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知—觉”到思、情、意——心与思、情、意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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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从官能、性理到工夫:朱子心论新探》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4839
颗粒名称: 第二节 从“知—觉”到思、情、意——心与思、情、意新探
分类号: B244.75
页数: 16
页码: 23-38
摘要: 本文讨论了朱子对心与知觉关系的观点。作者通过对朱子文献的考察,分析了心(或称为“知觉”之能)在与他者接触时的升级态,包括思能、情能和意能。作者认为,在朱子的思想中,心本身是指知觉之能,在发挥自身能力时则表现为思能、情能和意能。同时,作者分析了思、情、意这些能力之间的关系,指出它们是前后串行的,而非同时并行的。文章还对“情”和“意”作了进一步解释,说明它们是心理活动中的能力。文章总结了朱子心论的丰富性和基于知觉、思、情、意的体用分析。
关键词: 朱熹 哲学思想 研究

内容

一 心(“知—觉”之能)包含“思”能、“情”能、“意”能
  上一节提到,在朱子,心或者说“知—觉”之能包括“思”“情”“意”在内,而“思”“情”“意”都是能力。所谓心(“知—觉”之能)包括“思”“情”“意”,是指“思”“情”“意”都是心(“知—觉”之能)在与包括“魄”中信息在内的具体他者接触时的升级版、运用态,具体来说:
  此心(“知—觉”之能)最初与具体他者接触的时候,较浅的“知”能或者说认识能力会首先获得对象——即他者的经验因素,并升级为“思”以解析之。《语类》载朱子答弟子“知与思,于人身最紧要”之问时说“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与手相似,思是交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①,即是此意,后来阳明说“思是良知之发用”②,与朱子“思所以用夫知也”义同。随着“思”的深入,较深的“觉”能也会获得对象——即他者或者说此心的生生道理,所谓“思则得之”是也,③并升级为“情”以呈现之,呈现出来,便是此心对于他者表达基本态度(这种呈现是直达于眼神、面色的,所以是可见的,但未必所有人都有眼力见到)。朱子曾说:
  性具于心,发而中节,则是性自心中发出来也,是之谓情。④
  “情”是“性自心中发出来”,等于说“情”是此心“因理而觉”所生,即显示出“情”是“觉”能在获得对象时的升级版这一点(朱子这句话中所含的仅仅以“中节”者为“情”、不以“不中节”者为“情”的意思,待后文心与善恶处详辨)。需要说明的是,在朱子,心性二者“说着一个,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⑤,所以“性自心中发出来也,是之谓情”这一点,即“情是心灵因性理而觉所生”这一点,又常被朱子简化表述为“性之已发者,情也”⑥“情是性之发”⑦“(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⑧。也就是说,类似“情是性之发”这样的表达里面虽然没有出现“心”字,但实际上都隐含着“心”字在其中。如当朱子说“情根乎性”⑨“情本乎性,故与性为对”“性是根,情是那芽子”①,又以《乐记》“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之说中“性之欲”三字为“即所谓情也”②且又说“及其感物而动,则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则无自而发,故曰‘性之欲’”③的时候,其中“性”字背后都隐含着“心”字,所谓“说着一个,一个随到”是也,这是解读朱子言论时所需特别注意者。④话说回来,上所言“思”,无论面对怎样的他者,也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他者,其面貌永远都是解析,不会有任何异样,但“情”则因为是“性理”的呈现而一物一时一地各有其“理”,所以会随着他者的不同,甚至时地的不同而更有不同的具体面貌,所以《中庸》有“喜怒哀乐”之说,孟子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说,《礼运》有七情之说,而朱子也说“情却多般”。⑤
  随着“觉”能升级为“情”,“觉”能中所蕴含的“实践作用”也会浮出水面而首先呈现为“意”,以围绕基本态度为他者谋划,然后“主宰”身体及事物,将谋划的蓝图付诸实施,他者因此得到一定的处置。《语类》载:
  李梦先问情、意之别。曰:“情是会做底,意是去百般计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后用。”(夔孙录云:“因是有情而后用其意。”)⑥
  问:“意是心之运用处,是发处?”曰:“运用是发了。”问:“情亦是发处,何以别?”曰:“情是性之发,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如爱那物是情,所以去爱那物是意。情如舟车,意如人去使那舟车一般。”①
  情又是意底骨子。②
  凡营为、谋度、往来,皆意也。③
