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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称华夏，《春秋左传正义》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①在古代诸多礼仪之中，婚礼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婚服也就自然而然成为礼仪服饰中的重中之重。男子婚服历代礼书素有定制，女子婚服则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特殊，传世文献均所记颇简。近年来，伴随文化复兴，传统婚礼渐受青睐，考证婚服形制则可为传统婚礼推广提供真实研究蓝本。
  朱子秉承《仪礼》，及宋代官方礼书，结合二程、司马光等人的礼学研究成果，参酌古今，编订《家礼》，拟定了一套冠、婚、丧、祭和其他家常日用的礼仪制度。这套礼仪制度，中和了当时的官方礼仪与民间礼仪，简便易行，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民间通用礼仪。因此《家礼》是研究和复原中国传统礼仪不可忽略的著作。
  朱子在《家礼》之中对婚礼的程序、所需物品等做了详细的叙述。但婚礼时新人所着婚服究竟何种式样，仅凭《家礼》中的描述，仍然难以概括。近年来学界对宋代服饰研究不少，如朱瑞熙的《朱熹的服装观》②、徐云龙的《浅谈宋代的服饰特点》③、彭建斌的《宋代服饰形态嬗变的文化生成考》④、王雪莉的《宋代服饰制度研究》⑤等，但均未涉及宋代婚礼服饰。笔者拟根据《家礼》记载，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尝试对当时婚礼服饰进行考释。因男子服制史料记载颇详，故前人著述亦多，本文只略做陈述，特侧重考释女子婚服之形制。
  一、男子婚服
  《家礼》云：“初婚，婿盛服。”①朱子解释男子之盛服为“有官则幞头、公服、带、靴、笏；进士则幞头、襕衫、带；处士则幞头、皂衫、带；无官者通用帽子、衫、带……”②男子婚礼之服亦应依此制穿着。
  《政和五礼新仪》载品官亲迎之服为公服，“三舍生及品官子孙假九品，余并皂衫衣折上巾”③。云“假九品”为婚礼亲迎可“摄盛”也④，即婚礼当天新婿可穿着比自己本身身份高一个等级的服装。因此，有官者当日可服比自身官阶高一品级之公服；无官职之进士、处士及官员之子孙可服九品公服；庶人则可服皂衫、幞头。宋制九品公服为绿色，《梦粱录》载：“新婿服绿裳，花幞头。”⑤即为此制。“花幞头”即“簪戴幞头”，朱子言此制“殊失丈夫之容体”⑥。司马光云：“世俗新婿盛戴花胜拥蔽其首，殊失丈夫之容体，必不得已且随俗戴花一两枝，胜一两枚可也。”⑦由朱子、司马光批判之言，可知当时此风颇盛，《梦粱录》之载不谬也。
  由上可知，依《家礼·通礼》中所载盛服之制，男子婚服按其身份之别“摄盛”服用“皂衫”以上各款。现将各款服饰具体形制，详述如下：
  （一）公服
  官员公服，源自隋唐。朱子云：“今之上领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国。至隋炀帝时巡游无度，乃令百官戎服从驾，而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当时朝祭之正服也。今杂用之，亦以其便于事而不能改耳。”①盘领公服最初仅为戎服，隋炀帝因其便于行事，而令百官从驾皆服此服。《事物纪原》卷三载：“《笔谈》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稍褒博矣。’《通典》曰：‘宇文护始，袍加下襕，遂为后制。’即今公服之制也，此盖原矣。”②则知其形制改自胡服，自隋唐后，此制为后世公服所沿用。
  宋之公服，隋唐时亦称“从省服”③。《山堂考索》云：“今公服即唐常服。唐人有官者公服、幞头不离身，以此为常服。又别有朝服，如进贤冠、中单服之类，其下又有省服为常服，今之公服即唐之省服也。”④所谓“从省”，即为求行事方便，省去朝服上一些烦琐的配饰，其为君臣日常会见，官吏衙署办公所服之衣。公服之地位仅次于朝服、祭服，是官吏正服，类于今日各行政单位所穿着的制服。宋代公服形制与襕衫相同，“曲领大袖，下施横襕”（如图1），穿着时“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如图2、图3），且“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仅以不同的服色区别官吏等级的高下。⑤
  （二）皂衫
