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朱熹生活的南宋时代，记录事件与时代的文章技艺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本文将从朱熹自己的文章以及同时代其他人的记录出发，一窥朱熹的生平。
  互助网络的守护——朱熹的父亲朱松写给岳父的书简所见
  以下是由朱熹的父亲朱松写给其妻子祝氏的父亲，即朱松的岳父、朱熹外祖父祝确的信件，写作时间为南宋建炎四年（1130）。
  朱松的本籍是徽州婺源县万年乡松严里，即现在江西省东北部的婺源县。朱松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出生于松严里，政和八年（1118）就任福建路建州政和县（福建省北部政和县）的县尉。数年后，北宋的首都开封城遭到金军的包围，很快北宋便灭亡了，太上皇徽宗、皇帝钦宗以下包括皇太子、后妃等人，连同宫中的财宝等，都被虏去了北方。靖康二年（1127）四月到五月初一日，徽宗的第九子康王即皇帝位，再兴宋国，改年号为“建炎”。此时，朱松31岁。北宋灭亡南宋再兴，而在金军的猛攻下，赵构麾下的诸军团中依然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在朱松写作该信的前一年，即建炎三年（1129）三月，有一部分军团发动了武装政变，迫使高宗不得不暂时退位。该年四月，高宗复位。但就在十月份，金军越过扬子江，打到了临安府（现在的杭州市）、越州（现在的绍兴市）与明州（现在的宁波市），并于建炎四年一月十六日占领了明州，高宗在间不容发的情况下逃往海上。这一书信便很好地传达了南宋初期的此种混乱状况。此时，朱松34岁。
  收信人祝确是徽州歙县人，为当地名门。朱熹的母亲祝氏便是其女，生于元符三年（1100）七月。政和七年（1117），祝氏18岁时嫁给了当时21岁的朱松。朱松写作这一书信时，祝氏31岁。祝氏虽然生育了三个男孩，但前两个都在幼时夭折，只有最小的朱熹长大成人。
  松奉娘子幸安。小五娘（朱熹的母亲祝氏的小名）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午时免娠，生男子，幸皆安乐。
  自去年十二月初在建州权职官，闻有虏骑（金军）自江西入邵武者，遂弃所摄，携家上政和，寓垄寺（未详）。五月初间，龚仪（即官仪）叛兵（原知济州府，即济州府知事官仪的副将杨勍所帅叛军）烧处州，入龙泉，（由于叛军可能会沿路来袭政和县，因此）买舟仓皇携家下南剑，入尤溪，而某自以单车下福唐见（福州知事，兼福建路安抚使）程帅（程迈。帅是指安抚使。朱松的母亲程氏，程迈可能是母
  亲一方的姻戚）。
  在福唐，闻贼兵破松溪隘（进入政和方面），骎骎东下（原文为东下，按地图方位似应为西下），已入建州，攻南剑甚急。（由于留在尤溪县家人有危险）又匆匆自间道还尤溪。
  六月十四日（1130年7月2日）早到县，而贼兵已在十数里（六七千米）外矣。幸二舍弟（朱松的弟弟朱柽与朱槔）已搬家深遁，是日即刻与县官（县的长官刘正）同走至家间所遁处。贼在延平（南剑州剑浦县）为官军所破，猖狂自山路欲遁下漳泉，至此非其本心也。过县更不驻，不甚害人，亦不纵火。家中上下幸皆无恙，而随行及留寓舍中衣服文字之类，皆无所损失，比他人尤幸也。
  七月间方还县，而瓯宁土寇范汝为者出没建、剑之间，其众数千，官军遇之辄溃。诸司不免请官诏安，已还状受犒设，将散其众。无何，大兵自会稽（越州，现在的绍兴市，高宗当时驻跸于此）来，（无视慰抚的成局）必欲进讨。昨日方报，大兵冒昧入贼巢，丧失数千人，贼势又震。
  大略自今夏以来，未尝有一枕之安。此怀如何！
  （《朱文公续集》卷八，《韦斋与祝公书跋》）
  根据朱松这一信件，妻子祝氏于建炎四年七月回到尤溪县的亲戚家中，在当地生下朱熹。期间，朱松一家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在福建的山间地带逃难，最终回到了尤溪县。不过抵达之后，又遇到了附近土寇出没的情况。正是在这前途未卜的不安日子中，朱熹出生了。
  图2朱熹出生地图。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绘制