  这些言论,一方面指明了“意”之为“情”的后继、围绕“情”施展这一点;另一方面指明了“意”之为实践性的谋划之能的实质;延在钦说“这就是说,在发生某种情感后,意是要用尽一些方法而做该事情”④,也指出了这一点;柳阳辉说“‘意’是更具备主动性的心理活动”⑤、张立文教授曾说“(在朱子)‘意’是一种意见和主张,它是在‘知觉’积累了有关某一事的丰富感性材料基础上,通过‘心思’,认识了某一事物的本质,而形成了设想和方案”,所言皆近是。有学者认为朱子所言的“意”指意识或观念,接近于现代心字的内涵,恐于朱子营为、谋度、主张之说不合。现代所谓“意识”“观念”“心”其实只能对应上朱子所言的“知”“思”,而在朱子这里,“意”和“思”相近而实不同。相近处在于,二者都是心灵的高度运转状态,且“意”和“思”一样,也是无论面对怎样的他者,也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他者,其面貌永远都是谋划,不会有任何异样;不同之处在于,“思”是一种静观的、分析的、辨别的能力,静观准确、分析清楚、辨别明白,“思”便完成其职分,“意”是一种支配的、综合的、谋划的能力,支配妥当、综合完整、谋划周密,“意”才完成其职分。当然,二者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意”以“思”为基础,朱子认同程子所说“三(思)则私意起而反惑矣”⑥,又自言“如好恶是‘情’,‘好好色,恶恶臭’,便是‘意’”(观察、分辨“好色”“恶臭”,便是“思”),⑦即体现出这一点。
  基于“意”给予他者的处置,如果双方都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则他者满足而退,不再需要“意”,“意”也“功成身退”,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如果有另外的具体他者接踵而来,此心自然又会有一番“思”“情”“意”的“运用”,但如果没有另外的具体他者接踵来至,另一番“思”“情”“意”的“运用”自然无从而起,此心不得不回复到纯然“知—觉”之能的面貌中去(这种状态不易理解,但在朱子这里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在后面中和新说部分会有详细论述)。后来阳明说“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①,所言诚是,从朱子心论的视角来看,“思”“情”“意”都不可能“悬空”,都是事物触发因而关联于事物的。
  “思”“情”“意”既然是心(“知—觉”之能)在与他者接触时的升级态、运用态,则三者在朱子之为纯然能力而不含任何意义上的信息可知,因为能力的升级态、运用态,一定仍然是能力,不可能质变或掺入其他东西。其中“思”之为能力,毋庸赘言,“情”“意”之为能力,还有以下证据:
  心,便是官人;气质,便是官人所习尚,或宽或猛;情,便是当厅处断事,如县尉捉得贼。②
  情犹施设,心则其人也。③
  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也。④
  欲为这事,是意;能为这事,是情。⑤
  情是会做底,意是去百般计较做底。⑥
  此中第二条中的“施”“设”都是动词。一、二、四、五条皆以动词说“情”“意”,三、四两条复以“能”说“情”,则“情”“意”在朱子为纯粹能力可知。柳阳辉说“‘情’和‘意’都是心理活动”,也以“情”“意”为能力。⑦如前所言,“思”能、“情”能、“意”能的运用会在“魄”中留下信息或者说痕迹,这些信息或者说痕迹中有很多是直接关于“思”能、“情”能、“意”能的样貌的,却并非“思”能、“情”能、“意”能本身,日常以关于“思”能、“情”能、“意”能的信息甚至“思”能、“情”能、“意”能的运用所留下的一切痕迹为“思”能、“情”能、“意”能本身,从朱子的角度看,恐怕是一种张冠李戴。
  又,“知”浅“觉”深,而“思”是“知”的升级态,“情”是“觉”的升级态,则“思”自然是“情”的先导,“情”自然是“思”的后继,二者是先后串行关系,而非同时并行的关系,朱子描述心之应事接物时说“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①,也表明了这一点。由此则在朱子,“思”和“情”是不可能冲突的,而日常所谓“思”和“情”或者说理智和情感的冲突,实际上是一路“思”—“情”和另一路“思”—“情”的冲突,只不过前者中作为后继的“情”可能很微弱,后者中作为先导的“思”可能很迅捷,以至于人们不易察觉而已(这种迅捷之思也曾被《中庸》表述为“诚者不思而得”,但至少在朱子看来,所谓“不思而得”本质上仍然是“才思即得”,其中“不思”只是说没有平常人那种“百思不得其解”的迟钝之“思”而已,朱子回答弟子“圣人有思无思”之问说“圣人……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即是此意)。如孟子“孺子将入于井”一章中,“乍见”即有恻隐之心,好像只有“情”没有“思”,但实际上恻隐之心建基于对孺子所处情境迅速而清晰的认知和判断;那些想要“邀誉于乡党朋友”的人,好像只有“思”没有“情”,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对孺子无“情”,对“邀誉”则有执着的喜好,难免有对于能够邀誉的窃喜;还有的人在救与不救之间纠结,“救”的理路可能是“判断孺子将入井—恻隐之心”,也可能是“判断孺子将入井和想到可以邀誉—邀誉之窃喜”或其他,“不救”的理路可能是“救了也不能邀誉——讨厌浪费时间”,也可能是“想到讹诈事件——恐惧”或其他,但都不可能在“思”—“情”这一线路上缺少任何一环;而这种纠结,以及出于邀誉的救或者不救、出于对于讹诈事件的恐惧的不救,显然都是“思”之太多所致,这些坏的结果虽然都表现在“情”上,但无法在任何意义上归罪于“情”,所以对治的方法也不会是加强理智对于情感的控制,而是“思”的自我净化,包括朱子在内的理学家经常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思”上,根源即在于此。另外,关于“知—觉”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其所发出的“思”—“情”会分为两路形成纠结,我们在后文“道心人心”部分会进行讨论。
