，他最终没有遵循西方的学说。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当他多次问自己，到底是地在动还是天在动时，他最终在宋儒的文本中找到了答案。李瀷并不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权力精英，所以他的世界观的政治影响几乎不值得一提。然而，在考察朱子学的海外流传时，以他为代表的学者们毫无疑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朱熹思想的非正统原教旨主义态度和对所谓的西方学说的开放态度也直接影响了朱子学说在韩的发展进程。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李海成博士亦就朱熹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在“Joseon Literati's Righteous Principles(Yiriron)as a Moral Practice in the PoliticalRealities—Its Meaning and Limitation in a Historical Context”①一文中展开了论述。作者指出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在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作为一种核心意识形态和绝对的社会秩序而繁荣。在比较了各类概念的范畴后，他指出“道学”（Dohak）更适宜用以定义此一时期的朝鲜新儒家思想。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主题：性理学，义理，礼学，修养论，经世论国等。换句话说，朝鲜王朝时期的道学是对宇宙论真理的一种整体方法论，包括通过认真研究，获得管理社会福利的智慧和技能，以（新）儒家经典的见解为基础，通过道德实践来促进个人的心智、真诚和责任。他特别指出在这之中（正）义的原则（Yiriron）是将成熟的道德放到现实的政治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它是民族意识的来源。然而作者也提到，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这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很容易堕落为自我辩解的教条。
  爱尔兰科克大学的凯文·考利博士在“Christian pyrexia and educationfever:Female empowerment in the late Chosǒn dynasty”②一文中概述了儒家的性别建构，指出朱熹的著作被朝鲜王朝用来约束家庭成员，塑造社会规范。特别是他关于家庭礼仪的著作《朱子家礼》，在整个朝鲜王朝得以广泛出版和传播。并且掌权者从中挑出了一些规则和规定，强化了严格编纂的性别结构。而这一系列对于女性权力都是极大的贬损，直至传教士借此切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权力结构。
  相对于朝韩研究中稍作涉及的作为大背景的朱熹思想，日本文化研究中则更为翔实地探讨了相关内容。柏林洪堡大学的林内普的博士论文“‘Wissen'und‘Handeln'bei Yamaga Sokō： Ein Beitrag zum politischen Denken imJapan des 17.Jahrhunderts”①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本文的主题是德川初期（1600—1868）政治思想的概念基础。重点是山鹿素行（1622—1685）在其中的贡献。实际上在德川幕府初期社会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人们重新接触到了宋朝的儒家思想，它们是解释新的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资源。有很多学者使用了广泛的儒家术语和论证策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概念。林罗山（1583—1657）以宋代朱熹的学说为导向。他的核心兴趣是“理”的概念，他在明代注释的影响下对其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对于学者来说，汇编资料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起着核心作用。山崎闇斋（1618—1682）则试图重建朱熹的原始学说。他认为，人类的道德意识不可能脱离每个行动主体所处的伦理社会环境而实现。通过严格培养“敬”，可以有条不紊地实现人的道德倾向与行动实践的一致。在关于实践的论述中，他强调了追随者对其主宰无条件忠诚的重要性。这一点上他背离了朱熹，因为后者似乎是把理性的洞察力放在行动原则之上。这些学者对朱熹思想的接受，特点是倾向于使其规范性的主张相对化。因为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它们，所以他们强调内在信念的作用，而不是外在的行动形式或行动的情境适应性。而这也恰恰成为山鹿氏对朱熹学说如何保证政治行动进行质疑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山鹿氏以“知”和“行”为例，在四书五经的谱系中考察其来源后，以朱熹为主要代表描述了宋明时期新儒学框架内的概念解释。在详细地厘清了朱熹的认识论框架后，他提到朱熹使用术语的一个特点是在一个全面的理论和方法论概念的框架内将其系统化：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但他认为依照朱熹的概念，规范仍然建立在人性的处置上即人格修养上，这并不能帮助论证自己的政治理论框架内的规范具有实际有效性。这也成为他批判朱熹的核心动机。但与此同时，从山鹿氏使用的文献来源看，他的论证仍然是在宋代新儒家思想影响下获得正统地位的文本框架内。他对朱熹的形而上学概念的批判，似乎也代表他接受了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潮。山鹿氏的核心关注点是通过对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规范性监管及其对共同利益理念的导向来实现稳定的政治秩序。而借用概念定义来阐明话语空间和不同理念的可能性，这似乎本身就是朱熹的一个重要影响。