  这封信充分展现了朱熹所出生的那个困难时代。不过同时，大概也可以看出在此危机中，还存在着鼓舞人心并支持着整个家族的互助网络。正是这个网络在金军、叛兵、土寇的来袭之中，支撑着到处逃难的朱松一家的生活。据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中的考证，朱熹出生的地点是尤溪县县令郑德与之父郑安道的南溪别墅。据说朱松尊郑德与为老师，对其很是敬爱。正因为有这一交游的缘分，所以才来此投靠。朱熹正是在这一互助网络的守护下诞生的。
  母子家庭中的长男——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见
  朱松最初的任职地是福建路的政和县。此后，其家庭的生活地也始终在福建路。绍兴十三年三月廿四日（1143年4月10日），朱松去世，地点在建州城南的寓舍。去世时，朱松为47岁。当时朱熹虚岁14岁，实际年龄则是12岁零五个多月。以朱松为家长的这个家庭，原本就是离开了父祖所在地而寄身于任职地的小家庭。此时，由于父亲朱松的去世，小家庭更是陷入了失去依靠的境地。
  不过，此时也还有坚强的互助网络，支撑着这个母子家庭以及朱熹的生活。朱松在临死前嘱咐朱熹，要他在平日里师事自己所敬畏的三位友人，这三人便是胡宪（籍溪先生）、刘勉之（白水先生）与刘子翚（屏山先生），都住在建州崇安县。而且朱松
  还亲自给这三位先生写信，将朱熹托付给他们。对于小家庭的未来，朱松同样也将其托付给在崇安县居住的刘子翚的兄长刘子羽。
  刘子羽是刘韐的嗣子，与朱松同年出生。靖康元年（1126），当金军迫近开封时，刘韐时任京城四壁守御使（即首都防备司令官），随后作为讲和使节的一员前往金营，拒绝了金国希望他留下来做高官的劝诱，最终自缢殉国。在南宋初期，刘子羽曾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四川、陕西方面总司令官）张浚的幕僚，在南宋国对金国西部战线的确定和维持之中发挥作用，其后就任沿江安抚使、知镇江府等重要职位，最后因为违逆了宰相秦桧，回到崇安地方。
  与朱熹晚年有所重叠的罗大经，在其《鹤林玉露》中记载了朱松死后朱熹一家的生计状况。
  初，文公之父韦斋疾革，手自为书，以家事属少傅。韦斋殁，文公年十四，少傅为筑室于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书与白水刘致中云：“于绯溪得屋五间，器用完备，又于七仓前得地，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视卓夫人犹母云。
  自父亲去世到参加科举为止的四年多时间中，朱熹跟随三位老师发奋学业。而且在刘子翚的门下，还与临济宗的名僧大慧宗杲的弟子道谦禅师等人交往，开始亲近佛教和道教。不过因为是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历史地图集》（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在远离父祖之地的崇安县侍奉母亲，且在当地的望族刘氏庇护下生活，朱熹心里似乎也感到些许痛苦，所以才有向叔父朱槔诉说苦衷的信件。
  绍兴十七年（1147）秋，朱熹通过了科举的第一阶段“州试”，身边突然就热闹了起来。翌年春天，朱熹迎娶了刘勉之的长女刘清四，为参加第二阶段的省试而前往临安府。该年四月份，朱熹通过了最终的“殿试”考试，获得了“同进士出身”的资格。
  获得科举的下等席位——《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所见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是朱熹所参加的绍兴十八年（1148）殿试的记录。在此介绍其中涉及朱熹的部分。下面是束景南的《朱熹年谱长编》中认为可信度最高的文本。
  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偏侍下（双亲只有一方在世），第五二（排行）。兄弟五人。一举（第一次参加科举即合格）。娶刘氏。曾祖绚，故（已经去世），不仕。祖森，故，赠承事郎（文官的一种官位，正八品）。父松，故，任左承议郎（从七品）。福建（路）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自为户。
  在户籍的部分，“群玉乡三桂里”是采用了妻子刘氏的老家
