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现在还没有以“朱子”为标题的书籍。不过“老子”和“孙子”，既能用来称呼人，又能作为因该人所成书籍的标题，若以此为准的话，似乎也可以设想一本以“朱子”命名的书籍。
  说起来，朱子的“子”字，与“老子”“孔子”等的“子”字一样，都是对于男子的尊称，可以翻译为“老师”或者“尊师”。它指的是后辈学者从景仰之心中生发出来的敬意。这些私淑前人的后辈学者对于该人所留下来的杰出教诲，以及对传达这一教诲的精彩文辞都抱有崇敬之情。由此，与“老子”“孙子”等称呼类似，当后辈学者叫出“朱子”这一称呼时，原本也意指由朱子而来的那些精彩文辞的总体。
  在这种敬仰之情中，“朱子”一词，也与“孔子”或者“老子”一样，成为后辈学者思考的规范、判断的基础，以及行动的标准，可谓创造了一个时代。
  因此，经常说到的朱子学，是指那些敬仰朱子的后辈学者以朱子留下的文本为基础，所进行的思考、判断与行动的事业。也就是说，这是敬仰朱子的后辈学者所从事的学问，而不是生活在
  南宋时代的朱熹（姓朱，讳熹）本人所从事的“学问”。朱熹本人其实并不是朱子学学者。
  “朱子”这一称呼一直包含一种价值评价，即意味着由朱子而来的文本已经被当成了卓越的古典。在过去确实如此，不过在日本明治之后的知识潮流中，近代之前受到尊敬的权威（特别是中国的权威）成了被批判、被克服的对象。受此影响，“朱子”这一称呼也被剥夺了卓越的古典光环。现在，“朱子学”这一用语，毋宁说已经转变成了对于坏的意识形态的一般称呼。于是，便出现了如下的问题：“在当今日本，朱子是否仍是需要阅读的古典呢？”
  一般能听到的是如下观点：简单来说，“朱子”的言语和思想，是在封建身份秩序的漫长岁月中，用以增强秩序再生产的意识形态。更直白点儿，它是近代“自由”出现之前的、必须被克服的封建思想，是没有人类世界现实基础的“形而上学”的“空论”，是利用非现实的大义名分来驱使国家走向灭亡，并且阻碍东亚文化圈中科学知识发展的意识形态。
  以上的观点，是在综合了丸山真男以及司马辽太郎两人关于“朱子学”言论之后的表述。（参见丸山真男著、松泽弘阳编《福泽谕吉的哲学》，岩波文库；司马辽太郎《这个国家的形态》（三），文艺春秋。）
  若依据这一批判，则“朱子”仅仅是“负面遗产”而已，根本不值得称为“古典”。在当代日本，丸山真男所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被称作划时代的名著，而司马辽太郎也被宣传为国民作家和思想家。那么，可以认为以上所说的便是现在对于
  “朱子”以及“朱子学”的一般印象吧。
  在此，我想做一个区分，即“朱子”和“朱熹”的区分。在过去，作为杰出文本的“朱子”，是人们阅读和解释的对象，且在各个时代都作为“古典”发挥着中心作用。人们口中所称的“朱子学”，即是以“朱子”为基础文本而在其上构筑出来的“学问”。另一方面，“朱熹”是在南宋时代，主要生活在现今福建省北部地区的一个人物。实际上，“朱子”这一词语模糊地含有以上两方面的含义，是使两者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混合体。本书将以“朱熹”来指称历史上的实际人物，从而避免“朱子”这一词语所带来的混乱。
  在此还想到的是，丸山真男与司马辽太郎两人，大概都没有读过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中即将介绍的朱熹《社仓记》一文。他们都没能深入理解作为历史人物的朱熹之生平，也无法理解其生活的现场，亦即时代与历史交错的现场。
  本书所希望做的，并不是以朱子学的观点来阅读被尊称为“朱子”的言语和文本，而是从一个“人”的角度，从在具体时代与历史中经历了生死的“朱熹”的视角来重新理解他。在被称作朱熹的人物生平与生活的现场，在那个时代与历史交错的现场中，进而从当时现成的言语活动的现场出发，来重新理解“朱子”。
  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中，将会切合着朱熹的生平来展现他所生活的现场，以及时代的现场。在此特别希望读者能够熟读其
  图1朱熹生活时代的南宋全图。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绘制
  中翻译的[1]朱熹原文，在其后的章节中也是如此。而且，绝不能将其仅仅看作是近代之前的人所写的东西，或者是脑袋坏掉了的道学家所写的空疏“美文”。相反，这些原文其实是朱熹等人立足于当时的现实，经过严肃思考而写下来的文字。在此希望读者能够直接体会到朱熹等人敏锐的洞察力，这也是本书作者最迫切的愿望。