  皂衫又名帽衫，《宋史·舆服志》云：“帽衫，帽以乌纱，衫以皂罗为之，角带，系鞋。东都时士大夫交际常服之，南渡后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自是服帽衫少矣。惟士大夫家冠、婚、祭祀犹服焉。若国子宋代公服（3）生常服之。”①据此可知，帽衫以皂罗制成，多与乌纱帽、角带、系鞋搭配服用，国子生常服。朱子云：“士大夫常居，常服纱帽、皂衫、革带，无此则不敢出。”②同时，朱子谈及士祭服时言：“应举者用襕衫，不应举者用皂衫。”③依朱子所述，服皂衫时搭配纱帽、革带、系鞋，其所言服制及服用场合与《宋史》载帽衫服制、场合无异，可见朱子所言之皂衫与《宋史》所载帽衫应为一物。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九载：“自中兴，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绍兴九年八月甲子，诏公卿、长吏毋得以戎服临民，复用冠带，然迄不行。秦桧之死，魏道弼秉政复举行之，论者以为扰士人，贫者尤患苦之。未几，道弼为台谏所攻，遂罢政，章中数事此其一也。于是紫衫既废，士大夫皆服凉衫。乾道中，李献之为学士，为上言，会聚之际颜色可憎，今陛下上奉两宫，宜复紫衫为便。上从之，盖自渡江以来人情日趋简便不可复故矣。”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所述服制变迁与《宋史》所记亦同。则皂衫本为士大夫之常服，宋初士大夫于交际场合多服之。后为求简便士大夫常服更为紫衫，南渡后又更为凉衫，皂衫则只在冠、婚、祭祀时偶尔服之。
  皂衫以皂罗为之，在士大夫服制序列中等级略低于襕衫。其形与紫衫同，为窄袖、盘领袍衫，衣裾不加横襕，如右侧（图4）书童所着深色长衫。
  （三）革带
  革带古已有之，陈祥道《礼书》卷十四云：“古者革带、大带皆谓之鞶。《内则》所谓男鞶革带也，《春秋传》所谓鞶厉大带也，《易》言鞶带，子言鞶帨。”③此处所言革带为束腰之带，早期并无特别装饰，多束于大带之内，与宋人所言革带不同。
  宋人之革带，为服饰中标志身份高下的一种附属物件，穿着公服与皂衫均须配服。五代时马缟言：“文武品阶腰带盖古革带也，自三代以来降至秦汉，皆庶人服之。而贵贱通以铜为銙，以韦为鞓。六品以上用银为銙，九品以上及庶人以铁为銙。沿至贞观二年，高祖三品以上以金为銙，服绿；庶人以铁为銙，服白。向下插垂头，而取顺合，呼挞尾。汉中兴，每以端午赐百僚乌犀腰带。魏武帝赐宫人金隐起师子銙腰带，以助将军之勇也。高祖贞观中，端午赐文官黑玳瑁腰带、武官黑银腰带，示色不改更故也。”①依马缟言，则文武品阶腰带即来源于古之革带，自三代以来降至秦汉，皆庶人服之，并无贵贱之分，至唐而始变。《事物纪原》卷三载：“自古皆有革带及插垂头，至秦二世始名腰带，唐高祖令向下插垂头，取顺下之义，名铊尾；上元元年，自三品官至庶人各有等制，以金、玉、犀、银、鍮、鉐、铜、铁为饰，自十三銙至六銙。《笔谈》曰：‘自北齐全用胡服，蹀躞带所垂，盖欲以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后去蹀躞，犹存其环，环所衔以蹀躞，如马秋根，即今带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开元之后，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也。”②可见以革带区别身份起源于唐，唐之革带为胡服蹀躞带（如图5）与古之革带相结合，去除蹀躞（图5腰带下垂物），加以金、玉、犀、银、鍮、鉐、铜、铁装饰后的产物。宋之革带基本承自唐制，只是制作更为精致，等级规定更为严格。③
  宋之革带由带鞓、带扣、带銙和带尾等部分组成（如图6）。带鞓为带的主体部分，用皮革制成，外裹以红、黑丝帛，红者称为红鞓（如图4中书童所束腰带），黑者称为黑鞓；带銙为革带上附着之装饰，有金、玉、犀、银、铜、铁等多种材质（如图7）；带扣为革带中起连接作用的部分，多装有活动扣舌（如图8、图9）；带尾亦称挞尾或铊尾（如图10），为革带两端之垂头，初较短，后加长，最长时有长至膝间者。宋人以带銙形制、质料、雕饰、排列的不同来区分不同的身份地位，有宋一代规定屡有变革。大体为天子、皇太子、三品以上官员用玉，亲王、勋旧间赐以玉，其余大臣位高者用金，次则银镀金、犀、银，再次则铜、铁、角、黑玉等。①其形制有“金球路、荔支、师蛮、海捷、宝藏”②等。
  （四）幞头
  幞头又名折上巾、折角巾、四脚等，“起于周武帝，盖取便于军容耳”①，隋唐始定其制，为男子着公服、常服时佩戴之首服。其初制“用布一方，幅前两角缀两大带，后两角缀两小带，覆顶四垂”②。穿戴时以幅巾前端抹额，而系前角大带于脑后，然后复收幅巾后角，而系小带于髻前，因其四带曲折附于顶上（如图11），亦名折上巾。
  宋代幞头多为硬质，初“以藤做骨子，以纱糊于上”，到仁宗时“方以漆纱为之”。③当时幞头式样颇多，自天子至庶人皆可服用，《梦溪笔谈》载：“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折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僣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复系颔下，两带遂为虚设。”①搭配襕衫、公服之幞头多为硬角，以直角最为常见（如图3之幞头），亦有交角、局角（如图12）等款式，其角长约尺许，以金属制成，可展可曲，亦可取下。南渡后亦有簪戴幞头，以金银、罗绢之花插戴其上，多为上赐，并不常见②。
  二、女子婚服