  籍贯。有“自为户”一句，说明这时登记为朱姓一家的户主便是19岁的朱熹自己。
  类似的个人记录在《同年小录》中一共有331条。在超过40岁人的记录中，确实大量出现“自为户”的记载，但是在更小的年龄段中则很少出现。从年龄来看，19岁的朱熹，是年纪最小的“户主”。其后是23岁合格者，共有9例，其中有1例是“自为户”。24岁合格者12例，其中有3例“自为户”。26岁合格者19例，其中有4例“自为户”…，…其后大体类似。在这个年龄段，绝大部分的例子是“父”或者“祖（祖父）”为户主。也可以看到已死的“曾祖”，或者上溯四代的“高祖”“高伯祖”为户主的情况，甚至也有以“弟”为户主的，这恐怕是为了免除徭役负担而登记为“官户”的例子。可以说，朱熹在19岁时就成为户主，这是一个稍稍值得注意的事情。
  在这次“殿试”的合格者中，由上往下数，第一甲有10名，第二甲有19名，第三甲有37名，第四甲有122名，第五甲有142名。朱熹的位次是330名进士中的第278位。不过从尚属弱冠的30名合格者来看，17岁1名（这是最年少的合格者），18岁有4名，19岁有5名，20岁有7名……另外在30岁左右第一次参加科举就合格的人占大多数，而超过这一年龄后，则在第二次、第三次时候才合格的例子便增加了。参加科举次数最多的是一位45岁的文人，在第七次科举才合格。而最高龄的文人是64岁，第一次参加科举便合格。合格者最多的年龄是26岁，有19名，其次是48岁，有18名。
  虽然与朱熹关系不大，但在这一记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与皇家即与赵氏相关的合格者总计有16名，特别是第四甲的末尾，成排地出现9名第一次科举就合格的赵氏士子。这一点相当不自然。这一记录大概如实地传达了当时科举考试的实情，即相当恣意地安排排名。
  无论如何，在五月二十七日，排位第一名的王佐被授予“左承事郎（正八品）”的官位与“签署平江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的职位，第二名的董德元，则被授予“左承事郎”的官位与“签署镇南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的职位（《宋会要辑稿》107册）。不过在这二人以外，没有其他类似记载。像朱熹这一层次“同进士出身”的合格者，并没有被立刻授予官位和职位。
  民间活力的发现与实现——《社仓记》所见
  “同进士出身”这一层次的科举合格者们，必须要再次接受被称为“铨试”的考试，才能获得实际的官职。绍兴二十一年（1151）三月，朱熹前往临安府参加铨试并合格，被授予左迪功郎（从九品）的官位，并被任命为福建路泉州同安县的下一任“主簿”（为在县中负责治安事务的“尉”服务，负责出纳等文书的职务）。绍兴二十三年七月，朱熹抵达同安县，从前任方士端那里接下了职位，同时也兼主县学。朱熹的官场生涯便从此开始。
  不过，自绍兴二十一年朱熹就任官职始，到庆元五年（1199）
  引退为止，若通观满打满算这四十九年间，朱熹担任实职的时间其实只有如下几个阶段。
  通算起来，担任实职的时间还不足九年。在其他时间里，朱熹是担任所谓“祠禄”（道教寺院的管理职，只是名目上的职位，虽然有职禄，但实际上允许安居在家，并不赴任），在崇安县附近家居，专心于学问与教育。不过虽说时间很短，但在职期间，他都全心致力于当地的民政事业，取得了相当的治绩。他也热心地努力实施改革政策，却因遭到反对派的阻拦而惨遭失败。朱熹正是将其于实际的民政现场所获的经验作为宝贵的思考材料，加深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洞察。
  而且在家居期内，朱熹也并非完全不从事公共的活动。毋宁说，在朱熹的意识中，在家乡所从事的学问与教育，也都是与天地万物之命运相关的公共的活动。而且，所谓与天地万物之命运相关，绝不意味着对于高远的哲理的追求。简单说来，这也涉及公共实践课题的活动，即应该如何做才能振兴自身所处的当下的地域社会。
  朱熹在这一时期感受到的社会气息，可以说是朱熹思想的关键处，即在自身所处的现实中看到了理想之芽。但朱熹自身明确意识到这一气息的时间，据推测大概是在他39岁那年，即乾道四年（1168）到五年之间。朱熹自身大概是通过在家乡崇安县创设“社仓”的活动，才意识到了此点。