  总而言之,在朱子,心(“知—觉”之能)包含“思”能、“情”能、“意”能这一系列能力在自身,或者说,心之为“知—觉”之能,其实是可以运用为“思”能、“情”能、“意”能的“知—觉”之能。朱子心论地基的丰富性,可以说已经毋庸置疑了。需要说明的是,论者或认为,朱子用以表述心之官能的,还有“志”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在朱子,“志”并非一种独立的官能,而只是一种特殊的“情”,一种由高明广大的事物所触发的强烈而恒久的情感,其言曰:“‘志’与‘意’都属情,情字较大”(这里朱子一反其区分情、意的通常做法,将意也纳入情的范畴中,实际上只是以情指代思、情、意这一系列能力,并非真的取消了意的独立性。后面“心统性情”部分我们还会涉及这一点),①“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②即是此意。
  二 基于“知—觉”“思”“情”“意”的体用分析
  不难看出,在朱子,“心”在作为自己单独存在的时候,其面貌是“知—觉”之能,在发挥自己的才能的时候,其面貌是“思”能、“情”能、“意”能,在这个意义上朱子以“知—觉”之能为“心本身”,以“思”能、“情”能、“意”能为“心之运用”。朱子说:
  然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及其动也,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艮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①
  其静时,思虑未萌,知觉不昧,乃复所谓“见天地之心”,静中之动也。其动时,发皆中节,止于其则,乃艮之“不获其身,不见其人”,动中之静也。②
  动静、中和问题待后文详论。据第一段后半段及第二段可知,第一段前半段中所谓“事物未至,思虑未萌”其实是“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一性浑然道义全具”是在申说“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并不是在“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之外有所添加,“体”即本身,所以所谓“事物未至,思虑未萌(知觉不昧),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是乃心之所以为体”其实就是在说“知—觉”之能是“心本身”。朱子曾说“意则有主向”③,所以“各有攸主”其实是在说“意”能,而所谓“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其实就是在说“思”能、“情”能、“意”能是“心之运用”。又朱子《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说:
  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按:此处“性”字,王懋竑《年谱》作“情”)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④
  此中“思虑未萌”无疑仍然是“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体”仍然是“本身”的意思,“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也是在申说“体”而不是有所增加,所以所谓“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实质上也是以“知—觉”之能为“心本身”。这里的“情”字代表“思”“情”“意”三能,所以所谓“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也是以“思”能、“情”能、“意”能为“心之运用”。又朱子说:
  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说得?①
  这里的“体用”也是“本身和运用”的意思。“未发之前”即未与他者接触而“运用”之时,此心的面貌只能是“知—觉”之能,而朱子谓之“心之体”,也是以“知—觉”之能为心本身。“已发之际”即与他者接触而“运用”之时,此心的面貌会是“思”能、“情”能、“意”能,而朱子谓之“心之用”,也是以“思”能、“情”能、“意”能为心之运用。又朱子《大学章句》中说:
  经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诚。”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②
  这里的“意”代指“思”能、“情”能、“意”能,“知”代指“知—觉”之能,“心体”即心本身,“发”即运用。以“心体之明有所未尽”说“知”之未至,蕴含着以“知—觉”之能为心本身的意思。以“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说“意”之未诚,蕴含着以“思”能、“情”能、“意”为心之运用的意思。③后来阳明说“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①,也以“知觉”为本身,以“意”为运用,与朱子大体相同。
  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是不会随他者的来去而存在或不存在的,作为心之运用的“思”能、“情”能、“意”能,则会随他者的来去而出现或消失,在这个意义上朱子说:
  因此偶复记忆胡文定公所谓“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则虽一日之问百起百灭,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语。②