  关于女子婚服，《家礼·婚礼》记载婚礼当天“女盛饰，姆相之，立于室外南向”①。可知婚礼当天，女子应着盛服。同时《家礼·通礼》云：“凡言盛服者，有官则幞头公服带靴笏。……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女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假髻背子。”②并引《司马氏居家杂仪》内容言：“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壅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③则朱子所言女子盛服为三等。一等为假髻、大衣、长裙，是已婚妇女盛服；二等为冠子、背子、长裙，是未出嫁女子盛服；三等为假髻、背子、长裙，是妾室盛服。同时按规定当时女子出中门应使用盖头、面帽之类物品遮蔽面部。由此可勾勒出女子婚服的基本形制为：假髻、大衣、长裙、盖头等。现依次考之如下。
  （一）假髻
  假髻又称“假紒”“特髻”，是古时妇女所常用的一种由人工制造、加配于真发之上以供装饰之用的发髻。《毛诗注疏》孔颖达疏曰：“言编若今假紒者，编列他发为之，假作紒形加于首上。”④可见其起源颇早。编制假髻所用材料最早为他人发丝，多取自奴隶或社会底层妇女，后世多用马尾、羊毛，以及金银丝等替代品为之。
  《异苑》载，晋太元中，王公贵妇所带头饰颇多，“必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发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或名假头，至于贫家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头”⑤。贵妇盛妆时所佩戴头饰颇多，固定首饰所需头发更多，自身发量往往难以满足需要，即便自身发量足够，也会因首饰沉重而难以持久，故做假髻为之，既美观又簪戴方便，且可不使真发过于承重。当时以此为服妖，至隋唐时方盛。
  《隋书》载：“皇后谒庙……首饰则假髻、步摇，俗谓之珠松是也。”⑥《大唐郊祀录》更详述假髻变革历程云：“秦变古制旧法，扫地而尽，故郑君约汉制推之。晋制长公主已上得有步摇、约珥，至隋改首饰为花树之数，自皇后下达皆有差降，皇唐因之。”①并言这种隋代命妇着礼服所佩戴的饰品，至唐时“有笼头花，金银珠翠前后垂饰，达于庶人，女嫁皆假之为仪”②。可见自唐代起假髻就已经成为女子出嫁之必备物品了。
  （二）大衣
  《朱子语类》言及“大衣”之处有二，一为：“《苍梧杂志》载‘背子’，近年方有，旧时无之。只汗衫袄子上便着公服。女人无背，只是大衣。命妇只有横帔、直帔之异尔。背子乃婢妾之服，以其在背后，故谓之‘背子’。”③另一为：“因言服制之变：‘前辈无着背子者，虽妇人亦无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纱帽、皂衫、革带，无此则不敢出。背子起殊未久。’或问：‘妇人不着背子，则何服？’曰：‘大衣。’问：‘大衣，非命妇亦可服否？’曰：‘可。’僩因举胡德辉《杂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后来习俗相承，遂为男女辨贵贱之服。’”④由朱子之言可知，“大衣”本为命妇礼服，后来逐渐发展为妇女通用之礼服，与“背子”相别，以明尊卑。命妇则在“大衣”之外加着“帔”以别于普通妇女。
  《事物纪原》卷三载：“商、周之代，内外命妇服诸翟。唐则裙襦大袖为礼衣，开元中，妇见舅姑，戴步摇、插翠钗。今大衣之制，盖起于此。《实录》大袖在背子下，身与衫子齐而袖大，以为礼服。疑即此也。”⑤其间既言“大衣”，又言“大袖”。又，《册府元龟》载：“宰相裴度于汴州状后判曰：‘妖繇人兴水不自作，牒宋汴观察使填塞讫报，时人皆以为当，德裕后为淮南节度使又奏，比以妇人长裾大袖，朝廷制度尚未颁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闾阎之间袖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裙曳四尺，今令曳五寸，事关厘革，不敢不奏。’”①此处不称“大衣”，只言“大袖”，而其所述“大袖”形制与《纪原》所言大衣相同，《纪原》既言本朝“大衣”之制源于唐之大袖礼衣，则可推知“大衣”应为“大袖衣”之简称，“大衣”与“大袖”二者本为一物。同时《事类备要》载：“大衣者，今宽衫为妇人礼服，非命妇皆可着。”②《都城纪胜》亦载：“中秋节前后开沽新酒，各用妓弟乘骑作三等装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裙背者，三等冠子衫子裆袴者。”③可知如朱子所言，“大袖衣”确为当时妇女之礼服，命妇与常人皆服之。
  《宋史·舆服志》载：“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领，长裙，霞帔，玉坠子，背子生色领，皆用绛罗，盖与臣下不异。”④《说文解字》云：“绛，大赤也。”⑤绛罗为一种红色的织物。按《宋史》所记，后妃平日所着之大袖礼服，应为绛罗制成，同时命妇之礼服亦用绛罗。于此《文献通考》所述更详：“孝宗乾道中，中宫常服，有司进真红大袖，红罗生色为领，红罗长裙，红霞帔，药玉为坠。背子用红罗，衫子用黄红纱，裆袴以白纱，裙以明黄，短衫以粉红纱为之。”⑥以此，则“大袖衣”之服色当为红色。
