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于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朱子无疑是一个无法忽略、无法绕过的关键性人物，正因如此，朱子哲学以及广义的朱子学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整个中国哲学界关注的重心之一。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无论是文献的整理与编撰、生平事迹的梳理与考辨，还是思想理论的阐发与诠释，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①。然而，正如吴震先生最近所指出的：“就大陆学界而言，自1981年张立文先生《朱熹思想研究》和1988年陈来先生《朱子哲学研究》出版以来，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以哲学史或思想史为视域的朱子学研究的专著竟然极为罕见，不免令人唏嘘。”②即便加上吴震先生没有提及的，包括2010年蒙培元先生的《朱熹哲学十论》以及2018年吴震先生自己的《朱子思想再读》等几本以哲学视域研究朱子学的专著，他所感慨的“与阳明学以及阳明后学研究领域各种专题论著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学术现象相比，朱子学以及朱子后学研究领域的专题论著却略显‘冷清’”③这一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事实上，不仅大陆学界如此，即便是在港台与海外，对朱子的哲学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与阐释的专著也并不多见。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出版一本以朱子的哲学理论为主题的专著，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
  本书基于对朱子著作的阅读与思考，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探讨朱子哲学内在的问题意识及其整体性结构，并在这一视域下，对朱子哲学中的相关哲学理论内涵加以阐发，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章主要处理朱子哲学中的理气论问题。在本书看来，朱子的理气论实质上是针对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佛教的性空论。而性空论又涉及真如缘起思想，即天地间的万物都是真如本心幻化而成的。在朱子看来，性空论的克服构成了理气论的核心问题，而对性空论的克服又涉及气化生物的问题。朱子认为从本源上说万物都是气化所生，而气内在地具有生理，这种生理在气化万物的过程中就内化为万物内在的性，这也就是在朱熹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性即理”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而通过气中内在地具有理这一观念的揭示，朱子实际上对《中庸》的“天命之为性”进行了转化，从而无论是对万物生成还是对万物之性的来源问题的理解都不再诉诸神学目的论。因此，理气论也内在地包含着对目的论的消解。
  对性空论的克服是第一章的主要内容，而在朱子看来，对性空论的克服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对人性实在性的论证。人性的实在性主要是涉及本体的问题，而体总是离不开用，因此比人性实在性更重要的是人性的功能是什么的问题。朱子对人性功能的论证实际上是对孟子性善论的一种继承。他认为，人性是一种感通能力，主体由于内在地具有这种感通能力，在人伦日用之中就能够自然而然地为善。因此，人性构成了人伦日用的本体论基础，或者说，人性构成了人伦秩序的内在法则。而作为主体内在的感通能力的人性之所以受到重视，也与朱子对人伦秩序的关注有关。正是因为人伦这种存在秩序非常重要，那种作为人伦秩序基础的人性才显得重要。概言之，人性的功能及其对人伦秩序的意义构成了本书第二章的主体内容。
  朱子对人性功能的阐发实际上是以性善论为基本内容。但性善论必然面临性恶论、善恶混等不同人性论的挑战。在朱子看来，人性本善，但这种为善的能力会受到气禀和人欲的抑制。气禀是人生来就有的，因此是抑制人性功能的先天因素，而人欲实际上是在人性功能发用之时，主体对它的有意违背，因此是抑制人性功能的人为因素。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的是气禀对人性的抑制问题，而天理人欲之间的关系问题则涉及人欲对人性功能的抑制问题。朱子通过对这两个方面内容的分析，实际上既坚持了性善论，也回应了性恶论、善恶混等不同人性观的挑战。因此，本书第三章主要围绕抑制人性功能的双重因素展开。
  人性受到气禀、人欲的双重抑制，因此只是以潜能的形式存在。然而，人性虽然潜能化，但它作为本体仍然具有重新发用的可能，这就涉及工夫的问题。因此工夫论之所以在朱子哲学中如此重要，就在于正是通过工夫，也就是后天的修为才能使得那种先天的人性潜能开发出来。这在朱子那里也就是复性的问题。而谈到工夫，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工夫的具体进路问题。但这一问题不同学派有着不同的理解。朱子与湖湘学派关于察识与涵养关系的辩论实际上主要涉及工夫进路的问题。而朱子心性论中的中和旧说向中和新说的转变也与工夫进路的问题密不可分。总之，修为以复性的工夫及其具体进路构成了本书第四章的主要内容。
  从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辩论可以看到，工夫进路的恰当与否对于复性的修养目标非常重要。但工夫进路不能盲目进行，它实际上有其当然之则，即有其规范性。对朱子而言，这种规范性必须通过格物致知才能弄清。因此，朱子那里的格物致知问题所涉及的首要问题就是对工夫进路的引导问题，除此之外，还涉及实践活动如何进行的问题。这是因为，工夫问题以复性即德性的成就为目标，实际上培养的是德性主体，但朱子这些儒家学者必须面对家国天下的众多实践事务，而处理这些事务也有其规范性，否则实践活动就会陷入盲目性，故格物致知还涉及实践盲目性的克服问题。本书第五章从工夫进路的指引与实践盲目性的克服两个方面展开了对格物致知问题的分析。
  无论是以涵养、察识为主要内容的尊德性工夫还是以格物致知为主要内容的道问学工夫，都属于个体层面的修养工夫，借用儒家的固有术语来说，即属于内圣之学。然而，在儒家传统之中，内圣总是关联着外王。对于朱子而言，对儒家内圣之学的阐发，实质上寄托于其外王的政治理想之中。这一点在朱子与陈亮等人之间展开的王霸之辩、皇极之辩中得到明确的体现。这些相关的辩论，既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涉及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又构成了对现实政治批判的历史依据。朱子试图通过相关的讨论表明，外王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内圣的修养工夫之上，从而用修养工夫对现实的政治主体进行立法。对上述相关内容的分析构成了本书第六章的内容。