  “不起不灭心之体”“一日之间百起百灭,而心固自若”即是说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不会随他者的来去而存在或不存在,“方起方灭心之用”则是说作为心之运用的“思”能、“情”能、“意”能则会随他者的来去而出现或消失,所以朱子认为“自是好语”。朱子紧接着又强调说:
  但读者当知,所谓“不起不灭”者,非是块然不动、无所知觉也,又非百起百灭之中,别有一物不起不灭也。
  此中“无所知觉”是“无知觉之能”的意思,不是“无知觉对象”的意思。一直存在的心本身实际上就是“知—觉”之能,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以说“所谓‘不起不灭’者,非是块然不动、无所知觉也”。他者来至而“思”能、“情”能、“意”能出现,则“知—觉”之能已然升级,不再存在“思”能、“情”能、“意”能之外的“知—觉”之能,他者离去而“思”能、“情”能、“意”能消失,则“知—觉”之能则回复到“知—觉”之能的面貌,所以说“非百起百灭之中,别有一物不起不灭也”;后来阳明说“然谓‘良知常若居于优闲无事之地’,语尚有病。
  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①,又说:“未发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②,也是此意。作为运用面貌的“思”能、“情”能、“意”能意味着心与他者的接触,可以说是一种“动”的面貌,相对而言,作为本来面貌而意味着心的独自存在的“知—觉”之能,虽然“非是块然不动”,但终究显示出一种“静”态出来,所以朱子紧接着又说:
  但此心莹然,全无私意,是则寂然不动之本体,其顺理而起、顺理而灭,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尔。
  “寂然不动”即“静”,“本体”即“本来体段”,也即“本身”或者说“体”,③“感”即“动”。“寂然不动之本体”即以“静”形容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即以“(感)动”形容作为心之运用的“思”能、“情”能、“意”能。在前文所引《答张钦夫》第四十九一段中,朱子在“事物未至”和“事至物来”前面分别冠以“方其静也”“及其动也”字样,也以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为“静”,以作为心之运用的“思”能、“情”能、“意”能为“动”。又朱子曾说: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能觉者,而无所知所觉之事,此于《易》卦为纯坤不为无阳之象”④“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觉而无运用,冬之象也”①、“心如水,情是动处”②,也以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为“静”,以作为心之运用之一的“情”能为“动”。后来阳明说“心之本体原自不动”③,与朱子意同,而他回答弟子“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的问题时说“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用言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④不可谓不精彩,但若说其中“先儒”包括朱子,则未免诬枉,朱子之意也是“静可以见其体(而用在其中),动可以见其用(而体在其中)”,而不是“以动静为体用”。事实上,“动静”二词是形容词而非名词,是虚词而非实词,“体用”则是名词、实词,很少会有思想家犯“以形容词、虚词为体用”的错误,弟子的问题应该只是出于他自己的误解,基本不会有思想家能够真的能够对号入座。
  我们上文已经提到,在朱子,“心具此性(众理)”,而“心具此性(众理)”的首要意义,便是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具此性”,在这个意义上,如上面所引《答张钦夫》第四十九及《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所示,朱子主要在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这里说“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天命之性,当体具焉”。又朱子说:
  然则仁义礼智信云者,乃所谓未发之蕴、而性之真也欤?⑤
  未发之前,万理备具……所以合做此事,实具此理,乃未发也。⑥
  “未发”则此心作为其本身也即“知—觉”之能存在,所以这两句也都是在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上说“具此性(众理)”。⑦进一步,我们上文也曾提到,朱子反对“性中(外)别有一个心”“性外别有一个知觉”,而认为“心性只是一个物事,离不得”“理不离知觉,知觉不离理”,甚至“此两个说着一个,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所以朱子经常将作为心本身的“知—觉”之能藏在“性”字之中,其言曰:
  情之未发者,性也。①
  喜怒哀乐未发,无所偏倚,此之谓“中”。“中”,性也;“寂然不动”,言其体则然也。②
  其未发,则性也。③
  未发是性。④
  大概在身则有个心,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⑤
