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檀作文博士的学位论文《朱熹诗经学研究》，经过他的修改整理，准备出版了。作为他的导师，我无法推辞为之写序的要求，可一时又不知从何写起。
  近几年来，褚斌杰教授和我指导的先秦两汉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有好几个是有关诗经学史的。这也许与我在这一时期为研究生开设“诗经研究”专题课有点关系。我的“诗经研究”课主要内容就是诗经学史。其中也有一些重点，如明代诗经学、闻一多先生诗经研究等，而主体是通史式的概括叙述。他们的学位论文则不同，多为断代，或专人的个案研究，既有宏观的总体把握，又有微观的具体分析，把相关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与作文的论文有关的是朱熹对《诗经》的阐述。
  从传统的经学来看，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废序的代表人物，但由于今、古文经学，以及后来的汉学、宋学的论争，对于朱熹阐释《诗经》的特点和成就，评价并不一致，总体说来是肯定的，是褒大于贬的，但有的批评也是很尖锐的：如废序是朱熹阐释《诗经》的一大特点，可是也有人认为朱熹实际上并没有废序。姚际恒《诗经通论·自序》中说：朱熹“作为《辨说》，力诋《序》之妄，由是自为《集传》，得以肆然行其说；而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而且违其所是，从其所非焉。武断自用，尤足惑世”。姚氏又在《诗经通论》首卷之《诗经论旨》中确切地指出：“其从《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不从而阴合者，又有意实不然而终不出其范围者，十之二三，故愚谓：遵《序》者而莫若《集传》。”进入二十世纪，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下，中国学术研究，按当前时尚的说法，逐渐与国际接了轨，传统的经学被分解为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对儒家不同名目的经典进行分科研究，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体现了研究的深入。但就朱熹对《诗序》的态度这一论题，众多学者的论述虽然详简不同，但均出入传统论说之中，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直到1985年，莫砺锋在《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中才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论述。在该文中，莫先生将《诗集传》题解与《诗序》的关系分成五种类型，并列出了一张详细统计表，以准确的定量分析，指出“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的，既不曲从，也不尽废，但是改正《小序》说的比较多……《诗集传》采取《小序》说的大多数是确有根据的说法，朱熹对《小序》的取舍态度是比较慎重、正确的，后代的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小序》，对朱熹的‘废序’颇有微词，实在出于偏见”。这一结论细致、深入，很有说服力。但论文限于篇幅，未能对若干问题展开论述。
  2000年春夏之交，作文完成了《朱熹诗经学研究》的学位论文，并以此获得了博士学位。如作文所说，他是在资料长编的基础上总结朱熹阐释《诗经》义例，在对比中辨析其所用概念的具体内涵以及与汉学诗经学的本质区别，从他论文中35个资料性的附录，可以看出他思维的严密和细致。因此，尽管他的论文不是专门回答朱熹对《诗序》的态度这一问题的，但论文把它作为朱熹阐释《诗经》的一个问题来考察，在正面阐述朱熹诗经学特点中，在对朱熹诗经学释义原则的深入辨析过程中，凸显了朱熹与《诗序》作者对《诗经》阐释的不同，把相关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作文关于朱熹诗经学研究的论述，尚有待学术界的全面检验，但作文的这一研究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认为对相关研究的同行来说，不管是否同意其中的论述，都不能忽视它。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平台，只有从此出发去研究，才可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而一个课题的重复研究，相互缺乏沟通，正是我们学术研究工作亟待改进的地方。
  由此，我联想到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它同其他工作一样，是需要代代相承，相互协作的。任何一个学术研究成果都不是平地突兀而起的，它总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借鉴或融汇了不同时代的相关研究的研究成果，汲取了他们经验教训之后完成的。不承认个人的天赋和努力是不对的，但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把个人的研究成果看成是独自经营的“自留地”，不准别人插手，更听不得别人的批评，这是一种很坏的学风。我认为学术成果一旦发表，它就成为了社会的共同财富，是人人可以利用的“公器”，作为成果的完成者，不必再看重它的个人印记，否则是很难成大器的。《朱熹诗经学研究》是作文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这标志着他的学术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作文富于春秋，学术潜力有待发挥，前途无量，写了上面的话，作为祝愿，期望作文能在为人为学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有力。
  费振刚
  2003年7月8日写于
  加拿大之爱民屯*寄庐
  *注：爱民屯是港台人士对埃德蒙顿的音译，我喜欢它的中文意思，故借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