  正如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的，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然没有形式的体系，但有其实质的体系①。就朱子而言，这一点无疑也是成立的。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作为没有形式上的哲学家，朱子哲学实质层面展示出了一个非常系统的、具有明确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哲学体系。本书的写作正是试图以一种结构性的方式将朱子哲学的这一内在体系清晰地建构与呈现出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朱子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哲学家，他的哲学虽然在实质层面具有非常明确、严密的体系，但这一体系并非他的思辨构造的产物。事实上，如果说一个哲学家有其实质性的体系，那么，毋庸置疑，这一哲学家必然有其明确的问题意识，而其哲学体系实质上也就是其问题意识的展开。这一点在具有形式的思想体系的西方哲学家那里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作为“首尾贯穿之哲学书”，源于康德对“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追问，而以《纯粹理性批判》为核心的康德认识论哲学，实际上也就是上述问题的展开。作为没有形式的但有实质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朱子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正如本书第六章一再指出的，作为一位儒者的朱子，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余英时指出的“秩序重建”的问题。不过，与当代政治哲学试图通过制度建构的方式来达成秩序重建有所不同，朱子仍然是将儒家传统中的修身作为身—家—国—天下这一儒家所关注的整体性生存秩序的基础。朱子曾言“圣贤之言本以修为为主”①。而在理学的语境中，“修为”又被赋予了“工夫”的内涵。换言之，在朱子那里，正如本书第六章指出的，以道学为核心的修养工夫，构成了秩序重建的根本性方式。事实上，通过前文对本书核心内容的介绍，也不难看出，朱子的整个哲学体系，主要涉及人性的实在性、人性在人伦日用中所承担的功能、抑制人性功能的双重因素、开发人性功能的工夫及其具体进路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无不与修养工夫这一核心问题密切相关：（1）作为一个儒家学者，朱子自觉地继承了孟子所揭橥的性善论，不过在朱子时代，性善论遭遇到佛教所提出的性空的挑战。因此朱子强调性是本体，并通过理气论对人性的实在性进行论证，无非是要强调人性本善这一本体论事实，换言之，主体内在地、先天地具有本然之善性。（2）人性的实在性并不是一个虚构的实体性存在，人性必然有其功能，否则它对主体就不具有价值意义，也就无须对其实在性加以论证。朱子通过对人性功能性的揭示，指出它是主体内在的可以为善的感通能力，它构成了人伦秩序的内在法则。（3）在上述意义上，人性的实在性与人性的功能性一起表明性善是一个本体论事实。然而，既然人性本善，那又如何解释现实中的过与恶？朱子对气禀、人欲等问题的讨论，都与这一问题有关。（4）上述讨论的结论是，性善虽然是一个本体论事实，但人性受到了气禀与人欲的双重抑制，从而对现实的主体而言，人性这一本体所具有功能只是以潜能的形式存在。需要后天的努力，使得先天的潜能得以开发。这一开发人性潜能的过程就是工夫。（5）开发人性潜能的工夫并不能盲目地进行，而是有其具体的进路，即涵养与察识。当然上述进路应当如何展开，对主体而言并不是自明的，它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讨论和分析，而这一过程即是格物致知的过程。不难看出，朱子哲学的诸环节实质上都是围绕着修养工夫这一核心展开的，而修养工夫又是为秩序重建服务的。正如冯契先生所言：
  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
  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
  里），形成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使他感到苦恼、
  困惑，产生一种非把问题解决不可的心情。①
  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朱子的哲学体系并不是朱子主观的思辨构造，而毋宁是“如何实现秩序重建”这一“非解决不可的问题”逼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哲学中充满了理气、心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涵养察识、格物致知等众多概念、范畴。当前对朱子哲学的研究，总体上都是围绕着上述概念或命题展开的，或者说，范畴论的研究方式构成了当前朱子哲学研究的主要进路。毋庸置疑，对朱子哲学的研究无法脱离对相关范畴的分析与理解。因此，这种范畴论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实质意义上推动了朱子哲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化。不过，范畴论的研究方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②，即它往往纠缠于概念、命题的辨析而忽略了朱子哲学所关注的内在思想结构、问题意识以及相关问题的理论内涵。而在本书看来，只有在朱子哲学的问题意识及其整体性结构中，才能够弄清朱子在使用这些概念、范畴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朱子是如何运用这些概念、范畴展开其哲学思考的，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才能够真正穿透这些概念、范畴所具的理论内涵。