  在此，作者依据朱熹自身记录的文献来介绍“社仓”创设的过程。这一文献便是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刊行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晦庵”是朱熹所建草堂的名称。“文”是谥号。据此，朱熹被称为“晦庵先生”“文公”）卷七七中所收的题为《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的文章。文章的写作日期是淳熙元年（1174），当时朱熹为45岁。但在被推定为淳熙十六年（1189），于朱熹生前刊行的《晦庵先生文集》“后集”卷七中收录了同一文章，题为《社仓记》。在此主要是以后者，即《晦庵先生文集》中的《社仓记》为依据来进行分析。“建宁府”旧为“建州”，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由“州”升格为“府”。而且，所谓“社仓”的“社”便是土地神，是其“庙”，也是其“祭”，而且也可谓是据“庙”“祭”所结成的在地共同体“村”和“里”。“仓”便是
  谷物的仓库。
  乾道戊子（乾道四年，1168），春夏之交，建人大饥，予居崇安之开耀乡，知县事诸葛侯廷瑞以书来属予及其乡之耆艾左朝奉郎刘侯如愚，曰：民饥矣，盍为劝豪民发藏粟（粟是谷物的总称），下其直以振之。刘侯与予奉书从事，里人方幸以不饥。俄而盗发浦城，距境不二十里，（担心其中一队是否会来崇安县）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刘侯与予忧之不知所出，则以书请于县、于府。时敷文阁待制信安徐公嚞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约42立方米）溯溪以来。刘侯与予率乡人行四十里，受之黄亭步下。归，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无饥乱以死，无不悦喜欢呼，声动旁邑。
  于是浦城之盗无复随和而束手就擒矣。
  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阁东阳王公淮继之。
  是冬有年，民愿以粟偿官贮。里中民家将辇载以归有司，而王公曰：“岁有凶穰，不可前料，后或艰食，得无复有前日之劳？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
  刘侯与予既奉教，及明年复又请于府曰：“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新陈未接，虽乐岁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愿自今以来，岁一敛散，既以纡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侥幸、广储蓄，即不欲者勿强。岁或不幸小饥则弛半息，大侵则尽蠲之，于以惠活鳏寡，塞祸乱原，甚大惠也，请著为例。”王公
  报皆施行如章。
  既而王公又去，（乾道九年五月）直龙图阁仪真沈公度继之。刘侯与予又请曰：“粟分贮民家，于守视出纳不便，请仿古法，为社仓以储之，不过出捐一岁之息，宜可办。”沈公从之，且命以钱六万助其役。
  就这样，以三栋仓库为中心，拥有运营与管理的设施以及门与墙壁的“社仓”，于乾道七年（1171）五月起工，并于八月竣工。
  这座社仓的特色在于，这是地方社会为了本地的生计而营建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民间”的经营设施。对于当时由“官”来设置和运营的同类谷物仓库，即以保全地方社会的生计为目的的设施（常平仓和义仓），朱熹认为它们“尚有古法之遗意”（对于常平仓与义仓，将在下一章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他说道：
  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
  朱熹所说的，正是“官”主持的公共事业经常陷入的困境。朱熹指出，对于公共事业的公共性的损害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经营者将事业私有化，其二是为了防止前一弊端，又太过苛细严格地规定经营规则，导致经营者忘记事业本来的目的，使其无法发挥有效性。