  《朱子语类》载，朱子云“士婚礼谓之‘摄盛’，盖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车……重其礼而盛其服”⑦。“摄盛”为古时婚礼中特有的礼仪习惯，即为了显示礼仪之隆重，亲迎当日，成婚之男女可以穿戴高于自己身份地位的服饰。郑玄云：“亲迎虽亦己之事，摄盛服尔，非常着之服。所以亲迎摄盛服者，以亲迎配偶一时之极，故许其摄盛服。”①此时着盛服是为了表达对礼仪的重视，以及对配偶的尊重，故宋时亦是如此。《梦粱录》嫁娶篇所记成婚时男方家送给女方的聘礼有“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缎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缎亦得。珠翠特髻，珠翠团冠，四时冠花……催妆花髻，销金盖头等”②。其中“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缎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无论从形制还是颜色上都与后妃、命妇之大袖礼服相类，可见宋时亲迎之日，新娘摄命妇之服应为旧俗。《事林广记》卷十所载拦门诗“绛绡银烛拥嫦娥，见说有蚨办得多”③，形容新妇装束时，特言绛绡，亦可为婚服颜色之佐证。
  （三）长裙
  《释名》云：“裙，下群也，连接裾幅也。”④裙，为古时女性与上衣搭配穿着的常用下装。《事物纪原》载：“古所贵衣裳连，下有裙随衣色而有缘。……隋炀帝作长裙十二破，名仙裙，今大衣中有之，隋制也。”⑤因与上衣搭配服用，故作为礼服服用时，裙色通常随衣色。裙长视上衣形制不同而有所不同。作为礼服与“大袖衣”搭配穿着的裙，裙长通常较长。《文献通考》所记孝宗朝中宫常服上衣真红大袖，下着红罗长裙；《梦粱录》载新娘所着礼服上衣为红素罗大袖，下着缎红长裙，皆依此例。
  （四）盖头
  盖头即新妇蒙首所用之红巾，新妇登车前，以红巾蒙首，至夫家后揭之。清代顾广誉所著《四礼阙疑》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蒙头即拥面也。俗谓之盖头，以锦为方帕，横直四尺。”⑥顾广誉认为，此俗起自魏晋之拜时，后世相沿遂成定制。
  《通典》载：“拜时之妇，礼经不载，自东汉魏晋及于东晋，咸有此事，按其仪或时属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权为此制。以纱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妇道，六礼悉舍，合卺复乖。”①拜时为一种简易婚礼，起于东汉，至魏晋方盛。其礼以纱縠蒙新妇之首，送至婿家，拜舅姑后即礼成，古之六礼皆舍而不用。其程序虽与礼经不符，但其中蒙首之俗却传至后世沿为定制。唐时新妇“以蔽膝覆面”②，宋时则皆用盖头。《二程文集》言：“婿搢笏举妇蒙首。”③“蒙首”下注“盖头也”④。《梦粱录》载：“遂请男家双全女亲，以秤或用机杼挑盖头，方露花容。”⑤朱子所作《赵婿亲迎礼大略》中亦言“婿为妇举蒙头”。可见宋时亲迎新妇用盖头覆面已成定制。
  （五）霞帔
  关于霞帔，《事物纪原》卷三载：“三代无帔说；秦有披帛，以缣帛为之；汉即以罗；晋永嘉中，制绛晕帔子；开元中，令王妃以下通服之。是披帛始于秦，帔始于晋矣。今代帔有二等，霞帔非恩赐不得服，为妇人之命服；而直帔通用于民间也。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搭披帛，出适披帔子，以别出处之义，今仕族亦有循用者。”⑥则知帔始于晋。宋代之帔有两等，霞帔为命妇之服，非君赐不可服，直帔为士庶女子出嫁时特有之服。《（淳熙）三山志》载，当时闽地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⑦，朱子亦言“命妇只有横帔、直帔之异”，可知当时确是如此。
  （六）出土材料
  《家礼》所述女子婚服由假髻、大衣、长裙、盖头、帔子构成，其具体形制文献描述并不清晰。关于“大衣”形制，仅丘浚《文公家礼仪节》一条材料似与之相关，“妇人服制，大袖，用极粗生麻布为之，如今妇人短衫而宽大，其长至膝，袖长一尺二寸”①。材料所述之“大袖衣”，为丧礼所服之衣，应当是一种对襟长衫，长衫衣长过膝，两袖宽大。而此对襟长衫是否即为文献记载之“大袖衣”，尚不确知。所幸近年考古发现中宋代墓葬颇多，丝织品的出土亦不在少数，历史文献中不可确知的内容，依靠出土资料或可查得一二。
  近年考古发现的南宋墓葬中，出土丝织物较多的主要有江西德安周氏墓和福建黄昇墓。两墓中均出土了大量的随葬服饰，这些服饰是帮助我们了解南宋妇女服饰形制的珍贵资料。
  1.江西德安周氏墓
  江西德安周氏墓墓主周氏为隆兴府武宁人，生于嘉熙四年，卒于咸淳十年，曾封安人，为南宋命妇。据出土简报记载，周氏“随葬的衣物和丝织品中有袍45件、上衣1件、罗带1件、丝绵袄3件、裤6件、裙14件……”其中“广袖袍2件，罗质，对襟及贴边为金褐色绢，两袖下垂呈袋状。袍长120—122、袖通长160—170、腰宽61、袖宽33—35厘米”；“罗带一件，金褐色素罗制成，出土时置于死者胸前……带端系有一心形鎏金银香熏”；“裙分单裙和夹裙两种……一般都是下摆略宽于裙腰，腰的两端有系带”。②（具体形制如图13）
