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讨论《诸儒鸣道集》一书中所收录的《濂溪通书》时，陈来师曾经提到，朱子在编订《太极通书》一书的过程中，先是据此前流行的版本，把《图》和《说》附于《通书》之后，是为“长沙本”，后又据潘的“墓志铭”而“置图篇端”，是为“建安本”，陈来师认为：
  但是朱熹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比朱熹更早一些的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说，《通书》一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所传本是也……逮卜居九江，得九江本于共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这就是说《通书》的程门传本有太极图，而九江周敦颐家藏旧本则没有。换言之，《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按照祁氏的说法，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祁氏仅及太极图当系简言之。今《鸣道集》本亦无太极图，因此，如果可以断定鸣道集本早于朱子定本，那就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①
  陈来师的这段话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图》与《说》之早期关系的又一种思路。为了充分了解“九江本”，我们不妨再完整地看一下《又·延平本》②这段文字：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田按：清刻本《周子全书》误为“核”字）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然亦互有得失。其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其十四条，义可两通，当并存之；如《诚几德》章云：“理曰礼”（理，一作履）；《慎动》章云：“邪动”（一作动邪）、“化章”（一作顺化）；《爱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苟字）、“学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无此四字）、“曰不善”（此下一有“否”字）；《乐》章云“优柔平中”（平，一作乎）、“轻生败伦”（伦，一作常）；《圣学章》云：“请闻焉”（闻，一作问）；《颜子章》云：“独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齐”（齐，一作济、一作消）；《过》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即过焉”（即，一作则）。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而下误多一生字）；《诚》章云：“诚斯立焉”（立误作生）；《家人暌复无妄》章云：“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
  （心，误作以）凡十九条。今附见于此，学者得以考焉。①
  从这则文献可知，“鸣道本”《濂溪通书》的底本，肯定不会是“九江本”，也与朱子自己所整理的“长沙本”、“建安本”和“南康本”《通书》均有不同。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濂溪通书》明显不同于“九江本”。如上文中提道：“其（此处指建安本）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云云。同时，《濂溪通书》的《理性命》章正作“柔如之”，而《师友》章自“道义”以下也没有分章，这是其不同于“九江本”之处。再如：为朱子所指出的“九江本”的三条错误，都没有出现在《濂溪通书》中。
  第二，《濂溪通书》亦不同于“长沙本”。朱子提道：“‘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于书之大义虽若无所害，然要非先生之旧，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晓者”②，以此为准，《濂溪通书》与“长沙本”的差距甚大，因此也与胡宏所编订的《通书》不同。当然，“长沙本”在末尾收录有《图》和《说》，这也是其与《语录》的不同之处。事实上，多数学者认为，《诸儒鸣道集》的刊刻时间当在1168年朱子刊刻《程氏遗书》之前，而《濂溪通书》所采用的底本更要在此之前，自然要早于朱子编订的“长沙本”（刊刻于1169年之前）。
  第三，《濂溪通书》与“建安本”也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知道，“建安本”起手即收录有《图》和《书》，此外，朱子亦提道：“建安本……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篇”③云云，《濂溪通书》同样也没有收入朱子整理的《事状》。这是“建安本”与《濂溪通书》的显著不同。不过，在上文中提到的十九条“建安本”不同于“九江本”之处，《濂溪通书》与“建安本”完全一致（这十九条也应该与“长沙本”一致，因为“长沙本”与“建安本”在这些地方应该没有差别），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也说明，《濂溪通书》实际上与“建安本”的四十章《通书》部分是高度一致的。只不过，《濂溪通书》既无《图》也无《书》而已。
  第四，《濂溪通书》亦不同于“南康本”。显然，二者无论是在卷数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再者，“南康本”刻印于1179年，恐怕此时《诸儒鸣道集》早已经刊刻多年了。
  资料显示，朱子似乎对于《濂溪通书》的底本也是熟悉的：如《濂溪通书》《理性命》章云：“厥彰厥微，匪虚（后有双行夹注：一作灵）弗莹。”与之相对，朱子在《朱子语类》中提道：“别一本‘灵’作‘虚’，义短（万正淳录，当在朱子晚年）”①，而《濂溪通书》正在朱子所说的“别一本”之列。②我们知道，在朱子编订“长沙本”之前，社会上即流行着诸如“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等多种《通书》版本，《濂溪通书》当为其中之一。而《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选择刊刻《濂溪通书》，既可能意味着其与程门的关系较为疏远（因此才不选在当时较为流行的程门各传本），也可能意味着朱子所整理的“最为完善”的“长沙本”《通书》尚未面世（至少是他们还没有见到）。但是，《濂溪通书》由于未经过朱子的整理，因此在保留宋代的原始材料上显得更为弥足珍贵。
  总之，引入对“鸣道本”《濂溪通书》和“九江本”《通书》的分析表明，在朱子编订《太极通书》之前，未收录《图》的《通书》版本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而且它也可能更接近周敦颐著作的本来面目。我们在讨论《图》与《说》的关系时，更不能无条件地把二者视为一体的关系，而是应该正视《图》与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

②《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52页。 ③《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八，第186页。 ④《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53页。 ①《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52页。 ②《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第1341页。 ①《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第1901页。 ①《周敦颐集·通书后跋》，第4页。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1页。 ②束景南先生给这段文字起名为《跋延平本太极通书》。 ①《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第115页。 ②《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28页。 ③同上书，第3653页。 ①《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