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大学〉或问》中所引以《尚书》“上帝所降之衷”为开头的九句引文，清楚地阐明了朱熹关于“理”的“当然之则”的说法。这些引文引起朱熹门人陈淳的极大兴趣。在陈淳写给乃师的一封长信中，他力图为解释九句引文的次序而构建一个理论。陈淳写道：
  《或问》所引《书》“降衷”以下八言，虽皆所以证夫“理”，而其相次莫以有序否？尝试推之：降衷自天赋于人而言，秉彝自人禀于天而言。衷者，理之至善而无妄也，彝则理之一定而有常也。常即善之所为，因有是善，故能常。衷者统言，彝则指定言。此二句方举其大纲，而下文则详之。
  [左传]“天地之中”，统言天地间实理浑然大中，无所偏倚，为万邦之极，而万物之生莫不以是为枢纽也。此比所谓衷则又加确矣。
  [中庸]“天命之性”，指是理降而在人，为赋生之全体，而性则实即夫天理之中，而非有二者。是二言者，一言天，一言自天而人，又所以兼明夫天赋于人而详其降衷之意也。
  [孟子]“仁义之心”，仁义乃即天命之性，指其实理，而心则包具焉以为体而主于身者也。此比所谓彝则又加实矣。
  [程子]“天然自有之中”，又细言是理之散于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之则，无过无不及，皆天之所为而非人之力①者。“而其实，又不外于其心”②，此二句又就性而言，合衷、彝而结之。盖万物虽各有当然无过不及之理，然总其根源之所自，则只是一大本而同为一理也。此理人物所共由，天地间所公共，所以谓之道。而其体则统会于吾之性，非泛然事物之间而不根于其内也。
  窃以此下更宜以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以包天人、事物、体用、动静、内外、终始一贯为说，似于八言之下其意尤为圆也。而不之取，不审何也？③
  陈淳在上文中对九句引文所涉及的复杂结构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试图阐释每句引文所包含的义理，同时也在整体上把九句引文和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无极而太极”的概念联系起来。有趣的是，朱熹并不赞同陈淳对这些概念所做的深度发掘，而是在答复中给后者的理论热情浇了一盆冷水。朱熹说，这九句引文的次序只是按自古及今的年代进行排列，并无他意：
  当时只以古今为次第，未有此意。周子语意差远，故不得引以为证，恐却费注解也。④
  朱熹以“费批注”为由，表明陈淳的过度解释纯属画蛇添足之举。在笔者看来，陈淳的这一解读颇类似于康德对“知识激情”（Schw?rmerei）一词的过度解读，这对哲学家来说是危险的。朱熹通过看似轻描淡写的说明，让进行大胆解释的弟子冷静了下来。其实，朱熹通过这种简单的年代排序，只是要体现引文在内容上的纯粹的“模拟”特征，他要揭示的是引语中所涉及的超感觉世界，仅限于《中庸》中的“性”或《左传》中“民受天地之中”的“中”。陈淳则试图打破朱熹的简单模拟关系，建立细密和学术式的知性构建。但是，在朱熹看来，这一序列并无任何特定的意义。陈淳所寻找的，是为九句引语建立逻辑联系，这正是朱熹要摒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