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荒凉许久的白鹿洞书院终于迎来了让它“重生”的重量级嘉宾——朱熹。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被任命为南康军太守，三月到任，十月即令重修白鹿洞书院。书院修复后，他还为书院订立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学规》），它既是朱熹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的反映，也是儒家道德修养基本原则和方法的集中体现。
  （一）白鹿洞书院缘起
  书院是我国古代传播文化、交流学术、培养士子的场所。北宋初年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合称北宋“四大书院”；南宋时期书院更是遍及全国，达到了三百多座，其中以朱熹修复和扩建的白鹿洞书院（1180年）和岳麓书院（1194年）、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院、陆九渊主持的象山书院最为有名，合称南宋“四大书院”。朱熹亲手创办的四所书院是白鹿洞书院、晦庵精舍、武夷精舍和沧州精舍（后改名“考亭书院”）。
  书院本来都是民办学馆，后经宋代朝廷敕额、赐田、委官，往往演化成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学校。书院的主持者称山长、洞主或山主。书院设有学规，聘请学者讲学，学生分斋读书，书院供给宿舍和饮食，采用积分制考核成绩。
  自唐至清，江西设立的书院最多，居全国之首。而“海内书院第一”的白鹿洞书院，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备的书院。白鹿洞书院位于现在江西九江的庐山东北玉屏山南，虎溪岩背后，在庐山五老峰东南的一个山丘环抱的河谷小盆地中，那里树木葱郁，风景秀丽。白鹿洞书院在唐代时原为李渤兄弟隐居读书处。李渤养有一只白鹿，终日相随，故人称白鹿先生。后来李渤就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旧地重游，在这里修建亭台楼阁，疏引山泉，种植花木，于是这里成为一处游览胜地。由于这里山峰回合，形如一洞，故取名为白鹿洞。从唐代隐士李渤开始，历经唐、五代和宋初都建有书院，唐贞元年间，曾在此建立“庐山国学”，这算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宋代初年，庐山国学经扩充改建为书院，并正式定名为“白鹿洞书院”，宋太宗时还下旨授予书院《九经》，赐封白鹿洞山长一职。白鹿洞书院历史悠久，据说来求学的学生常达百人之多。但由于战乱、失修等原因，到了南宋时期白鹿洞书院已是荒凉破败，正像朱熹诗中所说的“学馆余废址，鸣琴息遗歌”。
  朱熹出任南康知军，在游览时发现了白鹿洞书院遗址，感慨当年兴盛闻名的书院竟然荒芜破落，为了弘扬理学、振兴教育，决定加以修复。但是当时有反对者认为，国家已经在各地兴建官学，没有必要再创办书院。朱熹却力排众议，上奏《白鹿洞牒》据理力争，在朱熹的一再坚持下，宋孝宗最终批准重建。
  朱熹于是克服重重困难，全力以赴兴建书院。朱熹在原址上重建白鹿洞书院，并为白鹿洞书院修复做了大量的工作。书院在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开工修建，到第二年三月竣工，共建起二十余间屋宇。为了书院长远发展，朱熹还筹集资金购置学田，发文各地征集图书，并担任白鹿洞洞主亲自讲学。在朱熹的影响下，远近儒生慕名而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包括“升堂讲学”“互相切磋”“质疑问难”“展礼”等，以学徒认真读书、自行理会为主要形式。
  朱熹认为，书院的自然环境对学习和修养都有很大的影响。白鹿洞书院山峦环抱，“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是一个幽居讲学、著书立说的好地方。朱熹经过一番规划、建设，使这所荒废多年的书院焕然一新，成为著名的教育场所和名胜景区。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修复完工时还赋诗一首，以表达喜悦心情，诗中写道：
  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
  三爵何妨奠苹藻，一编讵敢议明诚？
  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原从乐处生。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在白鹿洞书院里讲学时，朱熹诲人不倦，学生学而不厌，师生徜徉在书院的青山碧水之中，形成一派宁静、和谐的教学气氛。在这期间，朱熹亲自主持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书院成立后，朱熹还请来了陆九渊等名人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正是由于朱熹为书院请名师，购图书，订学规，并亲自主持讲学，其办学模式开创了后来七百年封建书院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宋代教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私人书院教育的发达，宋代的著名书院大多是理学家讲学之所，对理学的发展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尤其以朱熹所起到的作用居功至伟。
  （二）《白鹿洞书院揭示》原文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
  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三）《白鹿洞书院揭示》解读
  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是因为对当时的官学不满，想复兴书院教育。宋建国初期虽然重视科举取士，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教育比前代更为兴盛，但是重视科举带来的教育弊病是使官学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学子求学的目的越来越偏离学问本身而趋向功利之学，朱熹便想通过私人讲学消除官学教育的这种弊病，恢复研习学问以“内圣外王”为目的学习本真和“初心”。
  淳熙七年（1180年），白鹿洞书院重建后举行庆典，朱熹作为南康军长官，带领下属和学院师生举行开学礼，并升堂讲说《中庸》首章，还选取了儒家经典中的精要，揭示于门楣之间，作为学院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它明确了教育的目的，阐明了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堪称我国古代学规的典范。它集儒家经典语句而成，朗朗上口，便于记诵。
  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确“义理”，并把它内化为身心修养，以达到自觉遵守的最终目的。其次，它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再次，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学规一经问世，加之朱熹的推广，不少书院便纷纷仿效，元代以后更把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奉为圭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明代东林书院的创始者顾宪成的一副名联，他在《东林会约》中就曾说过：“朱子白鹿洞书院的教条，实在是至善、至美了。读书人要为善为贤，岂能越得出这个范围，我们在东林书院所学的，也只是讲明了它的道理而加以实行罢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是朱熹的教育思想，更是代表了整个儒学的精髓。它是儒家经典的精选，简单而有体系，不仅指导士子为学，还指导士子如何修身接物。在传播中从原初的书院学规逐渐演变成各级各类学校共同遵守的教育精神，其影响也从学校扩展到整个社会。
  （四）模范后世
  随着理学地位的上升和正统化，《白鹿洞书院揭示》在南宋理宗时期成为官方颁布的学规楷模。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应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之召重振岳麓书院，就将该学规移录其中，史称《朱子教条》。朱熹逝世后，其门人时为国子监司业的刘爚于嘉定五年（1212年）奏请宁宗皇帝“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动讲，正君定国……又请以熹《白鹿洞规》示太学，取熹《四书章句集注》刊行之”。宁宗许之，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是成为太学的学规。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南宋理宗赵昀在视察太学时，亲自书写朱熹《白鹿洞规》以示肯定。此后《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御颁的学规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宋以后各地书院学规也纷纷借鉴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清末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前，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一直是全国诸多书院遵奉的学规学则，影响广泛而深远。
  《白鹿洞书院揭示》对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在日本，朱子学在德川时期已经成为正统意识和官方哲学，并长达二百七十多年之久，成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伦理的重要内容。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成为日本书院制定学规的蓝本，而且也被日本藩校和乡学当作学校师生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日本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研究十分广泛，朱子学对日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