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在其平生学问中，最重礼学。正如钱穆先生所云：“朱子于经学中，于礼特所重视。”①朱熹固然是博古的考据家，但他绝非食古不化的腐儒。他的制礼，重点在于通今和实用。在制定乡饮酒礼时，也体现了这两大特点。
  一是“礼时为大”②。朱熹说：“礼，时为大。使圣贤用礼，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③在《朱子语类》中，可见到他多次谈及乡饮酒礼无法完全复制古礼，应当从今从时：
  夫子于礼乐欲从先进。今观礼书所载燕飨之礼，品节太繁，恐亦难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删修，使之合义。如乡饮酒礼，向来所行，真成强人，行之何益！所以难久。不若只就今时宴饮之礼中删改行之，情意却须浃洽。④
  问：“《礼记正义》载五养老、七养老之礼。”曰：“汉儒说制度有不合者，多推从殷礼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于今。如乡饮酒礼，节文甚繁，今强行之，毕竟无益，不若取今之礼酌而行之。”①
  朱熹多次抱怨乡饮酒礼“节文甚繁”“不便于今”，他认为如果泥古不化而勉强行之，便不可能长久施行。朱熹简化古礼的总体策略，就是“取今之礼酌而行之”②，“就今时宴饮之礼中删改行之”③。这与他对冠、婚、丧、祭诸礼的改革，同理合辄。“士相见礼、乡饮酒礼、射礼之属，而今去那里行？只是当存他大概，使人不可不知。”④钱穆先生概括说：“朱子修礼经，事若稽古，实欲通今。”⑤
  二是“通变实用”。他认为，上古礼制即使在当时也不可能完全实行，随着时代变迁，必须代有“通变”：“《周礼》一书，圣人姑为一代之法尔。到不可用法处，圣人须别有通变之道。”⑥对于乡饮酒礼，他也主张，只要根据礼义制定一个“尊卑隆杀之数”，便可通行：
  如乡饮酒之礼，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未必能。只后世太无制度。若有圣贤，为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杀之数，使人可以通行，这便是礼；为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辞，使之不失中和欢悦之意，这便是乐。⑦
  钱穆先生所说：“清儒考据，其所用心，仅在古纸堆中。朱子治礼，则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⑧他对清儒的批评未必全面，但对朱熹治礼的评论则是非常中肯的。朱熹深感“礼不难行于上，而欲行于下者难也”，在同安县主簿任上他曾提出向州县基层推行礼制的五条措施，希望“取自州县官民所应用者，参以近制，别加纂录”，编一本《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锓版发行各地，让地方州县、市井庶民皆得以遵此实施。同时，他还主张各县培训礼仪人才，讲诵习礼，教化地方。①
  那么，朱熹制定的庆元礼制是如何“变通”而“实用”的呢？下面仍以“僎”的身份变化加以说明。
  如上所述，“僎”（遵者）系指在朝廷出仕的官员，他们参加本乡之乡饮酒礼并非常制，只是在北宋政和修礼时，才使他成为与宾、主、介并举的一个常设席位。而后来南宋绍兴十三年礼制中，僎（遵者）更加成为一个常设席位。朱熹的庆元定礼，进一步明确了僎（遵者）的身份和地位。但表述却有所不同：
  僎，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位于东北。（绍兴十三年礼式）
  僎，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朱熹庆元礼式）
  无论在绍兴礼式中，还是在朱熹礼式中，“僎”的身份已与《仪礼》大不相同，他们不必是在外地为官的本乡士绅，而固定化为主人（州、县长官）的同僚。在《宋会要辑稿》所见的绍兴礼式中，出现了七次“僎从”的规定：
  （1）肃宾时，“主人出次，僎从”②；“主人入门左，僎从”③。（2）序宾时，“主人先升阼阶，僎从”；“相者引主人……酌酒，如释奠仪，僎从”。（3）主人献酒时，“主人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4）介酬众宾时，“主人就席，僎从”。（5）送宾时，“相者引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向，僎从”。
  在朱熹的庆元礼式中，其送宾环节也特别标明了两处“僎从”④，显然，对僎与主人的身份关系，朱熹的设计与绍兴礼式并无不同。
  不难想象，在以上场景中，僎的周旋揖让、兴坐跪拜基本上都随着主人（知州军、知县）的礼仪动作在进行，仿佛成了主人的随从或相赞。按照《仪礼·乡饮酒礼》，主人为乡大夫，僎是“乡人为卿大夫来观礼者”，后者是临时前来的观礼者，而且地位要高于主人。与之相较，宋人的乡饮酒礼中的僎，不仅角色被固定化、法理化，而且地位也大大矮化。为什么会如此？