  同样面对这两个问题，由生计艰难的里社之人发起的这项公共事业（即社仓），为何能够成功呢？朱熹继续说道：
  今幸数公（即建宁府的知事徐嚞、王淮、沈度等）相继，其爱民虑远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数年之间，左提右挈，上说下教，遂能为乡闾立此无穷之计。
  此处的“又皆不鄙吾人以为不足任”一句，表明朱熹不拘于自己是在官籍的身份，将自己不看作“官”而是看作“里社之人”。
  据写于庆元元年（1195）三月的“常州宜兴县社仓记”（《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崇安县五夫里的社仓，自创设以来接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一直经营顺利。一开始的六百斛储谷到此时已经增至五千斛，“而岁敛散之里中，遂无凶年”。
  五夫里的社仓，可以看作是设置在里社中，并由里社之人经营的谷物融资合作社，是作为保全里社生计的互助合作社而发展起来的。融资合作社得以成立，并坚实发展起来的关键，即在于作为初始谷本的谷物拥有能够循环更新的原动力（即作为动力源的心脏）。这涉及朱熹在乾道四年的冬季所遇到的“是冬有年，民愿以粟偿官贮，里中民家将辇载以归有司”的事件。
  从前后文脉来看，“民”商量要将收获的谷物自行运往有司进行偿还，在这一时刻，很可能朱熹与刘如愚也在场，可以推测是由朱熹和刘如愚随后将这一商量结果通知了官府。可以看到，
  此时的朱熹诸人看到了在“民”之中有主体性伦理感情的发动，即“民”并非将眼下由官府所下发的谷物看作“惠”，而是将其看作“贷”，因此将偿还债务作为当然的义务，决定将谷物运往有司。
  朱熹诸人在此见到了“民间”这一种新的活力、新的活动主体的可能性。原本由“官”所收揽、所垄断的“公共”事业，变为由“民间”这种新的活动主体来承担施行。在此基础上，“社仓”的构想方能成立。
  颇具意味的是，所谓朱熹思想的“确立定论”，即在朱熹的思想历程中最重要的思想转变，正是在“社仓”构想即将成型的乾道五年（1169）春天发生的。在这个“确立定论”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在此之前，朱熹是将“心”看作“动”（外向的活动状态）的场所，将“性”看作“静”（内向的沉静状态）的场所加以区分，而且将“性”看作是一切活动在发动之前的领域。因此，性是闭锁的，既不能产生认识，也不能进行修养，可以被认为是无从介入的圣域。对此，朱熹在乾道五年的春天进行了反省，认为动与静都是“心”根据“性”（活动的程序）而更替产生的两种“心”的状态。动与静之间不断地往返摆动的“动”（即变化），正是“心”的实相，而保持这一“变化”之规则性的恰恰是“性”。由此可以看到，生生不息变化流行的正是“心”的，也即是“天地万物”的实相。而与他者断绝开来，闭锁在绝对的“静”之中的圣域的存在则被消解掉了。
  这一转换，与从官方管理之下藏而不用的“常平仓”“义仓”转变为不断循环更新的“社仓”的轨道是一致的，也与将谷物从纳入私有的不动资产，转变为在地域社会的生计活动中不断运动的流动资产的变化相一致，即是从以“物权（所有权）”为基础的静的支配秩序之世界图景转变为以“债权、债务”作为基础的动的信用秩序的世界图景。
  这一由“物权”向“债权、债务”的转变，由支配秩序向信用秩序的转变，正是将“社仓”构想变为可能的朱熹所处时代的趋势。对于在朱熹的时代中发生的这一基础性转变，将在次章中进行论述。
  韩侂胄揶揄朱熹——《四朝见闻录》所见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南宋第一代皇帝高宗将帝位让给了孝宗，退居德寿宫。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崩于德寿宫。两年后的淳熙十六年，孝宗将帝位让与光宗，退居重华宫。
  不过，光宗很快便陷入了可谓是“心身疾病”的不健康状态。皇后李氏在光宗外出时，将光宗的宠妃黄氏杀害。光宗回宫后得知此事，引起精神症发作。听闻这一消息而赶来的父亲孝宗对光宗进行斥责，更让光宗陷入雪上加霜的悲惨境遇。大概因此形成了精神创伤，光宗懈怠了对父亲孝宗的问候请安。