  匈牙利罗兰大学的塔科博士撰写了“Zsakutcak es kozeputak:Azeszmetōrteneti vizsgalódasok es az individualis cselekves viszonya MaruyamaMasao-nal”②一文。主要研究对象是丸山正夫。他是19世纪日本思想的决定性人物之一。作者以其对日本历史某些转变时期——德川时代和二战后——的研究为例，试图考察其解释背后的哲学假设。在欧洲历史哲学传统的重要影响下，Maruyama Masao-nal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思想所形成的德川儒学进行了批判，认为儒学政治化不仅不能重建儒家思想，还带来了政治的去政治化——政治的文学化。长此以往，这将使得日本与中国一样，在循环往复的历史中基本上没有变化，成为“停滞的东方”。
  其次是一些学者在讨论特定主题时，以朱熹的行为、思想为论据，佐证或者补充自己的某些观点。
  由魏希德和莫尔彻教授主编的Political CommunicationinChineseandEuropeanHistory,800-1600一书第八章摘录了由伊佩霞和梅泽夫①撰写的“Giving the Public Due Notice in Song China and Renaissance Rome”②一文。本章主要探讨了两个印刷术开始广泛使用的国家——宋代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向普通人传递信息的方法的异同。在该文中，作者指出了朱熹在大量存留的材料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曾提请人们注意告示作为接触普通人而非受过教育的文人精英的工具的价值。对朱熹来说，告示不仅提供了一种解决行政问题的方法，还提供了一种在道德上与其他人建立联系的方法。撰写告示使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来实现改善社会的更大目标。
  基辅国立语言大学的科斯坦达教授则在“Stylistic Codif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the Poetic Text(on the material of the first theoreticalwork on poetry Maoshicu）”③中专门分析了诗歌文本的风格形成过程。作者指出，朱熹在《诗经集传》中有一个特别的阐释。他认为“风”是统治者的变革工具。既可以自上而下传达教化，亦可以自下而上推测政治得失。朱熹还对赋比兴做了自己的阐述：“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作者认为这些都体现了朱熹劝惩以敦风化的诗歌功用观。而这一点也证明了诗歌文本的风格规范一方面取决于文学理论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已经建立的意识形态、教育、伦理和美学方面。
  最后是一些学者在以其他思想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涉及到的对朱熹思想的研究。
  卢布尔雅那大学文学院的罗亚娜博士在“Wang Shouren's Ethico-Epistemology and the Double Nature of Recognition”④一文中提到认识起源问题时，指出在古代中国对该问题的探究主要集中在间接理解上，即通过教育和学习可以实现的理解中。这些都是源于道德内容的知识，而非来自感官知觉和推理获得的知识。在论述王守仁之前的重要学者时，作者提到朱熹作为一个建立了新的知识论体系的学者的观点，她认为朱熹认识论的基本内容根植于实用伦理主义，因为它总是在道德法则的网络中进行运作，所以作者将这种认识论称为伦理—知识论。在这种框架下，真正的知识总是被看作道德知识，但最全面的知识形式只能通过研究外部的现实对象获得（格物致知）。故而她认为朱熹的认识论体系建立在结构一致性原则（理）和其二元对立的生命潜力（气）之间的动态区分之上，也就是她所归类的客观唯心主义。
  瑞士伯尔尼大学的戴维·马切克博士在“Mengzi on Nourishing the Heartby Having Few Desires(7B.35）”①一文中详尽地探讨了朱熹的相关论述，并或质疑或补充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孟子道德理论最具特色的特征无疑是他认为人类道德发展的过程类似于健康植物的自然生长。人皆有先天而未成熟的道德行为倾向即“四端”；如果这些倾向要达到成熟，就必须“养”即促进和保护。为此他对“寡欲养心”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辨析了“欲”的具体范畴后，他讨论了“多欲”、“寡欲”、“无欲”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鉴于我们的自然构造，我们应该努力将欲望降低到我们的自然体质所允许和要求的最低限度。最后关于“欲”是如何作用于“心”这一问题，他首先赞同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的解释，即多欲不利于养心，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颠覆了心对道德行为的自然倾向。