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家禮”一詞最早出現於《周禮·春官·家宗人》：“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掌家禮與其衣服、宫室、車旗之禁令。”表示貴族大夫采邑内所需遵循的法則，後用以通指私家常用之禮儀規範，“六朝時已有之，或曰書儀，或曰家禮，名目異耳”③。由於朱子《家禮》的駸駸始盛，此後獨擅朱子撰著之專名。本節主要以朱子編撰《家禮》之背景及其著作歷程爲着力點，考察如下。
  （一）朱子編撰《家禮》之背景
  1.社會關係變遷，禮下庶人
  唐末五代兵革不息，世道衰微，禮廢樂壞，“庶人服侯服，墙壁被文繡。公卿與皂隸同制，倡優下賤得爲后飾。昏冠喪祭、宫室器用，家殊俗異，人自爲制，無復綱紀”①。門閥等級性的宗族制解體，家庭組織結構形態發生變化。隨着士族退出歷史舞臺，寒門庶族借科舉躋身政治權力的中心，貴賤等差觀念日趨淡漠，門第高下的界限逐漸消失。此外，宋代以来社會結構和政治格局發生重大改變，“庶人在數量上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經濟上擔負着社會絕大部分的生產勞動。文化方面，也成爲重要的創造者；政治上，則是官府不能忽視的最廣大的社會基礎”②。庶人社會地位的提升，“迫切需要與其政治地位、經濟狀況相適應的禮學禮制來滿足其社會生活的需要”③。於是禮由以往貴族階層的文化特權，向社會下層轉移，完成了“禮下庶人”的平民化轉捩。其標志是徽宗所頒《政和五禮新儀》，第一次在官方禮典中單列了針對庶民階層的禮儀條文。而司馬光《書儀》及朱子《家禮》等籍册，也是在政府企圖通過緩驅以令、勸曉以文、使民徐而知禮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2.古禮難明，且不合時宜，私家禮範興起
  《儀禮》等古禮文本最早記載了關於古代家庭的禮儀規範，在宋代禮樂復興運動的浪潮中，儒者提倡重新審視和挖掘古禮的精神內涵，以期來穩定社會人倫秩序，規範民衆道德行爲，對抗釋老以及民間信仰的浸染。然而古禮距宋已久，且其文義古奧、名物度數難詳、儀節煩瑣細碎，自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依王安石的提議更定科舉科目廢置《儀禮》後④，研治古禮者更是寥若晨星。朱子也曾感歎道：“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⑤爲了使古制禮法在民間切實可行，依“從俗、從衆、從便”的原則，因情循俗地對其進行删改變通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另外，唐宋後禮書編纂“重心由公禮轉向到家禮”①，宋代公卿士大夫中的有識之士，洞悉朝廷禮文缺陋不行的現狀，繼承六朝以來的家禮制訂傳統，積極關注和修撰私家禮儀規範②，其著述主要有司馬光《書儀》及《温公家範》、張載《横渠張氏祭儀》、范祖禹《祭儀》、葉夢得《石林家訓》、袁采《袁氏世範》、高閌《送終禮》、陸九韶《陸氏家制》等。此中，司馬光《書儀》可謂“前期家禮、書儀長期醞釀發展後一次示範性的集成”③，除記載有關表奏、公文、書信格式外，還涉及“冠儀、婚儀、喪儀（含‘祭’在内）”等内容。全書以《儀禮》爲本，芟蕪存要，與時俱變，第一次爲士民禮書設定了冠、婚、喪、祭四禮爲基礎的框架結構，亦爲後世家禮的格局及世俗化開了先河。但由於對庶民接受禮的知識水平，及實踐禮的經濟能力缺乏明晰的估量，在民衆中推行《書儀》時頻頻遭受冷遇。綜之，古禮的不合時宜，私家禮書的無所折衷、難以推用，均爲朱子《家禮》這一符合時代緊迫性和社會必要性的新禮書的編纂提出了要求。
  （二）《家禮》之撰述歷程
  朱熹措意於禮學，並留心搜集整理考訂諸家禮説，蓋緣起於紹興十三年（1143年）其父朱松病逝的早年人生經歷。他與弟子談及時曾説：“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①
  後二十餘年，其母祝氏於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辭世，同年《祭儀》稿成。朱子自紹興十七年（1147年）編《祭儀》初稿，經與張栻、吕祖謙、林用中、汪應辰等人的函商及反復修訂，在其母喪年《祭儀》終成。②《祭儀》分祭説、祭儀、祝詞三卷，體例上未分綱目，《祭儀》爲《家禮》之最早雛形，其内容亦被《家禮》所吸收，故陳淳稱其爲《家禮》的“最初本”③。
  淳熙二年至三年（1175—1176年）間《家禮》草就④，然未及完稿，即在淳熙三年三月朱熹赴婺源省墓途中失竊於僧寺。關於《家禮》成書時間，朱門高足及後學者多認爲是乾道五年（1169年）或六年（1170年），該説濫觴於李方子《紫陽年譜》，李譜全帙雖早失，但其説尚留存於他人序跋及札記中，如楊復《家禮附録》引：“李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⑤真德秀《西山讀書記》：“李方子爲《文公年譜》，今剟其要附此……（乾道）六年，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①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外集》中所録此段與真德秀《讀書記》全同②，而《言行録》是采“李方子撰行實”編成，故《讀書記》及《言行録》所載即李氏《紫陽年譜》原貌。筆者以爲，李果齋言乾道五年或六年，是朱子始作《家禮》的時間，而不是其完成時間。朱門後學方大琮、李性傳由於“對李方子的文字有誤讀，没有考慮到李氏所言的時間跨度問題”③，故謬記爲《家禮》成稿時間。後世編纂的朱子諸年譜，如明汪仲魯本、葉公回本、李默本，清洪璟本等，皆云“乾道六年《家禮》成”，其臆斷訛誤因同上述。
  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子卒於建陽縣考亭寓所，同年十一月歸葬於建陽西北唐石里（今福建省南平市黄坑鎮）大林谷九頂峰下，會葬者近千人，與葬士子將所録《家禮》副本攜來交給朱熹季子朱在，《家禮》終在遺失25年後始得歸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