  光宗的不孝行为，带来了朝廷与京城的不安与动荡。孝宗崩
  于绍熙五年（1194）六月九日的夜半。此前，光宗甚至都没有去探望过病床上的孝宗，这导致朝廷内外都陷入人心恐慌的状态。即使收到孝宗驾崩的消息，光宗依旧躲在内宫深处没有出御。随着时间的流逝，先帝葬礼无人主持的问题愈发严重。七月三日，当时的政府首班、左丞相留正从朝廷出走。五日，在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周旋下，经由太皇太后（高宗的皇后）即宪圣太后吴氏主持的形式，执行了由光宗向皇子嘉王让位的“内禅”仪式。这便是宁宗。
  这一“内禅”是以赵汝愚为中心的群臣将宪圣太后推出来发动的，甚至可以称为军事政变。赵汝愚在请求宪圣太后出御以收拾事态时，担当联系工作的便是太后妹妹的儿子，即外甥韩侂胄。
  更新后的朝廷最初施行的，即新朝向内外宣示姿态的第一件人事安排，便是将时任潭州知事的朱熹召回朝廷，任命为侍讲担当皇帝的教育工作，承担进讲）。由于不允许推辞，绍熙五年十月十日（1194年10月25日），朱熹拜受了这一份任命自己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的命令。不过到了闰十月二十一日（12月5日），朱熹在接到宁宗所发“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的御旨后，便立刻离任了。
  在这40余日的任职侍讲期间，朱熹在帝前进讲了《大学》，进言要正皇家、朝廷的纪纲，排除“左右近习”对于政治的参与，结果触犯了身为“近习”，并刚刚开始在朝廷大张权势的韩侂胄等人的忌讳。当时的逸事中有如下记载。此处首先介绍叶绍翁的
  《四朝闻见录》，其中将朱熹称作“文公”。
  文公居顷，韩（侂胄）讽伶优以木刻公像，为峨冠大袖，于上前戏笑，以荧惑上听。公犹留身讲筵，乞再施行前奏，则予郡之批，已径从中出。然韩犹以公当世重望，美其职名，而优以大藩。
  当朱熹要被解除侍讲之职时，楼钥也曾经努力阻止此事。他也记载了与此事相关的另一件事，即在当时同样希望挽留朱熹的孙逢吉的逸事。
  待制朱公熹之去，公（孙逢吉）力救之。……。一日，会食部中（孙逢吉时为吏部侍郎）。或报王喜除閤门祗候。公曰：此乃优伶（演员），尝于内廷效朱侍讲容止。以儒为戏者，岂可以污清选。当抗疏力争，否则于经筵（进讲之席）论之（孙逢吉兼任仕讲）。有飞语上闻，五月内，批与郡。而王喜之命亦寝。（《攻愧集》卷九六）
  其中，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权臣韩侂胄眼中，朱熹这一人物是怎样的形象。与此同时，在这一逸事中，大概也可以窥见当时朝廷内的氛围。在硬派的官员与软派近习互争不让的暗流中，人们在国家这一组织中对于如何生存有着不同的感觉。这一不同，便在于到底是将国家与朝廷理解为个人性集团并据此行动，还是将
  其理解为公共机关而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在朱熹所生活的时代，这一对立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次章将对此点进行详述。
  庆元年间，朝廷不断将朱熹诸人的活动贴上“伪学”标签进行弹劾。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指名弹劾了朱熹与其最信赖的学友蔡元定。对朱熹的处分是剥夺“秘阁修撰”的职名，罢免“提举南京鸿庆宫”的祠禄。对蔡元定的处分则是道州编管（即到位于现在湖南省最南部的道州接受编管）。翌年的庆元三年八月，蔡元定死于道州。下面要介绍的《梦奠记》的作者蔡沈，便是这位蔡元定的长子。
  死前留下的言语——《梦奠记》所见
  朱熹去世的时间是宁宗庆元六年三月九日午刻，即1200年4月23日上午11时多，地点在建宁府建阳县的居宅“考亭”。他是在所谓“庆元伪学之禁”的氛围下死去的。
  在这一时期朱熹所写的书信中，不时会出现类似于“此是伪学见识，不审明者以为如何”（答刘君房二，《朱文公文集》卷六十）这种可以理解为自嘲也可以理解为挑战式的嘲讽口吻。在此介绍的《梦奠记》中记载的朱熹的言语中，也有此种嘲讽的口吻出现。在这一时期，朱熹身旁总笼罩着某种阴云。不过，穿透这种像自嘲一样的阴云而迸发出来的、立于时代之中的朱熹之气概，更是难以被遮蔽的。
