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对于《诗经》用力最勤，《诗集传》便是他研究《诗经》的成果之结晶。但是关于此书的成书时间，却历来说法不一。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三系此书于淳熙四年（1177），是年朱熹四十八岁，今人多从此说。③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今本《诗集传》卷首的《序》署曰“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但是其实朱熹的孙子朱鉴在《诗传遗说》卷二中早已指出这篇序不是为《诗集传》而作：“《诗传》旧序，此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经时所作，后乃尽去《小序》。”清人《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此序写于《诗集传》成书之前：“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无一语斥《小序》，盖犹初稿。序末称‘时方辑诗传’，是其证也。”①今揆此序语意，确实尚无显斥《小序》之处，可见它原来并不是为尽去《小序》的《诗集传》而作，当然不能据它来确定《诗集传》的成书年代。
  此外，近人吴其昌在《朱子著述考》中认为《诗集传》成书于淳熙四年（1177）之后，淳熙七年（1180）之前，然未有确证。②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则说“《诗集传》在丁酉亦尚未动稿”，又说“乙未前，《诗集传》似已大体成书”。③今按丁酉是淳熙四年（1177），乙未是淳熙二年（1175），钱氏所言分明是自相龃龉。
  事实上朱熹治《诗》是一件旷日持久的工作，《诗集传》的撰写大约始于淳熙四年，而其修订则一直持续到庆元五年（1199），即朱熹去世前的一年。④
  朱熹早年说《诗》，基本上遵从《小序》之说，当时也曾成书，此书朱熹称之为《集解》，⑤或称《诗解》。⑥原书已佚，但在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中保存了若干片断，束景南据之辑成《诗集解辑存》。⑦关于这部《诗解》，吴其昌认为与《诗集传》是两部书，⑧钱穆则认为是《诗集传》的初稿。⑨我们认为两种说法不妨并存，因为第一，两书都曾单独刊行，主要的观点又不同，当然可以看作两部著作。第二，两书异中有同，我们以《郑风》为例，把《吕氏家塾读诗记》中所引的《诗解》与《诗集传》进行对比，发现前者对《将仲子》、《狡童》、《褰裳》、《风雨》等篇的解释是遵从《小序》的，没有像后者那样称之为“淫奔者之诗”。但是关于《野有蔓草》、《溱洧》两篇，前者的解释基本上包括在《诗集传》中，文字上仅有一二字之差异。由此可见，《诗集传》对《诗解》作了相当大的改动，但也有所保留，所以可以把《诗解》视为《诗集传》的基础或初稿。
  毫无疑问，《诗集传》代表着朱熹的晚年定论，我们应该根据它而不是《诗解》来评判朱熹的《诗经》学。但是，朱熹在《诗集传》中的体现的重要文学思想，即不盲从汉儒注疏而直接依据《诗经》的文本来体会其旨意的观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朱熹曾对门人说：“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①对这段话，王懋竑认为“其为记者之误无疑也。”②钱穆也认为“所云‘后到三十岁’，恐是‘五十岁’之误。否则是二十岁后又三十岁，在朱子五十岁左右，始断然知《小序》之出汉儒。”③的确，说朱熹三十岁时便已断然不信《小序》，是有些不太准确。但是他那时已经对《小序》产生怀疑，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朱熹还说过一些类似的话，不会都是出于门人误记，例如：“郑渔仲《诗辨》：‘《将仲子》只是淫奔之诗，非刺仲子之诗也。’某自幼便知其说之是。”④又如：“熹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荡旧说，诗意方活。”⑤前一则告诉我们，朱熹疑《小序》并非是毫无来由忽生圣解，而是受到了其他宋儒的启发。郑樵比朱熹年长二十六岁，他在《诗辨妄》中已经指出《诗序》是汉人所作，而且是“村野妄人所作”，朱熹自幼便已读到《诗辨妄》，当然有助于疑序观点的形成。①后一则告诉我们，朱熹作《诗解》时虽然尚未弃去《小序》，但心中早已多有怀疑，不过是“曲为之说”而已。所以朱熹晚年回忆自己青年时代便已疑《序》，是与事实并不矛盾的。
  那么，既然朱熹早年已经怀疑《小序》，为什么在《诗解》中又并不斥责《小序》呢？原来朱熹治学十分谨慎，虽然善于怀疑，但未经深思熟虑是不肯轻易创立新说的。从上面所引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他从怀疑《小序》到公然抛弃《小序》，是经历了一个颇长的过程的。在淳熙四年（1177），朱熹虽然早已对《小序》有所怀疑，但尚未形诸文字。淳熙四年他为《诗解》作序，也还没有明言《小序》之非。但次年也即淳熙五年（1178），他写信给吕祖谦说：“大抵《小序》尽出后人臆度，若不脱此窠臼，终无缘得正当也。去年略修旧说，订正为多，尚恨未能尽去，得失相半，不成完书耳。”②可见他已公开声明废弃《小序》，并准备以此为指导思想改写《诗解》。其后朱熹又多次与吕祖谦书信往来，争辩《小序》之是非。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卒。次年，朱熹作《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深为感慨地说：“此书所谓朱氏者，实熹少时浅陋之说，而伯恭父误有取焉。其后历时既久，自知其说有所未安，如‘雅郑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则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熹窃惑之。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矣。”③由此可知，朱熹对于废弃《小序》的态度十分认真，他决心要把《小序》的是非弄个水落石出。甚至在他反复修改后终于定稿的、以废弃《小序》为说诗主旨的《诗集传》于淳熙十四年（1187）付梓之后，他仍然不停地对之进行修订。淳熙十六年（1189），年已六十的朱熹写信对蔡季通说：“《诗传》中欲改数行，乃马庄父来说，当时看得不仔细，只见一字不同，便为此说。今详看乃知误也，幸付匠者正之。”①同年他又写信给吴伯丰说：“《诗传》中有音未备者，有训未备者，有以经统传、舛其次者，此类皆失之不详，今当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减矣。不免别作《补脱》一卷，附之《辨说》之后。……其例如后……”②他在此信中所说到的应予补订之处，有的在今本《诗集传》中没有照改，例如《周南·樛木》篇，此信中指出：“乐只音止二字，合附本字下。”今本《诗集传》未从。但也有几处已经改正，例如《鄘风·载驰》篇，此信中指出：“‘无以我为有过，虽尔’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下。”今本《诗集传》已据之改正。可见朱熹对于《诗集传》一书确是倾注了一番心血的，他早年怀疑《小序》，经长时间的酝酿、修订，终于写成尽废《小序》的《诗集传》，付梓后还继续修补，力求精益求精。所以到了暮年，朱熹对《诗集传》“自以为无复遗恨，曰：‘后世若有扬子云，必好之矣！’”③
  《诗集传》于淳熙十四年（1187）首次刊行后，在朱熹生前又曾数次翻刻，据朱鉴《诗传遗说后跋》所记，当时计有建安本、豫章本、长沙本、后山本、江西本等几种刊本，但大多没有留存至今。现在的通行本《诗集传》二十卷是从曾经朱鉴藏过的后山本而出，当即朱熹的晚年定本。另有八卷本乃后代坊刻所并，不足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