  “未发”“心之体”在上文被表述为“知觉不昧”而“一性浑然”,在这些表述中却直接表述为“性”,唯一的合理解释只能是,朱子将作为心本身的“知一觉”之能藏在了“性”字之中,这和他“说着一个一个随到”的说法也是一致的。事实上,朱子是有明确的“藏‘知一觉’之能于性”乃至“藏心于性”的意识的,他论《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之说曰“所谓‘静’者,亦指未感时而言耳。当此之时,心之所存,浑是天理,未有人欲之伪,故曰‘天之性’”⑥,“所引‘人生而静’,不知如何看‘静’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耳。盖当此之时,此心浑然,天理全具”⑦,引入“心”来解释“天之性”之说,即体现出这一点。他又曾回答弟子孔子不说心之问说“孔门虽不曾说心,然答弟子问仁处,非理会心而何。仁即心也,但当时不说个‘心’字耳”⑧,也体现出明显的“藏心于性”的意识。论者多认为朱子特别强调心、性之别,因而对于以上说法难以有确切的理解,但实际上,朱子所言“心、性之别”只是和其他学者对比才显得“特别”,在其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则与“心性之一”平起平坐甚至以“心性之一”为前提,可谓无甚“特别”,所以除了朱子明言心性之别的地方,其他所有论述中的“心”字都蕴含着“性”字在其中,“性”字也都蕴含着“心”字在其中,这也是解读朱子学说所需特别注意的地方。后来刘宗周说“朱子以未发言性,仍是逃空堕幻之见。性者生而有之之理,无处无之”①,一方面是没有看出“性”字之后隐藏的“知—觉”之能,另一方面是不知“未发为性”只是“未发可以见其体”的意思,不是将未发和性完全等同。
  “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被藏在“性”字之中,则“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的属“静”常常会被表述为“性”属“静”,“思”能、“情”能、“意”能作为“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的发用,也常常会被表达为“性”的发用,朱子说“人受天地之中,只有个心性安然不动……性静而情动”②“性静,情动”③“性是静,情是动”④,都是以“性”之属“静”表述“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的属“静”,又朱子说“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⑤,则是以“性之用”表述“知—觉”之能或者说心本身的发用,不难看出,上文所引用到的“情是性之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需要说明的是,朱子不但有“心之(本)体”的说法,而且继承了孟子“本心”的说法。由于这两个概念字面相似,且朱子既说过“心之本体本无不善”⑥,又说过“本心元无不善”⑦,所以论者多将二者等同起来,延在钦说:“从朱熹所提的‘未尝不善’‘本无不善’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谓‘心之本体’是相当于孟子所提出的不忍人之心、四端之心、良心、本心等概念”⑧,即是如此,牟宗三亦然。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很不相同的。从字面上讲,二者的结构完全相反:“心之本体”中“心”是定语形容词,“本(体)”是名词;而“本心”中则“本”是定语形容词,“心”是名词。从所指上讲:“心之本体”和“心之发用”相对,是指心本身,属于对“心”的分析;“本心”则和“非本心”或者说“被奴役之心”相对,而有其本身,属于对“心”的评判。朱子说:
  夫人心是活物,当动而动,当静而静,动静不失其时,则其道光明,是乃本心全体大用。①
  不错底是本心,错底是失其本心。②
  第一条即指明“本心”有“体”有“用”,第二条则显示出“本心”属于对心的评判。朱子《论语集注》曾引胡氏之言说“其日用之间,本心莹然,随所意欲,莫非至理。盖心即体,欲即用”云云,③注解《孟子》“本心”之说的时候说“本心,谓羞恶之心”④,又论之曰:“盖本心之发,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为而为之也。”⑤这三处合而观之,也可知在朱子,“本心”有“体”有“用”。事实上,发用意义上的“本心”,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日常所言“本意”,朱子说“盖得时行道者,圣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圣人之不得已”⑥“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为季氏附益,夫岂其本心哉”⑦“而今若教公读易,只看古注,并近世数家注,又非某之本心”⑧“建贼范汝为本无技能,为盗亦非其本心”⑨,这些话里的“本心”都可以换成“本意”而不失其义,盖“意”属于“心”,笼统而言则曰“本心”,精确而言则曰“本意”。“本意”当然不可能在“心之本体”的概念之内。陈来教授《朱子哲学研究》第十章“心说之辨”极具启发意义,但其中有一个基本误解,即将“本心”等同于“心之本体”来看,导致这一论辩的实义没有得到完全的揭示,我们后文讨论朱子敬论的时候会重新梳理“心说之辨”中的关键论述。