  这必须结合宋代的地方政治制度才能予以说明。
  宋代的地方职官，分为州（府、军、监）、县两级。县一级的地方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县尉，知县为主吏，由中央派出。州一级的地方官吏，除知州外，每州还设“通判”一职，以分割和牵制知州的权力。这是宋代朝廷为了控制地方官吏的权力，防止唐五代以来的地方军事割据势力而设立的文官监察制度。北宋前期，通判具有实权，州一级政府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①。宋初设通判，只是临时差遣性质，藩镇要郡设两员，分左、右通判郡事，其余州郡置一员，户口不满万户的州、军不置通判。但是宋真宗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加强，知州普遍文人化，通判以文监武的职能自然趋于弱化。于是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部分地方知州和诸司奏辟通判，即自己选拔通判；二是通判添差制度化，即领取虚俸而不任实事的虚冗通判，得到合法认可，孝宗淳熙六年规定：“自今宗室、戚里、归正官等，应合用恩例添差通判，每州共不得过一员。”②正是由此，通判数量大大增多，通判地位大大下降，实际上已下降为知州的副贰地位，因此宋人普遍称通判为“倅”，即“副贰”之称③。明乎此，便会理解，朱熹的庆元乡饮酒礼式中，为什么把绍兴礼式的“僎，州以通判”，改为“僎，则州以倅”。衡的结果，必然导致地方职官的员额增加，再加上添差、奏辟泛滥，官员数量更加庞大了。北宋末年，已是“员多阙少，自倅贰以下多添差”①。南宋时期冗官更多了，绍兴年间，“上自监司、倅贰，下至掾属、给使一郡之中，兵官八九员，一务之中，监当六七员，数倍于前日。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禄，所以重困生民”②。马端临《文献通考》统计宋代官吏人员：
  祖宗时，内外文武官通一万三千余员。……绍熙二年，京朝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合四选，凡三万三千一十六员。庆元二年，京朝官如绍兴之数，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员，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小使臣一万八千七十员，通四选凡四万二千有奇。盖五年之间所增，仅九千余员，可谓官冗矣。③
  庆元二年（1196），正是朱熹定礼的年代。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中，很多人虽然官阶职级不低，但却空享虚俸而无实职，他们如何参与地方政治生活呢？换言之，他们如何彰显自己的存在呢？参加州、县定期举行的礼仪活动，便是既体面又符合他们身份的重要内容。
  据政和二年议礼局的札子，乡饮酒礼参加者为“提举学事司、知州军事、当贡者、州之群老以及本州属官”④。《宋史·礼志》的表述是：“礼官参定射仪：乡饮酒前一日，本州于射亭东西序，量地之宜，设提举学事诸监司、知州、通判、州学教授、应赴乡饮酒官、贡士幕次，……如乡饮酒。”⑤乡饮酒礼与乡射礼相连举行。知州或知军，是乡饮酒礼中的主人，如果在学校举行，则由提举学事司担任主人；贡士或当贡者是宾；州之群老、州学教授，充当三宾或众宾。那么，僎由谁来充任呢？政和议礼局的札子中的表述为“本州属官”，而在《宋史·礼志》的表述为“应赴乡饮酒官”，这与绍兴礼式中的“州以通判”、朱熹庆元礼式中的“州则以倅”，完全可以呼应互证。
  朱熹本人在朝廷和地方都曾担任官吏，例如任过同安、漳州地方官，也做过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使，在书院和州县参加的乡饮酒礼应不在少数，自然知道南宋乡饮酒礼的具体实行过程中，主人（知州、知县）与僎（州通判、县丞或县簿）的身份高低。对于僎的角色被降低为“本州属官”的现实，他在庆元礼式中不仅予以认同，而且通过“倅”字的一字之改，做了肯定。“倅”的范围比“通判”更广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认为当时大量的添差闲职都可以充当僎。
  朱熹改定乡饮酒礼时，已到了他人生的晚年。经过“庆元党禁”，朱熹告官还乡，着手《仪礼经传通解》的撰作。而在《仪礼经传通解》中，《乡礼》三卷则是他最早审定的文本之一。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他都非常重视乡饮酒礼。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朱熹改定的乡饮酒礼，具有简易、从时、通变、实用等特点，反映了南宋地方官僚制度的现实，是南宋地方添差、奏辟之类冗官骤增以后，在礼典设计上的一个制度性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