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关于刘安世以及“鸣道本”《元城先生语》三卷的情况，台湾的邱佳慧博士在其硕士论文《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②中都有详尽的说明。据《元城先生语录序》①介绍，《元城先生语录》编订于绍兴五年②（1135年）正月。邱文提到：“《元城语录》目前所见者有三，分别为上海图书馆所藏《诸儒鸣道集》中《元城语录》；《丛书集成新编》收马永卿辑、王崇庆注解、崔铣编行录与钱培名补脱文的《元城语录解》；以及《四库全书》的版本”。③经查，《元城语录解》同时也被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中，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④该书的整理者注明，其所参考的版本有惜阴轩丛书本、小万卷楼丛书本和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元城先生语录》所据的底本是惜阴轩丛书本，此外又根据小万卷楼丛书本补充了脱文。
  “鸣道本”《元城先生语》与《元城语录解》比较，最明显的不同是未收录见于后者的张九成作于绍兴六年（1136年）的序（应该是节本）。邱文即据此判断：“可见《元城语录》一书语此时（田按，此处“此时”所指不详）分了至少两条路线流传，其一为王崇庆注解本，较广为人知的版本；其二是《诸儒鸣道集》所收的版本，亦应是马永卿所著作的原本”。⑤邱这个判断还缺乏足够证据的支持，因为注解本究竟出现于何时，这目前还是个疑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诸儒鸣道集》刊刻之际，社会上应该有带有张九成序的另一个版本的《元城语录》在流行。这也从侧面说明，《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张九成的关系并不十分亲密，否则他们在编刻《诸儒鸣道集》时，完全应该选择收录此序言之版本的《元城先生语》。
  再者，“鸣道本”《元城先生语》与《元城语录解》相比，更为完整、精确。二者“时有一二字不同”，但《元城语录解》脱《元城先生语》中的第二十一条（“先生一日仆闲言语”条⑥）约数百字，便是明证。

②邱佳慧：《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 ①《诸儒鸣道集》，第1053页。 ②邱文误为“绍圣五年”，见《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第32页。 ③《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第33页。 ④钱培名补脱文；崔铣编行录、王崇庆解、马永卿辑：《元城语录解附行录解脱文》，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⑤《道学运动中的刘安世》，第37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四十九，第1080—10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