  当然，本书的研究也并不能看作是对朱子哲学的还原。实际上，在当前朱子哲学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的背景下，任何对朱子哲学的研究都不得不直面已有的研究成果。本书的研究也同样是以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为背景的——无论是正面的吸收、借鉴，还是反面的反思、批判。更为重要的是，在“中西哲学的相遇、沟通已经成为一个本体论的事实”①的背景之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谓的“以中解中”，同样对朱子哲学的研究，也不可能是“以朱解朱”。事实上，近代以来的朱子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领域的研究都受到西方的学术范式与知识体系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在给中国学术研究带来新的理论、范式与方法的同时，也存在着遮蔽中国哲学自身的内在体系与理论内涵的问题。因此，本书的研究既自觉地将自身建立在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消化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也自觉地避免套用西方哲学中某种理论框架来解释朱子哲学。对本书而言，西方哲学的参照性意义在于，通过与西方哲学中的相关理论的对比，以彰显出朱子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独特理论内涵。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朱子哲学的相关文献中有着丰富的概念、范畴，但由于他没有有意识地去构建一个哲学体系，他对这些概念、范畴往往都没有进行明确、系统的定义，特别是如《朱子语类》这类“著作”又是弟子所记录，在概念、范畴的使用，乃至观念表达方面都存在诸多不明确、不严谨的地方，因而导致在当代的朱子哲学研究中，相关的概念、范畴的考证、辨析往往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内容。不过，由于本书定位于揭示朱子的基本问题意识，以重构朱子的内在哲学结构，并在这一哲学结构的观照下阐述朱子相关观念的理论内涵，这一工作也不可避免地要对相关概念、范畴进行辨析，故为了避免影响到全书整体行文的连贯与流畅，笔者尽量更多地将相关的辨析以及对当代相关工作的回应等内容放在注释中进行，导致本书的注释非常之多，有的注释内容也非常之长，注释的总字数居然占全书总字数的1/3左右。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还请读者理解！

①笔者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曾经对朱子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做过一个综述的工作，但没有发表。如今距离博士论文的完成已有四五个年头了，时过境迁，又涌现出了众多的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因此，笔者这里不拟重新进行一个文献综述的工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刘昊、吴震《十年来宋明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中心》，《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②吴震：《朱子思想再读·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③同上。 ①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多无精心结撰，首尾贯穿之哲学书，故论者多谓中国哲学家多无系统。然所谓系统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其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见冯友兰《泛论中国哲学》，《三松堂全集》第11卷，《哲学文论》上，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家师杨国荣老师经常提及冯友兰的这一观点，本书的写作在方法论上也自觉地接受了这一现点的指导。 ①（宋）朱熹：《答陈才卿一》，《文集》卷59，《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5页。按：以下凡引朱子著作，《朱子全书》简称《全书》，《朱子语类》简称《语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简称《文集》，《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简称《续集》，《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简称《别集》，版本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①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收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②陈来先生业已注意到了范畴论的局限性，他说：“在80年代早期，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曾流行‘范畴体系’的研究。这种研究可以在范畴系统的一般特征方面显现出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的不同，但范畴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具体的问题的探讨，不是从具体的哲学讨论中理解范畴概念的意义，就只能停留于一般的、笼统的说法上，而无法真正促进我们对中国哲学基本概念和具体讨论的理解。”见陈来《宋明儒学的“道”、“理”概念及其诠释》，载陈来《中国近世思想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7页。 ①杨国荣：《哲学的建构与现代性的反思》，《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①事实上，自宋代理学诞生之后，出现了众多以“性理”命名的书。不仅宋代就有程端蒙的《性理字训》出现于世，后世更有明代韩邦奇的《性理三解》、钟人杰的《性理会通》、胡广的《性理大全》等，此外，清代李光地等纂修有《御纂性理精义》，甚至民国时期的唐文治尚且著有《性理学大义》一书。这一现象表明理学之“理”必须在“性理“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正如后文将进一步指出的，“性理”所涉及的实质问题是人与万物的本性及作为其天道根源的气中之理。 ②子贡说的“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就表明了这一点。 ③（宋）朱熹：《孟子或问》，《全书》第6册，第93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