  2.福建黄昇墓
  福建黄昇墓为南宋皇室宗亲赵与骏与原配夫人黄昇、继室李氏的合葬墓。墓室三圹，左、中两圹都损毁比较严重，唯有右圹保存尚好。右圹为赵与骏原配妻子黄昇的墓室，黄昇十六岁嫁与宋太祖第九世孙赵师恕之子赵与骏，成婚次年（即淳祐三年）夭亡。其为南宋宗室贵妇，随葬服饰及丝织品多达354件，其中“袍9件，衣46件，背心8件，裤24件，裙21件……”②黄昇出土时全身穿戴完好，佩绣花绶带（见图14），上身着衣9件“从外到内依次是：褐色罗镶花边广袖袍、褐色暗花罗镶花边窄袖袍、褐色罗镶花边夹衣、褐色华绫镶花边夹衣……”③，下身11件“由表及里顺序为：烟色罗洒金双凤穿牡丹褶裥裙、褐色牡丹花绫镶花边裙、黄褐色花绮两外侧开中缝合裆裤……”④由这一顺序可看出，黄昇出土时最外层的着装是：上着“褐色罗镶花边广袖袍”，佩绣花绶带（见图14），下穿“烟色罗洒金双凤穿牡丹褶裥裙”（见图15）。
  按照《礼记·丧大记》“衣必有裳，谓之一称”⑤的说法，逝者所穿着的衣服，必须成套，有上衣就有配套的下裳，这样一套的衣服称为“一称”。据《政和五礼新仪》记载，逝者入殓时“陈殓衣九称，于东房西领南上（谓，朝服、公服各一称，余皆常服，不足，各随所办，下同），非正色不入，绤不入……”⑥由此可知，当时逝者入棺时除贴身之衣外，还要穿着数套服装，穿在最外层的服装，为与其生前身份相应最隆重的着装，即盛服。黄昇上着“褐色罗镶花边广袖袍”，佩绣花绶带，下穿“烟色罗洒金双凤穿牡丹褶裥裙”，与前文所说的命妇着大袖衣、长裙，佩霞帔的礼服形制相符。且黄昇所穿着的广袖袍、绶带、长裙的形制与江西周氏墓出土的袍服形制相同。周氏曾被封为安人，黄昇则是宗室贵妇，二人均属命妇之列。综上所述，可推知黄昇与周氏所穿着的广袖袍、绶带、长裙，即为文献中所记载的大袖、长裙、帔子。
  如前文所述，据《家礼·婚礼》载，南宋时女子于婚礼当天身着盛服。结合朱子在其他文献数据中的描述可知，当时女子出中门须遮蔽面部，所谓盛服是指大袖衣和长裙，且这种服制本为命妇礼服。关于礼服颜色，《宋史》云“皆用绛罗”，《文献通考》更清楚记述“真红大袖，红罗生色为领，段红长裙”，可知此礼服，衣、裙皆为红色。《梦粱录》的记述进一步印证，这种礼服在南宋时的确广泛应用于婚娶之中。文献对礼服的具体形制记载虽不明确，但是通过与同时期墓葬所出土服饰实物进行比对，依然可以清楚地得出这种礼服的形制。礼服上衣为对襟大袖衫，下裳为同色长裙。大袖衫直领、通缘，衣长过膝，两袖宽大，领缘通过销金、刺绣等方法饰以仿生花卉。长裙多为褶裙（如图16）。命妇还会在上衣外佩戴霞帔，霞帔同衣色，由双罗带一端相连制成，相连一端呈“V”形，尖处坠有玉或金银饰物，不相连一端平齐，近平齐端有固定用小带（如图17）。穿着时，将平齐端放入大袖衫后三角形衣袋中（如图18）。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朱子在《家礼》中所记载的女子婚服应为红色大袖衫，红色长裙，同色盖头。命妇会在礼服外加佩霞帔，霞帔同衣色（如图19）。女子着此婚服行婚礼时，红衣红裙，高髻盛饰，以盖头覆面。简洁大方而又不失喜庆，体现了宋代服饰与前代不同的审美风格。这一婚服与唐代女子在婚礼时所穿着的以青色为主色的“钿钗礼服”，无论在形制还是颜色上都大为不同①。中国女子婚礼服装崇尚红色的风俗或自此开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13&ZD062）的阶段性成果。 ①李学勤：《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7页。 ②朱瑞熙：《朱熹的服装观》，《纪念朱熹逝世800周年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86页～388页。 ③徐云龙：《浅谈宋代的服饰特点》，《新西部》（理论版），2013年第20期。 ④彭建斌：《宋代服饰形态嬗变的文化生成考》，《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⑤王雪莉：《宋代服饰制度研究》，杭州出版社，2007年。 ①[宋]朱熹：《家礼·婚礼》，《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②同上注，第17页。 ③[宋]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卷17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89页。 ④“亲迎可摄盛。”参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3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37页。 ⑤[宋]吴自牧：《梦粱录》卷20，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8页。 ⑥[宋]朱熹：《家礼·婚礼》，《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⑦[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3，《丛书集成初编》第1039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4页。 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9，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51页。 ②[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147页。 ③[唐]魏徵：徵：《隋书》卷十二志第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26页。 ④[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别集）卷15，中华书局，1992年，第1368页。 ⑤[元]脱脱：《宋史》卷一五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3561页。 ①[元]脱脱：《宋史》卷一五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3579页。 ②《朱子语类》卷91，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66页。 ③同上注，第3053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九，中华书局，2000年，第188189页。 ②宋画全集编辑委员会：《文苑图》，《宋画全集》第一卷第一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③[宋]陈祥道：《礼书》卷十四，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学刻明修本，第50页。 ①[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14页。 ②[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148页。 ③王雪莉：《宋代服饰制度研究》，杭州出版社，2007年，第135页。 ①[元]脱脱：《宋史》卷一五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3565页载：“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正月，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以下升朝官，虽未升朝已赐紫绯；内职诸军将校并服红鞓金涂银排；虽升朝，着绿者公服上不得系银带；余官服黑银方团胯及犀角带；贡士及胥吏、工、商、庶人，服铁角带；恩赐者不用此制。荔支带本是内出以赐将相，在于庶僚岂合僭服，望非恩赐者官至三品乃得服之。’景德三年诏，通犀、金、玉带除官品合服及恩赐外，余人不得服用。” ②同上。 ①[唐]杜佑：《通典》卷五十七礼十七嘉礼二，清武英殿刻本，第678页。 ②[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三十五《读本朝诸儒理学书》，元后至元刻本，第787页。 ③《朱子语类》卷91，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69页。 ①[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11页。 ②[元]脱脱：《宋史》卷一五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3569～3570页载：“簪戴，幞头簪花谓之簪戴。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太上两宫上寿毕，及圣节，及锡宴，及赐新进士闻喜宴并如之。” ①[宋]朱熹：《家礼·婚礼》，《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②同上注，第17页。 ③同上注，第28页。 ④[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朱杰人、李慧玲整理：《毛诗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4页。 ⑤[南北朝]刘敬叔：《异苑》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8页。 ⑥[唐]魏徵：《隋书》卷十一志第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14页。 ①[唐]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三，民国适园丛书刊旧钞本，第30页。 ②同上。 ③《朱子语类》卷91，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65页。 ④同上注，第3066页。 ⑤[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149页。 ①[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十九，中华书局，1960年。 ②[宋]谢维新编：《事类备要》第941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34页上栏。 ③[宋]不著撰人：《都城纪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页。 ④[元]脱脱：《宋史》卷一四〇，中华书局，1977年，第3535页。 ⑤[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73页。 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第3505页。 ⑦《朱子语类》卷85，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02页。 ①[唐]孔颖达：《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卷51《杂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28页。 ②[宋]吴自牧：《梦粱录》卷20，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9页。 ③[宋]陈元靓等编：《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2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3页下栏。 ④[汉]刘熙：《释名》卷5，中华书局，2016年，第74页。 ⑤[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150页。 ⑥《四礼榷疑》卷3，《丛书集成续编》第1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010页。 ①[唐]杜佑：《通典》卷五十九礼十九嘉礼四，清武英殿刻本，第704页。 ②[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部丛刊景明本，第4页。 ③[宋]程颢、程颐：《二程文集》卷九《礼》，中华书局，1985年，第140页。 ④同上。 ⑤[宋]吴自牧：《梦粱录》卷20，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9页。 ⑥[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150页。 ⑦[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二》，明崇祯刻本，第457页。 ①[明]丘濬：《文公家礼仪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正德十三年常州府刻本，第57页。 ②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9期。 ①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9期。 ②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页。 ③同上注，第7页。 ④同上。 ⑤[唐]孔颖达：《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卷54《丧大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22页。 ⑥[宋]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卷21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80页。 ①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图录第1页。 ②同上注，图录第6页。 ①[宋]王溥：《唐会要》卷31，中华书局，1990年，第580页关于“舆服”记载：“花钗（覆笄而已，并两博鬓，装以金银杂宝饰），大袖连裳，青质，素纱中单（朱），蔽膝（随裳色，朱为缘带），大带以青衣革带，袜，舄，履（同裳色），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妻及九品以上女嫁则服之，花钗以金银琉璃等涂饰。连裳，青质，以青衣革带，袜，履（同裳色），庶人女嫁则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