  庆元庚申（六年，1200）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简附叶味道（贺孙）来约沈（作者蔡沈自称）下考亭，当晚即与味道至先生侍下。
  ……
  五日庚申，先生在楼下，脏腑微利。邑宰（建阳县长官。当获得中央官员[称为京官、朝官]资格的人担任地方长官时，称为“知县[事]”。没有获得中央官员资格的人称为“县令”。“知”是掌管，“事”是职事[しごと]。）张揆来见，有馈。先生却之，谓：“知县若宽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揆籍时相之势，凶焰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说《西铭》（北宋四先生之一张载的著名文章），又言：“为学之要，惟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日久，心与理（天地、万物所共有的活动程序）一，自然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矣。”
  初六日辛酉，改《大学》（《大学章句》）“诚意”章，令詹淳誊写，又改数字。又修《楚辞》（《楚辞集注》）一段。午后大泻，随入宅室，自是不复能出楼下书院矣。
  初七日壬戌，先生脏腑甚锐，文之（朱熹的次男）自五夫归。
  初八日癸亥，精舍（竹林精舍。建于居宅“考亭”之东，为前来向朱熹求学的人所住的宿舍）诸生来问病，先生起坐曰：“（从事伪学的我之身）误诸生远来，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坚苦工夫，须牢固着脚力，方有进步处。”时在坐者林子武夔孙、陈器之埴、叶味道贺孙、徐居父宇、方伯起、刘择之成道、赵惟夫、范益之元裕及沈。先生顾沈曰：“某与先丈（蔡沈的父亲蔡元定）病势一般，决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病两月余，先生方苦脏腑。然老人体
  气易虚，不可不急治之。盖先生病实与先人相似：上极热，挥扇不辍；下极冷，泄泻不止。先人亦初因痁结，服神功丸，致动脏腑。春陵病革时，常作先生书，及此故也。”诸生退，先生作范伯崇念德书，托写《礼书》，且为冢孙择配。又作黄直卿干书，令收《礼书》（后称为《仪礼经传通释》的原稿）底本补葺成之。又作敬之（朱熹的三男）在书，令早归收拾文字，且叹息言：“许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见也。”夜分，命沈检《巢氏病源》。刘择之云：“待制（用朱熹此前的官职称呼他）脉绝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晓。”
  初九日甲子五更（午前三点至五点），命沈至卧内。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言而不言者久之。医士诸葛德裕来，令无语，用治命（病重之前，身体尚康健时候的命令）。移寝中堂（进入丧礼的第一阶段）。平明，精舍诸生复来问病。味道云：“先生万一不讳，礼数用《书仪》（司马光所撰家礼）何如？”先生摇首。益之云：“用《仪礼》何如？”先生复摇首。沈曰：“《仪礼》《书仪》参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笔写，示左右以手版托纸进。先生执笔如平时，然力不能运。少顷，置笔就枕，手误触巾，目沈正之。诸生退，沈坐首边，益之坐足边。先生上下其视，瞳犹炯然，徐徐开合，气息渐微而逝，午初刻（上午十一时多）也。
  其中记载“初五日”朱熹言语的原文是：为学之要，惟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日久，心与理一，自然所发皆无私
  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矣。
  这一段话，明白地表达了朱熹用尽自己的一生所追求的、理解人与世界的哲学图景。详细论述可见本书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