附注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4页。此言也为另一弟子所录,主要内容相同:“又问:‘知与思,于身最切紧。’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584页)②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72页。 ③明清之际儒者陆桴亭说“悟处皆出于思,不思无由得悟”、“悟者思而得通也”(《思辨录辑要》卷3格致类第54条,同治正谊堂本),也指示出“思”—“(觉)悟”这一路径。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37页。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2页。 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74页。 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1页。 ⑧同上书,第224页。 ⑨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95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51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63页。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99页。 ④当然,在“说着一个一个随到”的前提下,究竟是“说着”心还是“说着”性,也是有区别的。延在钦说:“总之,关于情的来源问题,在朱熹那里,虽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它与其说理论上的矛盾和冲突,不如说由所要强调的重点不同而产生的结果。朱熹通过‘情者,心之动’的说法强调作为感应的主体的心的主宰功能。与此不同,朱熹所主张的‘情者,性之动’的见解可以说他要确立如同四端的道德情感所以为‘善’的根据。而且,他通过‘性之动’‘性之发’的说法而主张人类本性应当体现于所有意识活动上。”(《朱熹心论研究》,第150页)所言大体没有问题。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430页。 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1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1页。 ②同上书,第232页。 ③同上书,第232页。 ④延在钦:《朱熹心论研究》,第188页。 ⑤柳阳辉:《儒学大师朱熹的心理学思想述略》,《兰台世界》2014年第9期。 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1页。 ⑦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2页。 ①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91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192页。 ③同上书,第215页。 ④同上书,第191页。 ⑤同上书,第542页。 ⑥同上书,第231页。 ⑦柳阳辉:《儒学大师朱熹的心理学思想述略》,《兰台世界》2014年第9期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19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2页。 ②同上。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19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49页。 ③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2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30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5页。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页。 ③任荟婵说:“心的体就是事物未能被人感知时,人的思虑没有萌动,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没有感知的能力,只是没有去感知而已,这种‘静’的状态就叫作‘中’。心的用是事物与人接触而被人感知,人的思虑萌动,各种器官交互作用,各司其职,这种动的状态就是‘和’。这就是说,在事物与人接触之前,人的思绪是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下的,但这种静止并不意味着人没有感知事物的能力,是绝对静止的;而只有事物与人接触时,人的思虑才会萌动,同时感觉器官也会积极地运作,而人的感官运作和不运作,人的心并没有变动过,只是前者表现得被动一些,后者表现得主动活跃一些。也就是说心的体用是一体的,它只是周流贯彻,表象不同而已。总之,作为‘心”的体和用,其实就是心未发和己发时的状况,因为,无论是心与外物接触,感官积极活动时的已发情况,还是心处于未发时的静止状态,它都只是那唯一的心在应物或是未应物时的两种情况,所以心的体用是合一的。”(《论朱熹心的思想》,《安徽文学(下半月)》2014年第10期)也蕴含这一点。 ①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47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21页。 ①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65页。 ②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64页。 ③“心之本体”中的“本体”就是“本体”二字的字面意思,并不是“ontology”的意思。延在钦说“至于朱熹所谓‘心之本体’,在这里‘本体’不是指作为万物的生成、存在、变化的根本原因的本体,而是指事物的原来的样子或本然状态”(《朱子心论研究》,第110页),也是这个意思。张岱年先生说“朱熹所说的‘心之本体’是指心的本来固有的内容”(《中国古典哲学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吴冬梅说“朱子的‘体’‘用’是其独特的‘体’‘用’,不可能与现代意义上的‘体’‘用’内涵完全一致”(《“心与理一”与“超凡入圣”之学——朱子心论研究》,第21页),也是在试图强调这一点。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21页。此句《全书》标点有误,此意又见《中庸或问》:“盖当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觉者,而未有所知觉也。”(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562页)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86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1。又“性、情则一。性是不动,情是动处,意则有主向”(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32页)、“心是浑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动处”(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04页),这两处也是相同的意思。 ③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4页。 ④同上书,第31页。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36页。 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38页。 ⑦程子“其未发也五性具焉”(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77页)一言,应当是朱子这些说法的先驱。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74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41页。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790页。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694页。 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99页。 ⑦同上书,第1979页。 ⑧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647页。 ①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04页。 ③同上书,第3370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43页。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215页。 ⑥同上书,第228页。 ⑦同上书,第223页。 ⑧延在钦:《朱熹心论研究》,第109页。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第1747页。 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366页。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5页。 ④同上书,第333页。 ⑤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924页。 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5册,第1787页。 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6页。 ⑧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第3792页。 ⑨同上书,第4149页。

知识出处

从官能、性理到工夫:朱子心论新探

《从官能、性理到工夫:朱子心论新探》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在总结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朱子“心之学说”概括为“官能”“性理”“虚实动静”“身体与善恶”“工夫”五个紧密联系的部分,并对其中十多个子论题如“心与知觉、思、情、意”“心统性情”“中和新说”“道心人心”“知行论”等的内容及脉络,进行了精益求精的哲学探讨和贴切着实的现代诠释,得出了一系列较新颖而透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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