作者认为如朱熹所说的心易被这样的情欲蒙蔽或迷惑并“失其正理”，其暗含的意思是欲望从内部腐蚀人心，并将其推向不利于其本性的行为。这种解释从情理上来说是合理的，但作者认为它在孟子的文本中几乎没有任何支持。因此他提出另一种解释，即“欲”对于“心”的伤害在于一种认知扭曲，并找到一段文本以支撑自己的论点②。他认为扭曲或者说脱敏，属于一种直接影响：欲望通过将其暴露于与其本性敌对的行为而侵蚀了心的道德敏感性。它是通过剥夺养心的机会以及这种养所带来的满足感来做到的。剥夺的问题通常是从外部削弱了心的整体活动和活力，将其功能边缘化。在这一问题上，他显然持有和朱熹等传统学者们不同的观点。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作者讨论了“存焉”这个短语，争论主要集中在这个动词的宾语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他对朱熹的注解作了补充。他指出朱熹认为保全的是人的“本心”，即具有先天道德倾向的心。最大的论点支撑在于前后文中孟子谈到了“养心”，孟子还多次提到失去“本心”的危险。但作者做了一个补充的解释，即存焉存的是“持其志”，即保持自己的（良好的）意图。有意思的是，以上两部分内容虽然在回答不同的问题，甚至于对朱熹的注解的态度也十分不同，但作者在最后为两部分内容做了一个互补的阐释：欲望的冲击会使一个人倾向于采取不同的行动。当一个人始终未能保持自己的意图，从长远来看，会导致一个人失去本心。而君子之所以能够保持其以特定方式行事的意图，那是因为他能够在这些欲望的冲击下保 持心对外在的道德敏感度。
  虽然笔者未曾找到2021年由欧洲学者直接以朱熹及其思想为主题撰写的著作①，但其思想观点仍然在不同地区的研究中、不同主题的阐释中被反复雕琢、讨论。或许朱子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理论的博大精深，更广义的是在其他地区如何与当地传统文化产生碰撞与交融，成为另一种“本土”文化。
  （作者单位：特里尔大学汉学系）
  相关文献按本文提及顺序罗列如下：
  1.Lee，E.J.(2021).Zwischen Himmel und Universum-Selektion von
  westlichem Wissen im Korea des 18. Jahrhunderts. In Dynamiken der Negation ：(nicht)wissen und negativer transfer in Vormodernen Kulturen (pp. 375 - 393). essay， Harrassowitz Verlag.
  2.Lee，H.(2021). Joseon Literati s Righteous Principles (Yiriron) as a Moral Practice in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Its Meaning and Limitation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Studia Orientalne，20(2)，139-156.
  https：//doi.org/10.15804/so2021209.
  3.Cawley，K.N.(2021). Christian pyrexia and education fever： Female empowerment in the late Choson dynasty.History of Education，1-18.https：//doi.org/10.1080/0046760x. 2021. 1890236.
  4.Linnepe Andre. (2017). aWissenv und 6iHandeln" bei Yamaga Soko：Ein Beitrag zum politischen Denken im Japan des 17. Jahrhunderts (dissertation).
  5.Tako，F.(2021). Zsakutcak es Kbzeputak.Tdvol-Keleti Tanulmdnyok，12(2020/1)，101-127.
  https：//doi.org/10. 38144/tkt. 2020.1.5.
  6.Ebrey，P.，& Meserve，M.(2021). Giving the Public Due Notice in Song China and Renaissance Rome. In H.D.Weerdt & F.J. Morche (Eds.)，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and European History，800-1600 (pp.345-382).essay，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7.Rosker， J. (2021). Wang Shouren's Ethico-Epistemology and the Double Nature of Recognition.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30(2) ，368-386.https ：//doi.org/10. 31577/aassav. 2021.30.2.04.
  8.Machek， D. (2021). Mengzi on Nourishing the Heart by Having Few Desires (7b.35).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71(2)，393-413.
  https ：//doi.org/10.1353/pew.2021.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