  在第二章中，将会指出朱熹生活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可能性。而在第三章中，将会介绍在面临这些问题与可能性的时候，是怎样的言语与思想的历史脉络影响到了朱熹的思考。
  在本书第二部分中，将会切合着对《四书集注》的文本分析，来探明存在于朱熹生活中的言语活动的现场。这一现场，同样交错着时代与历史。
  在写作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时，作者会将一直以来经由不断简单重复而形成的、对于“朱子”的传统“读法”拆解掉，同时将“朱子”这一文本重新放回到“朱熹”这样一个生命的现场、时代的现场中去理解。
  因此，本书是要将因“朱子学”或“朱子学”研究的不断重复而造成的旧“读法”进行拆解。下面，作者简单论述本书即将展开的新“读法”。
  在当代的日本，当对帮助他人的人说“你真了不起”时，被称赞的人往往会答道“哪里哪里，这是作为人的当然之事”，或者说“我只是尽了为人的职责（っとめ）”。这些难道也是为了增
  [1]本书翻译过程中，为了更加符合中国读者的习惯，引用了朱子的原文，并加上著者木下铁矢先生的解释，放在引文的括号中。——译者注
  强江户时代的封建式身份秩序，是保守的“名分”之思想的残留物吗？……因为说起来，“当然之事（当然事）”这一表述便见于朱子的文本中，而若说到“当然”一词，则更是朱子文本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在“作为人的当然之事”以及“为人的职责”这些言辞中包含的伦理感情，实际上正是朱熹哲学在后世的余音。而他用尽一生在其时代中创造出来的哲学，正是确认了人作为人有着由“天地（自然）”所赋予的责任这一点。
  朱熹的思考在当时最大的敌手，是被归于佛教的虚无主义哲学。据佛教所言，在此世活着便只有苦。说到底，人存在于这个世间本身，便没有任何意义。认为有“我”存在的想法，本身便是幻想，因此也不存在由于“我”生存于这个世间而产生的所谓责任。而伴随责任而来的不断努力，从根本上也便丧失了一切意义。所有的一切都只是遥远的梦而已。
  但是朱熹认为，以上看法绝对是错误的。他认为，在人的身上有着“生育万物（即群生）的天地（即自然）”所赋予的责任。这一责任也是被赋予“万物”的公共责任。这一责任的具体内容是指，“万物”都要在自身身心的功用（はたらき）中，彻底地实现在其生育之初便由“天地”所赋予的“明命/明德（亦即生命）”。
  将被赋予的“生命”充分地实现（活）出来的责任，可以说是由所谓“自然”所赋予的。只要人活着，便会在“自然”与“群生”面前被质问“作为人的职责”。
  这一点便是朱熹用尽一生思考而得到的结论，也是他展示给那个时代以及遗留给后世的哲学。在朱熹为《大学》《中庸》所
  做注解的起首处，出现了“理”“事”“命”“性”等关键概念。这些概念也只有在这个哲学的视角与理路之中，才能够得到恰当的理解。
  在朱熹生前，便已经出现了对其哲学文本的误读。而对后世影响特别大的，则是明代王阳明的误读。
  王阳明也是将自己的哲学建立在“朱子”的文本上。从这一点来看，“阳明学”实际上也是“朱子学”。在朱子学中有一个基本讲法——“格物致知”，对于其中“格物”的“物”，王阳明依据自身的理解，将朱子的本意理解为“外物”，并在这一基础上批判朱子，认为朱子将“物”理解为“外物”是错误的。“格物致知”是从“四书”之首的《大学》中摘引出的词句，而在朱熹的《大学》注解中，对于“格物”的“物”，他明确表示应该理解为“事”的含义。但是在王阳明一生对于“格物”的理解中，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朱熹这一最基本的解释。
  不论如何，由王阳明所导致的“朱子”的误读，其影响甚至波及了现在的“朱子学”研究者。当然，现代研究者大都会引证朱熹对“格物”的解释，即将“物”理解为“事”。但是，他们却大多又将“事”翻译为现代日语中包含有“事”字的二字词语，例如“事物”或者“事象”。本书第二部分将详细讲述，在朱熹用词的语境，以及在他所依据的传统经书注解的语境中，“格物”的“物（即事）”字都是指“职”，用现代日语应该翻译为“职务条规”（職務条項）或者“工作”（仕事）。现代的“朱子学”研究虽然遵从朱熹的指导，将“物”读为“事”，然而却又将“事”误解为
  “事物”“事象”等被人观察到的个别的客观对象，即走向了王阳明等所说的“外物”的错误方向。这一误读构成了现代“朱子学”研究的基础。
  正是基于以上看法，笔者认为朱熹的文本是值得重新阅读的“古典”。不知道读者诸君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